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副刊》复于君函[1]
承见教，深为欢迎。惜本副刊限于篇幅，又非史学专刊，不能备录尊函，仅摘其要于右（愿于此附告读者，凡与本刊有所讨论文字，愈简要愈佳）。
所质各点，具答如次：
前评中所举各证据，其要旨在推翻顾君九州观念起源于战国之说。来示中论证据效力之强弱一节，似于作者之意犹未深瞭。作者非据《商颂》、齐钟辄信汤时已奄有九州，谓至迟春秋中叶已有九州之观念耳。就此点而论，则《商颂》、齐钟可完全依以作证。譬如今谓某有力者已奄有二十二省，此言或属虚妄，然使今时无二十二省之观念，则决不能作此语。有时虽小说中言亦可为坚强之史证，即此理也。
来示所谓实际的划分与假设的划分未有定义，不知其差别何在，岂所谓实际的划分即某州为某处，有地可指，而假设的划分即泛指天下而言耶？若然，则后一假设实不当取，其故如下。
第一，三九虚数之说并非普遍之原则。若然，则历史上不许有三九之真数，有是理乎？且三九之用为虚数，只限于不可明定之数目或不可确知数目之事。若国境之划分，人所共悉，何取虚设？例如孟子言海内之国方千里者九，岂得以其数为九，遂虚之乎？
第二，战国时之九州，即如顾君所示者，亦并非泛言天下之虚数，乃有地可指者。作者非谓执战国时之情形便可断定春秋时之情形，然吾人须知：（1）《禹贡》中明示九州之名称与疆域；《禹贡》所记虽非实事，然吾人不能证明其必为战国以后人伪作。（2）即假定《禹贡》为战国人伪作，谓九州之名称与疆域始见于现存战国之书籍，然吾人不能遂断定战国以前无九州之名称与疆域也。（3）吾人更须注意史事之连续；谓九州在春秋时犹为泛指天下之虚数，至战国而忽变为有所指之地名，与谓其始终一贯，二者之可能性孰大，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至前评中所指《左传》哀公四年之文，原为旁佐，非据为典要，来示所言极当。
以上答复尊说竟。承附询二刊物出售之处，兹录于后。
（一）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行处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出版部。
（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年报》即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行处上海黄浦滩别发洋行，英名Kelly and Walsh，Lty.
附：
关于九州之讨论
颉刚按，自本刊将《秦汉统一之由来及战国时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登出以后，承张荫麟先生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中驳诘。苦于事冗，无法作答。嗣承友人陈彬龢先生来函，将本年三月十九日《大公报》剪寄，悉有于鹤年先生读张先生文后，讨论九州问题，《文学副刊》又答复之，讨论加密，至为欣快。因将此两文转载于此。关于此问题，颉刚有无数话要说，只是时间不许我，非常怅恨。一俟有暇，当即草长文也。十七年四月廿七日记。
颉刚又案，于先生一文为《文学副刊》所删节，甚为可惜。希望于先生把原稿寄给我们，再在本刊上登一次。《文学副刊》非史学专刊，希望以后张先生和于先生的讨论文字，统统寄给我们发表。
于鹤年君致《大公报文学副刊》函（节录）
大报《文学副刊》第八期《广东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一文，对于顾颉刚君之三代国境不出黄河两岸之说有所批评，殊为史学研究上有兴趣之事。文中之所驳议，间有鄙意未敢十分赞同者。
顾君谓，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驳议以为，九州之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并举齐侯镈钟及《商颂》《左传》《国语》之文六项以为之证。吾人所应注意者，顾君主张九州乃一种假设，而驳议中所谓九州之划分为实际的划分，抑为假设的划分，未曾显言。如为后者，以下不佞所言自成辞费；如为前者，则不得惮烦而不讨论之也。
立说贵有证据，而证据之本身亦应考查其效力之强弱。齐侯镈钟及《商颂》皆所谓歌功颂德之文字，以夸张为其特色者也。使其所述尽属事实，则在帝所受天命古帝命武汤云云，岂非不可思议之奇迹欤？其表面所示不能完全依以作证，不待言矣。至于文中所举六证，充其量亦仅能证明战国时代以前曾有九州之传说而已，绝不足以积极的证明战国时代以前确有划分明白（所谓明白，不必如今日地图之所示）之九州之存在也。盖果有划分明白之九州，则必有其名称与疆域。若能如此证明（虽不必完全，即仅有一部分亦可），吾人亦何尝不欲欣然接受。奈所能知者只为纪功之钟铭与美盛德之乐歌中之九州与九有二空洞名辞（《左传》与《国语》之文，因原作者不坚持，故不论），别无更为详明之证据。纵愿为积极的承认，岂不畏武断之讥乎？
咸有九州奄有九有九有有截之九州、九有，与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之四海，依文辞的解释，有相似的意义。四海乃古人对于世界界限之虚拟，假设四方皆有大海，为世界之界限；因此假设，遂称四海所围绕之土地为四海之内，或即曰四海：此理之或然者也。至于九州、九有之意义，不佞以为或亦如是。古人对于数量之表示极不明确。古书言三、言九、言百、言千、言万之处甚多，而实际不必恰如所言，汪容甫《释三九》之文可参观也。吾人若就四海之例以解说九州、九有，谓九州、九有与四海之意无殊，皆泛指天下而言（其所以为九者乃因四方四隅加中央共成为九之故），谓咸有九州奄有九有即为肇域彼四海，在文义上亦不为费解。（九有有截，虽朱熹集传释为天下截然归商矣，与四海未假之意相似，然不十分符合。）凡此，皆不佞个人妄见臆测，不敢以为必然，应俟他日详考之。
原文曾引《左传》哀公四年士蔑乃召（按应作致）九州之戎一条，实不能称为证据。盖九州之戎乃戎之一种，九州乃其别称，与所欲证之九州毫无关系。必欲强释此九州即彼九州，惟有假设九州之戎彼时虽居阴地，而其前固曾散处九州，因此以所居故地为其称号，名曰九州之戎。是或亦事实上所能有者，然如何以证其必如此哉？
原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
注释
[1] 本函和于鹤年原函首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期，1928年3月19日；后以关于九州之讨论为题，转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8期，1928年5月9日，并附有顾颉刚之按语。今据后者录入，于鹤年函和顾氏按语列于附录。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