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虚篇第十七
齐景公时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暗，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回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齐君欲禳彗星之凶，犹子韦欲移荧惑之祸也。宋君不听，犹晏子不肯从也。则齐君为子韦，晏子为宋君也。同变共祸，一事二人。天犹贤宋君，使荧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独不多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寿，何天佑善偏驳之齐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动于心，善言出于意，同由共本，一气不异。宋景公出三善言，则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则嘉瑞臻，福祥至，荧惑之星无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误之行，以致恶政，恶政发，则妖异见，荧惑之守心，桑谷不生朝。高宗消桑谷之变，以政不以言；景公却荧惑之异，亦宜以行。景公有恶行，故荧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动天？天安肯应！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恶言，能使荧惑守心乎？夫三恶言不能使荧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荧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获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岁之寿乎？非天佑善之意，应诚为福之实也。
子韦之言：“天处高而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诸有体者，耳咸附于首。体与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万里，使耳附天，听数万里之语，弗能闻也。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楼台，人体比于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非若蝼蚁于人也。谓天闻人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四夷入诸夏，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况天与人异体、音与人殊乎？人不晓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辞？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气变。”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于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贤者也。贤者操行，上不及圣人，下不过恶人。世间圣人，莫不尧、舜，恶人，莫不桀、纣。尧、舜操行多善，无移荧惑之效；桀、纣之政多恶，有反景公脱祸之验。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岁，是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今则不然，各随年寿，尧、舜、桀、纣皆近百载。是竟子韦之言妄，延年之语虚也。且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若是者，天使荧惑加祸于景公也，如何可移于将相、若岁与国民乎？天之有荧惑也，犹王者之有方伯也。诸侯有当死之罪，使方伯围守其国，国君问罪于臣，臣明罪在君。虽然，可移于臣子与人民。设国君计其言，令其臣归罪于国人，方伯闻之，肯听其言，释国君之罪，更移以付国人乎？方伯不听者，自国君之罪，非国人之辜也。方伯不听自国人之罪，荧惑安肯移祸于国人！若此，子韦之言妄也。曰：景公听乎言、庸何能动天？使诸侯不听其臣言，引过自予。方伯闻其言，释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释诸侯之罪，荧惑安肯徙去三舍？夫听与不听，皆无福善，星徙之实，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恶不殊。人道不然，则知天无验矣。
宋、卫、陈、郑之俱灾也，气变见天。梓慎知之，请于子产有以除之，子产不听。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使子产听梓慎，四国能无灾乎？尧遭鸿水时，臣必有梓慎、子韦之知矣。然而不却除者，尧与子产同心也。案子韦之言曰：“荧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审如此言，祸不可除，星不可却也。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若荧惑守心，若必死，犹亡祸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却之？善政贤行，尚不能却，出虚华之三言，谓星却而祸除，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误矣。观子韦之言景公，言荧惑之祸，非寒暑风雨之类，身死命终之祥也。国且亡，身且死，祆气见于天，容色见于面。面有容色，虽善操行不能灭，死征已见也。在体之色，不可以言行灭；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见于面，人或谓之曰：“此必死之征也。虽然，可移于五邻，若移于奴役。”当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为善言之故灭，而当死之命，肯为之长乎？气不可灭，命不可长。然则荧惑安可却？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荧惑守心，未知所为，故景公不死也。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谓也？星三徙于一舍乎？一徙历于三舍也？案子韦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知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荧惑守心，为善言却，如景公复出三恶言，荧惑食心乎？为善言却，为恶言进，无善无恶，荧惑安居不行动乎？或时荧惑守心为旱灾，不为君薨。子韦不知，以为死祸。信俗至诚之感，荧惑去处星，必偶自当去，景公自不死，世则谓子韦之言审，景公之诚感天矣。亦或时子韦知星行度适自去，自以着己之知，明君臣推让之所致；见星之数七，因言星七舍，复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计年之数。是与齐太卜无以异也。齐景公问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对曰：“能动地。”晏子往见公，公曰：“寡人问太卜曰：‘子道何能？’对曰：‘能动地。’地固可动乎？”晏子嘿然不对，出见太卜曰：“昔吾见钩星在房、心之间，地其动乎？
“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见公：“臣非能动地，地固将自动。”夫子韦言星徙，犹太卜言地动也。地固且自动，太卜言己能动之。星固将自徙，子韦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钩星在房、心，则太卜之奸对不觉。宋无晏子之知臣，故子韦之一言，遂为其是。案《子韦书录序秦》亦言：“子韦曰：‘君出三善言，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时星当自去，子韦以为验，实动离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数，又虚生二十一年之寿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