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二 第六章
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可以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一整串事件有关，只有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神，才可以由他自己的意志来确定人类行动的方向；但是人是按一定时间行动，而且亲自参与事件的。
只要重新确定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间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没有使后一道命令可以执行的前一道命令，则任何命令都是不可能执行的。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自发地出现的，也没有一道命令是适用于一连串事件的；而每道命令都是来自另一道命令，从来不是针对一连串事件，只是针对事件的某一时刻。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作战的时候，我们是把一系列连续的、互相关联的命令结合在一道同时下达的命令中的。拿破仑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国，也从来未曾下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命令向维也纳、柏林、彼得堡发出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等等——成百万条命令，这许多命令形成一系列导致法***队进入俄国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拿破仑在位时，曾发出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为此用了比用在任何别的计划上更多的力量和时间，可是在他统治的全部时间内，从来不曾有一次企图执行这个计划，却侵入了他屡次认为宜于结成同盟的俄国，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前面那些命令对一连串事件不适宜，而后面一些命令却是适宜的。
若要命令确实能够执行，就必须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但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形下不可能知道，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上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遇到成百万种阻碍。每种被执行了的命令，同时总有大量未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不相联系，所以未被执行。那些能执行的命令，只有与一贯的命令相关联，与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才得以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它的前一道命令所引起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我们只看见事件发生了，在成千上万条的命令中，只有几条与事件有联系的命令得到了执行，却忘记了由于不能执行而未被执行的那一些。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迷误的主要原因是：在历史记载中，一系列不同的难以数计的、细小的事件，例如引导法***队到俄国去的那些事件，按照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结果被归纳成一桩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又把那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意志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想进攻俄国，就进攻了。事实上，我们从拿破仑的一切行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只发现许许多多的最繁杂的最不明确的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表现。在拿破仑的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中，关于一八一二年战役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因为那一系列命令与导致法***队进入俄国的一系列事件相符合；正如用镂花模板绘制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非在哪一面或照什么样涂上颜色，而是在模板上雕刻的图形的各个面都涂上颜色。
因此，考查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就发现，命令无论如何不是事件的原因，而两者之间不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罢了。
要了解这种关系是什么，这就需要把一切不来自神而来自人的命令所具备的、被疏忽的条件恢复过来，那个条件就是，发出命令的人亲自参与了事件。
颁发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叫作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包皮括以下各点：
人们为共同行动而结成一定的团 体，在这些团 体中，尽管为共同行动所确立的目的不同，但参与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人们结合成这些团 体，彼此之间总有这样的关系：在他们结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时，大多数的人是直接参与的，少数人是间接参与的。
在人们为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 体中，军队是最明确、最清楚的例子之一。
每支军队都包皮括低级军事人员——列兵，他们总占绝大多数；比较高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的总数比列兵少；更高级的军官的总数目更少，由此类推，直到权力集于一人之身的最高军事首脑。
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由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和它的基础。士兵直接去刺、杀、烧、抢，也总从高级人员接受从事这些行动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布一道命令。那些军士们（为数较少）行动比士兵为少；但是他们发布命令。军官更少地直接行动，但是命令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挥部队，指示目标，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总司令从来不直接参加战斗，只是发布有关群众行动的总的命令。在人们从事共同行动的所有团 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一切行政机关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因此，不用特意分解连成一体的圆锥体的各个部分——一支军队的所有官职，或任何行政机关或公共事业中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职称和职位，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种法则，根据这种法则，采取联合行动的人们结成下面的关系：愈多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小，他们的人数就愈多；而愈少地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们的指挥权就愈大，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少；照这样从底层上升到最后那个人，那个人最少地直接参与行动，最多地发号施令。
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恢复了时间条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时间条件下发生的），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相关联的时候才得以执行。恢复了发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条件，我们发现，由于这种条件的性质，命令者最少地参与事件本身，他们的活动仅仅是发号施令。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