第三部 二十七
二十七
在流放犯的一个牢房里，聂赫留朵夫看见早晨在渡船上见到过的怪老头，不由得感到惊奇。这个老头儿，头发蓬乱，满脸皱纹，上身只穿一件肩头磨破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着同样破旧的长裤，赤脚坐在板床旁边的地板上，目光严厉而疑惑地瞧着进来的人。他那皮包骨头的身子从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来，显得虚弱可怜，但神色比在渡船上更加专注，更富有生气。犯人们也象别的牢房里那样，看见长官进来，都跳下床，挺直身子站着；可是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双眉愤怒地皱起来。
“站起来！”典狱长对他喝道。
老头儿却一动不动，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
“只有你的奴仆见到你才站起来。我可不是你的奴仆。瞧你头上还有烙印……”老头儿指着典狱长的前额说。
“什—么？”典狱长向他逼近一步，威胁说。
“我认识这个人，”聂赫留朵夫慌忙对典狱长说。“为什么逮捕他？”
“警察局因为他没有身分证，把他送来了。我们要求他们别把这种人送来，可他们还是送来，”典狱长怒气冲冲地斜睨着老头儿说。
“看来你也是个反基督的家伙吧？”老头儿对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是来参观的，”聂赫留朵夫说。
“哦，你们来见识见识反基督的家伙怎样折磨人吗？那就看吧。他们把人抓起来，在铁笼子里关了整整一大批。人应当靠辛勤劳动过活，可他们把人都锁起来，象养猪一般养着，不让干活，弄得人都变成畜生了。”
“他在说什么？”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说，老头儿责备典狱长把人都关起来。
“您问问他，照他看来应该怎样对付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国人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个问题翻译了一遍。
老头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怪样地笑起来。
“法律！”他鄙夷不屑地跟着说了一遍，“那些反基督的家伙先抢劫大家，霸占所有的土地，夺取人家的财产，统统归他们所有，把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都打死。然后他们再定出法律来，说是不准抢劫，不准杀人。他们早就应该定出这样的法律来了。”
聂赫留朵夫把这些话翻译了一遍。英国人微微一笑。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付小偷和杀人犯呢，您问问他。”
聂赫留朵夫又作了翻译。老头儿严厉地皱起眉头。
“告诉他，叫他先除掉身上反基督的烙印，这样他就不会再遇到小偷和杀人犯了。你就这样告诉他。”
“他疯了，”①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给他翻译的老头儿的话，说，接着耸耸肩膀，走出牢房——
①原文是英语。
“你干你的事，可别去管人家。各人管各人的事。谁该受惩罚，谁可以得到宽恕，上帝都知道，可不用我们操心，”老头儿说。“自己做自己的长官，这样就不需要什么长官了。走开，走开！”他补充说，生气地皱起眉头，眼睛炯炯有神地瞅着待在牢房里迟疑不决的聂赫留朵夫。“反基督的奴仆怎样拿人喂虱子，你看得也够了。走吧，走吧！”
聂赫留朵夫走到过道里，英国人和典狱长却在一个门开着的空牢房门口站住了。英国人问这个牢房是做什么用的。典狱长说，这是停尸室。
“哦！”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说，并要求进去看一看。
停尸室是一间不大的普通牢房。墙上点着一盏小灯，暗淡地照着屋角的几个背包和一堆木柴，也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第一具尸体穿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衬裤，身材高大，留着山羊胡子，剃着阴阳头。这具尸体已经僵硬，两只发青的手原来一定交叉在胸前，现在已经分开；两只光脚也分开，脚掌竖起。旁边躺着一个老妇人。她穿着白裙白袄，没包头巾，留着一条短短的稀疏辫子，瘦小的脸又黄又皱，鼻子很尖。老妇人旁边还有一具男尸，穿着紫色衣服。这颜色使聂赫留朵夫一怔。
他走近前去，仔细看看那具尸体。
往上翘起的山羊胡子，挺拔好看的鼻子，白净的高高前额，稀疏的鬈发，这些特征是他所熟悉的。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还看见这张脸是激愤和痛苦的，今天却变得宁静、安详而且美得出奇。
是的，他就是克雷里卓夫，至少是他物质生命留下的遗迹。
“他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他活着又为了什么？这些问题他现在明白了吗？”聂赫留朵夫想，觉得这些问题无法解答，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感到痛苦。
聂赫留朵夫没有跟英国人告别，就要求看守把他领到院子里。他觉得今晚经历的一切必须独自好好思考一下，就坐上马车回旅馆——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