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害篇第二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不由我者，谓之何由？由乡里与朝廷也。夫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于乡里，害发于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
何谓三累三害？
凡人操行，不能慎择友，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二累也。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三累也。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增加傅致，将昧不明，然纳其言，一害也。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二害也。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于将，三害也。夫未进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
动百行，作万事，嫉妒之人，随而云起，枳棘钩挂容体，蜂虿之党，啄螫怀操岂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见。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谓之洁，被毁谤者谓之辱；官升进者谓之善，位废退者谓之恶。完全升进，幸也，而称之；毁谤废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为三累三害也。
论者既不知累害（所从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博泥，以黑点缯，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处颠者危，势丰者亏，颓坠之类，常在悬垂。屈平洁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能也。伟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声。夫如是，岂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岂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谤哉？偶俗全身，则乡原也。乡原之人，行全无阙，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也。
古贤美极，无以卫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贤洁之人也！极累害之谤，而贤洁之实见焉。立贤洁之迹，毁谤之尘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愿摧王良之手。何则？欲专良善之名，恶彼之胜己也。是故魏女色艳，郑袖劓之；朝吴忠贞，无忌逐之。戚施弥妒，蘧除多佞。是故湿堂不洒尘，卑屋不蔽风；风冲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陈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轶才取容媚于俗，求全功名于将，不遭邓析之祸，取子胥之诛，幸矣。孟贲之尸，人不刃者，气绝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灭也。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
德鸿者招谤，为士者多口。以休炽之声，弥口舌之患，求无危倾之害，远矣。臧仓之毁未尝绝也，公伯寮之溯未尝灭也。垤成丘山，污为江河矣。夫如是市虎之讹，投杼之误，不足怪，则玉变为石，珠化为砾，不足诡也。何则？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为粪土，而恶来所以为金玉也，非纣憎圣而好恶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审，则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监谗圣人，周公奔楚。后母毁孝子，伯奇放流。当时周世孰有不惑乎？后《鸱鸮》作，而《黍离》兴，讽咏之者，乃悲伤之。故无雷风之变，周公之恶不灭；当夏不陨霜，邹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诚不能动变，君子笃信审己也，安能遏累害于人？
圣贤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长；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毁，不求洁完，故恶见而善不彰，行缺而迹不显。邪伪之人，治身以巧俗，修诈以偶众。犹漆盘盂之工，穿墙不见；弄丸剑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见短，故共称之；将不闻恶，故显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
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怀伪而游，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伤湿，水居者无溺患。火不苦热，水不痛寒，气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
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发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尘而白取垢；以毁谤言之，贞良见妒，高奇见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纯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毁。焦陈留君兄，名称兖州，行完迹洁，无纤芥之毁；及其当为从事，刺史焦康绌而不用。何则？众好纯誉之人，非真贤也。公侯已下，玉石杂糅。贤士之行，善恶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负世以行，指击之者从何往哉？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