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世第四十七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犹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轴，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于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