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数第七十七
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费时也。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若此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送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管子对曰：“文武是也。”桓公曰：“若此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瞠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对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娀盐。百口之家，百人娀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