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蓄第七十三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灸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襁，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且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可得而平也。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闲。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行而不尽也；故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籴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且，万乘衢处，壤削太且。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闲，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扞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且。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