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二 第七章
一桩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桩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以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里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会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能发号施令。那个较多地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较少地动手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拟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杀 。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一事件辩解说：其所以有此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 ，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一事件加以辩解：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很有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去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下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这些辩解是为了消除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的道德责任。这些暂时的目的犹如清扫前面轨道的刷子，也是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清道的。没有这些辩解，就无法回答在考察每一历史事件时所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集体犯罪、打仗、杀人等等。
现时在欧洲的国务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形式下，任何不由那些君主、大臣、国会，或报纸发出指示和命令的事件是可以想象的吗？有什么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欧洲均势，或文明上找到辩解的呢？因此，每次发生的事件必然符合某种愿望，而且得到辩解，表现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一艘船不论朝哪个方向驶行，在它面前总可以看到被它所划开的波浪。对船上的人来说，这些波浪的流动是唯一看得见的运动。
只有每时每刻仔细观察那些波浪的运动，并且把波浪的运动跟船的运动加以比较，我们才会明白，波浪每时每刻的运动都是由于船的运动引起的，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在运动，所以产生了错觉。
假如我们每时每刻注视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恢复所发生一切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疏忽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就会看见同样的情况。
船朝一个方向开动的时候，它前面有同样的波浪，当它常常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跟着常常改变方向。但是不管它怎样转变航向，它的运动总伴随着波浪。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人们总觉得那就是他们所预料的事情，奉命办理的事情。不管船开到什么地方去，那波浪总在它前面汹涌澎湃，然而它既不指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从远处看，我们觉得那波浪的水花不仅自己移动，而且也指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它与命令的方式和事件有关系，于是便认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转移的。但是，一考察事件本身和包皮括历史人物在内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令以事件为转移的。这个结论的不可争辩的证据是，无论发出多少命令，假如没有别的原因，事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一旦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总可以从不同的人们所不断表现出来的各种意志中，找出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是以命令的方式与事件有关系的意志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一个名人与别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愈多地发表意见、预言和辩护，他就愈少地参与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联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联合起来的：直接参与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与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大。
从精神方面来看，权力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物质方面来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引起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联合方面。
或者，换而言之，原因的概念对我们所考察的现象是不适用的。
我们分析到最后，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内达到的极限，假如智慧不对它所研究的对象采取玩弄的态度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互相吸引，原子互相排斥。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自然属性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组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