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类篇第五十五
由此论之，周成王之雷风发，亦此类也。《金滕》曰：“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当此之时，周公死，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葬〕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摄，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变，或以为葬疑，或以为信谗，二家未可审。且订葬疑之说，秋夏之际，阳气尚盛，未尝无雷雨也，顾其拔木偃禾，颇为〔壮〕耳。当雷雨时，成王感惧，开金滕之书，见周公之功，执书泣过，自责之深。自责适已，天偶反风，《书》家则谓天为周公怒也。千秋万夏，不绝雷雨。苟谓雷雨为天怒乎？是则皇天岁岁怒也。正月阳气发泄，雷声始动，秋夏阳至极而雷折。苟谓秋夏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为天怒，雨为恩施。使天为周公怒，徒当雷，不当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于是日也，哭则不歌”。《周礼》“子卯稷食菜羹 ”，哀乐不并行。哀乐不并行，喜怒反并至乎？
秦始皇帝东封岱岳，雷雨暴至。刘媪息大泽，雷雨晦冥。始皇无道，自同前圣，治乱自谓太平，天怒可也。刘媪息大泽，梦与神遇，是生高祖，何怒于生圣人而为雷雨乎？尧时大风为害，尧〔缴〕大风于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风雷雨。尧、舜世之隆主，何过于天，天为风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秋夏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师旷奏《白雪之曲》，雷电下击，鼓《清角》之音，风雨暴至。苟为雷雨为天怒，天何憎于《白雪》《清角》，而怒师旷为之乎？此雷雨之难也。
又问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礼葬周公，天为雷风，偃禾拔木，成王觉悟，执书泣过，天乃反风，偃禾复起。何不为疾反风以立大木，必须国人起筑之乎？”应曰：“天不能。”曰：“然则天有所不能乎？”应曰：“然。”难曰：“孟贲推人〔而〕人仆，接人而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复起，是则天力不如孟贲也。秦时三山亡，犹谓天所徒也。夫木之轻重，孰与三山？能徒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谓三山非天所亡，然则雷雨独天所为乎？”问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礼葬周公，以公有圣德，以公有王功。《经》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也。”
难之曰：“伊尹相汤伐夏，为民兴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汤死，复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宫，摄政三年，乃退复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时，天何以不为雷雨？”应曰：“以《百〔两〕篇》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大雾三日，乱气矣，非天怒之变也。东海张霸造《百〔两〕篇》，其言虽未可信，且假以问：“天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开金匮雷止乎？已开金匮雷雨乃止也？”应曰：“未开金匮雷止也。开匮得书，见公之功，党悟泣过，决以天子孔葬公，出郊观变，天止雨反风，禾尽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觉悟，雷雨止矣。难曰：“伊尹〔死〕，雾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须成王觉悟乃止乎？太戊之时，桑谷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谷消亡。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出三善言，荧惑徒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无三善言，桑谷不消，荧惑不徒。何则？灾变所以谴告也，所谴告未觉，灾变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为雷雨，以责成王，成王未觉，雨雷之息，何其早也？”
又问曰：“礼，诸侯之子称公子，诸侯之孙称公孙，皆食采地，殊之众庶。何则？公子公孙，亲而又尊，得体公称，又食采地，名实相副，犹文质相称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礼葬，何不令成王号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礼乎？”应曰：“王者，名之尊号也，人臣不得名也。”难曰：“人臣犹得名王，礼乎？武王伐纣，下车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诸侯，亦人臣也，以王号加之。何为独可于三王，不可于周公？天意欲彰周公，岂能明乎？岂以王迹起于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于周公。江起岷山，流为涛濑。相涛濑之流，孰与初起之源？秬鬯之所为到，白雉之所为来，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于三王，不加王号，岂天恶人妄称之哉？周衰，六国称王，齐、秦更为帝，当时天无禁怒之变。周公不以天子礼葬，天为雷雨以责成王，何天之好恶不纯一乎？”
又问曰：“鲁季孙赐曾子箦，曾子病而寝之。童子曰：‘华而晥者，大夫之箦。’而曾子感惭，命元易箦。盖礼，大夫之箦，士不得寝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礼葬，魂而有灵，将安之不也？”应曰：“成王所为，天之所予，何为不安？”难曰：“季孙所赐大夫之箦，岂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独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门人为臣，非天之心而妄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况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于太山，孔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细，犹却非礼；周公至圣，岂安天子之葬？曾谓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与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为雷雨以责成王乎？”
又问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应曰：“九龄之梦，天夺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时，九龄之年未尽，武王不豫，则请之矣。人命不可请，独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滕；不可复为，故掩而不见。”难曰：“九龄之梦，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应曰：“已得之矣。”难曰：“已得文王之年，命当自延。克殷二年，虽病，犹将不死，周公何为请而代之？”应曰：“人君爵人以官，议定，未之即与，曹下案目，然后可诺。天虽夺文王年以益武王，犹须周公请，乃能得之。命数精微，非一卧之梦所能得也。难曰：“九龄之梦，文王梦与武王九龄。武王梦帝予其九龄，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须复请？人且得官，先梦得爵，其后莫举，犹自得官。何则？兆象先见，其验必至也。古者谓年为龄，已得九龄，犹人梦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梦，请之于天，功安能大乎？”
又问曰：“功无大小，德无多少，人须仰恃赖之者，则为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与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应曰：“成事，周公辅成王而天下不乱。使武王不见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难曰：“若是，武王之生无益，其死无损，须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诸侯背畔，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使无管仲，不合诸侯，夷狄交侵，中国绝灭。此无管仲有所伤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于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诸侯礼葬，以周公况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岂以周公圣而管仲贤乎？夫管仲为反坫，有三归，孔子讥之，以为不贤。反坫、三归，诸侯之礼；天子礼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为。大人与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讥管仲之僭礼，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验。《书》家之说，未可然也。”
以见鸟迹而知为书，见蜚蓬而知为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仓颉起鸟迹也。晋文反国，命彻麋墨，舅犯心感，辞位归家。夫文公之彻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惭，自同于麋墨也。宋华臣弱其宗，使家贼六人，以铍杀华吴于宋命合左师之后。左师惧曰：“老夫无罪。”其后左师怨咎华臣，华臣备之。国人逐狗，狗入华臣之门，华臣以为左师来攻己也，逾墙而走。夫华臣自杀华吴而左师惧，国人自逐狗而华臣自走。成王之畏惧，犹此类也。心疑于不以天子礼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则惧而畏过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责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惧以自责也。夫感则苍颉、奚仲之心，惧则左师、华臣之意也。怀嫌疑之计，遭暴至之气，以类之验见，则天怒之效成矣。见类验于寂漠，犹感动而畏惧，况雷雨扬〔軯〕盖之声，成王庶几能不怵惕乎？
迅雷风烈，孔子必变。礼，君子闻雷，虽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惧激气也。圣人君子，于道无嫌，然犹顺天变动，况成王有周公之疑，闻雷雨之变，安能不振惧乎？然则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气；成王畏惧，殆且感物类也。夫天道无为，如天以雷雨责怒人，则亦能以雷雨杀无道。古无道者多，可以雷雨诛杀其身，必命圣人兴师动军，顿兵伤士，难以一雷行诛，轻以三军克敌，何天之不惮烦也？
或曰：“纣父帝乙，射天殴地，游泾、渭之间，雷电击而杀之。斯天以雷电诛无道也。”帝乙之恶，孰与桀、纣？邹伯奇论桀、纣恶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纣、秦、莽之〔死〕，不以雷电。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采善不逾其美，贬恶不溢其过。责小以大，夫人无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变何以过此？《洪范》稽疑，不悟灾变者，人之才不能尽晓，天不以疑责备于人也。成王心疑未决，天以大雷雨责之，殆非皇天之意。《书》家之说，恐失其实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