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毒篇第六十六
曰：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人食凑懑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则谓之毒矣。太阳火气，常为毒螫，气热也。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脣胎肿而为创。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者，生于江南，含烈气也。夫毒，阳气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气之验也。四方极皆为维边，唯东南隅有温烈气。温烈气发，常以春夏。春夏阳起。东南隅，阳位也。他物之气，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气有烈也。物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气所燥也。食甘旨之食，无伤于人。食蜜少多，则令人毒。蜜为蜂液，蜂则阳物也。人行无所触犯，体无故痛，痛处若杖之迹。人腓，腓谓鬼殴之。鬼者，太阳之妖也。微者，疾谓之边，其治用蜜与丹。蜜丹阳物，以类治之也。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蜜丹。则知边者阳气所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间，毒气流行，人当其冲，则面肿疾，世人谓之火流所刺也。
人见鬼者，言其色赤，太阳妖气，自如其色也。鬼为烈毒，犯人辄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赍物，阳火之类，杜伯弓矢，其色皆亦。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执弓而射，阳气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气热，血毒盛，故食走马之肝杀人，气困为热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热极为毒也。人疾行汗出，对炉汗出，向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异事而皆汗出，困同热等，火日之变也。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虫则为蝮蛇蜂虿，在草则为巴豆治葛，在鱼则为鲑与多、叔，故人食鲑肝而死，为多、叔螫有毒。鱼与鸟同类，故鸟蜚鱼亦蜚，鸟卵鱼亦卵，蝮蛇蜂虿皆卵，同性类也。
其在人也为小人，故小人之口，为祸天下。小人皆怀毒气，阳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辄效。谚曰：“众口烁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与火直，故云烁金。道口舌之烁，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烁金，金制于火，火口同类也。
药生非一地，太伯〔采〕之吴。铸多非一工，世称楚棠溪。温气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鸩鸟生于南，人饮鸩死。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龙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龙有逆鳞。木生火，火为毒，故苍龙之兽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东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湿，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处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与鱼比，故生于草泽。蜂虿与鸟同，故产于屋树。江北地燥，故多蜂虿。江南地湿，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阳，阳物悬垂，故蜂虿以尾刺。生下湿比阴，阴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齰。毒或藏于首尾，故螫有毒；或藏于体肤，故食之辄懑；或附于脣吻，故舌鼓为祸。
毒螫之生，皆同一气，发动虽异，内为一类。故人梦见火，占为口舌；梦见蝮蛇，亦口舌。火为口舌之象，口舌见于蝮蛇，同类共本，所禀一气也。故火为言，言为小人。小人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旸若”。僭者奢丽，故蝮蛇多文。文起于阳，故若致文。旸若则言从，故时有诗妖。
妖气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恶。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视寝。叔向谏其〔之〕，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吾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弊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之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有勇力，嬖于栾怀子。及范宣子〔逐〕怀子，杀叔虎，祸及叔向。夫深山大泽，龙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怀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于美色；祸难所发，由于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龙蛇东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丽。胆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气猛，故多勇；木刚强，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为祸难者，常发勇力；为毒害者，皆在好色。
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蜂液为蜜，蜜难益食。勇夫强国，勇夫难近。好女说心，好女难畜。辩士快意，辩士难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祸，辩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辩口之毒，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见阳虎，却行，白汗交流。阳虎辩，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国之贵乱。《诗》曰：“谗言罔极，交乱
四国。”四国犹乱，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独畏谗夫之口。谗夫之口，为毒大矣。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