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三十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植物学家伊藤圭介殁。
二月三日 福泽谕吉殁。
四月某日 日本女子大学开校。
五月二十七日 山阳铁道神户至下关区间开通。
六月一日 文士大桥乙羽殁。
六月二十一日 东京市会议长星亨遇害。
十二月十二日 政论家中江兆民[53]殁。
十二月某日 田中正造针对足尾矿毒事件越级上诉，发表社会党宣言。
内山完造十六岁，破格晋级，被允许携带烟卷盒，身穿羽织[54]。这几样随着正月里的行头一并发到手里，开始早晚拜访地方客户，周旋于旅舍宿屋。一群恶党已在那里候着我。色界未及涉入，但食界却大开，过去节假日才偶尔涉足的云饨屋、善哉饼屋成了家常便饭。当病态的沉迷从鸡素烧[55]屋到寿司屋，旋即发展到出入有天妇罗、鳗鱼饭等高档料理的小酒馆时，已开始提前预支货款。偶然跟同辈一起去善哉饼屋，人家发现我在店家过于有面子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接着被主人一通大骂此时我提前预支的货款已届百元上下。父亲立马被招来大阪，协商解决赔偿问题。尽管幸未被炒鱿鱼，但明知该改正而不改，只能说是我的恶癖。我的舌头仿佛已经被云饨、善哉饼、鸡素烧、天妇罗、鳗鱼饭等小灶料理和寿司的味道改造过似的，莫说早餐的白粥，就连中饭的菜肴都难以下咽。加上我意志软弱，虽然在众人盛怒之下，像一只扁蜘蛛似的谢罪赔不是，并发誓下不为例，可到头来仍旧疾复发。而且这次则由于撺掇店里的同辈搞了要求改善待遇的联名状，让主人毅然做出炒我鱿鱼的决断。就在主人大为光火的当口，刚好友仙工厂的老板元生先生过来，便解围道：算了算了，交给我好了。于是，我被他带回了工厂，从此开始了短暂的手艺人生活。彼时，大阪生产平纹薄纱友仙染的工厂可真叫人开眼，织染手艺人常年几乎全裸，赌、酒、嫖三件套，一样不少。还有一群孩子，年龄从十二三岁到十六七岁，像碎催一样，供手艺人们使唤。元生友仙工厂位于野田著名的藤本植物观光名所影藤的附近，有三十来位手艺人和数名小碎催及染料调配员、记账员、煮饭婆各一名，各司其职。老板那里有跟前妻的仨女儿和现在妻子的一个五岁上下的儿子。我夹在中间，作为食客，却难入角色，遂决定先回趟老家。忘了是几月，在阔别四年后，悄然踏上了故乡的土地。父亲骂我不嫌害臊，并禁止我外出。几天的时间，只好困居家中。一天，无意中看见父亲往抽屉里放钱，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待父亲外出时，趁母亲不注意，从抽屉里拿出钱来，放入怀中，然后一溜烟逃出了家。一路抄近道狂奔四里，到了笠冈站。跑得居然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现在想来可真够猛的。中间有两座峰的山路，何以跑过来的，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刚好来了一趟开往神户方面的火车，便立马登上车。在神户又换了趟车，到达大阪是下午一时许。这次我没再回元生的工厂，而是径直拜访了老早就听母亲和亲戚说成了大人物、住在大阪南区日本桥的冈田治三郎。拿乡下老家的旧话说事，实在有些无聊。他在大阪的长町，说起来是有名的贫民窟，里面住着很多打零工的人。可这位冈田却说他住在日本桥，这虽然没错，但毫无疑问是位于长町之内的日本桥。而冈田其人所没说的是，他其实不过是区役所或什么地方的一名按日雇佣的小工而已。可尽管如此，此时的我既然已无其他依靠（我不打算回元生工厂），也只有在冈田家借宿两宿了。我想，待在这样的家里，总不是个办法，遂决定去横须贺，进海军兵工厂当工人。我的一个表兄，最近在美国辞世，名叫中村升。中村从精研校一毕业，就进了吴市[56]的海军兵工厂当工人，彼时刚被调到了横须贺的海军兵工厂。我考虑是不是可以让中村从中使使劲。临出发时，冈田厚着脸向我借钱，我借给他三十元。其实我卷走父亲的钱满打满算也就五十元。我打定主意不再回大阪，而要在横须贺干活抱定这样的决心，上了路。到达横须贺是下午三点。问了又问，好不容易找到中村的住处。适逢休假日，中村刚好在家。告之来意后，恳请对方帮忙，这下可糟了，几句极冷淡的寒暄后，劈头就问：你到底干吗来了？本来说好要当商人的人，却又要做什么工人，这是大错特错。我既无法帮忙，也没法关照，你这就给我走人，回去说着我就被赶了出来，且直接被送上了回程的火车。火车于深夜到达大阪。唉，这下可真够呛，到底去哪儿好呢？思前想后，又想到了元生工厂的账房林先生。从梅田步行到福岛，把借住在福岛纺织会社工厂附近房子二楼的林先生给敲起来。林先生夫妇二人住在一间屋子里，记得屋里吊着蚊帐，所以当时应该是夏天。两人见到我吃了一惊，将我安排睡在同一顶蚊帐下。翌日，林先生把我来的事跟元生老板说了。老板亲切地表示：无需顾虑，马上回厂就是。于是，我随便扯了几句家常，为自个错误的想法道了歉，重新成了食客。我把从逃离老家开始，到彼时为止的事情想了又想，觉得乡下人的话真是靠不住，虽说是亲戚，也一样不靠谱。如此想来，便打心眼里感到元生老板的亲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尤其是看到工人们之间那种无缘无故的亲切感，越发感动。我觉得实在应该照这位老板说的去做，一切托付给他，于是请老板今后多关照。老板爽快地说诸事包在他身上，便让我出去玩儿。于是，我又心地纯良地下了一通决心，决定一边在这家工厂当碎催、打下手，一边等待时机。从这天起，我觉得快乐是如此符合我的天性。每天跟一群碎催孩子们一块儿，轻松地干这干那，大家对我也很好。因为伙伴中多文盲，我时常受人之托代笔，好像很受重视的大人物似的。我开始不惜力气地正经干活。可是，由于商店掌柜做的鸡蛋的缘故，我的胃袋完全被工厂的饭弄成了胃扩张。面庞青肿，三顿饭均在餐后马上吐了出来。呕吐过后还想吃，吃过后复呕吐，病情颇凄惨。纵然如此，手却没闲着，仍然在帮人打下手。这样一来，原本险恶的病情竟变得轻松了。恢复到稍微有些人样，还头晕脑涨的时候，却见老板还在尿炕的次女见了我一边嗤嗤地笑着，一边嗲嗲地唤我的名字，简直就像思春期的少女似的。冷不丁被怀里抱着尿湿的被褥的二小姐如此打招呼，吓得我连声呼救帮帮忙，然后躲进手艺人中间，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幸好我也成不了真正吃手艺饭的人，很快便在元生老板的关照下进了位于京都市堺町蛸药师下的赤野三次商店。从此，开始了我的京都生活。
赤野三次商店，实际上过去是一家专营丹后绉纱的专门店，后染指横滨的生丝投机买卖，虽然一度得手，但二度囤积却很失算，导致失败、破产。但是，店主作为京都人属于那种非常进取的类型，觉得与其在丹后绉纱生意上卷土重来，不如干脆把视线投向当时正突飞猛进的平纹薄纱友仙染的生意，遂有志于后者的制贩。在四条大宫往西的壬生，拥有了一爿工厂，并开始生产。但一方面由于完全是外行，另一方面也不太了解在这一行使用手艺人其实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说起来总不免招致太过轻率的讥讽，可事实上也确实是轻率得可以居然在连一名店员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开始了销售，可谓一塌糊涂。直到这时，京都的亲戚才向元生老板请求帮助，要一名店员，元生老板马上推荐了我这是十月末的事情。京都那边回信说让人马上来店上班，这才火急火燎地想起要准备行头。于是，老板负担全部费用，从头到脚置办一新。十一月初，我终于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出发。我不无豪迈地想，这次无论如何绝不能失败，甭管发生什么事情，也要跟这个自己尚未见过的赤野三次商店盛衰与共。如此暗下决心，便上了路。在位于松原大街猪熊西一带元生老板的亲戚家借宿一宿之后，翌日进店。不知为什么，那天的晚饭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所谓的菜是豆腐火锅，烤沙鱼和白豆腐用水清炖，加了醋酱油汁做调料。可那家的主人吃得可真叫香啊，那嘴型我始终忘不了。顺便提一下，难忘的还有在元生工厂当食客时的两件事。话说元生工厂的煮饭婆，乍看上去跟安达原鬼婆[57]简直一模一样。彼时，在很多工厂都流行过一种叫作奇哈的中国赌博游戏。奇哈大约是中国话七八的拟音，意思好像也是七或八。总之是用一张画有二十几幅图画的纸，每天早晚各一次赌胜负。纸的中央是二十几幅图画中被隐藏起来的一幅，然后用手指这一幅。指的方法是从二十几幅图画中选一幅自己认为最有可能被隐藏起来的，再在所选的画上押注，从一钱直到随便押多少。到了时间，把中央的画揭开，看到底是哪一幅。押中这幅画的人就算中了彩，赚头可达二十几倍，而未押中的人则亏了。这个奇哈游戏在元生工厂的赌局就是由这位老婆婆负责照看的，连当碎催的孩子们都成天玩。我也跟着学会了，有时押上一钱玩儿一把，也有自己押中，一下子赚二十来钱的时候。作为食客，我虽然没有其他的月俸或工资，但每个月也总有三五十钱的零花钱。中彩的时候，就把钱分给小伙伴们，而我则被接纳入伙。也有自己一文不名艰难度日的时候，却不知为什么偏偏从牛锅屋的门前经过，那牛锅的诱惑实难抵挡。因为每天见面，跟牛锅屋的老板娘算有些面熟，我犹犹豫豫地走进店里，点了一份牛锅。老板娘很高兴地做了一份给我。我吃得自然很爽，这不在话下。但吃完后没钱付账，随口说先赊着。老板娘突然翻脸，训斥道：吃完了以后说赊账，我看呐，你这跟逃账简直没啥不同！我吓坏了，跟逃账简直没啥不同的指责确实收到了十二分的功效。记得我灰头土脸地穿上工服，回到友仙工场的碎催伙伴们中间后，立马押起了奇哈。由于胃扩张的缘故，我还偷食过货架上的剩饭，但是吃过人家店里的东西后故意逃账的居心，我真的是没有。因此，听了老板娘的话，不啻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冷水的感觉。两三天后，我去店里还上了被人家说成是逃账的四钱借款这是我至今仍无法忘怀的事之一。另一件可怕的事，是在奇哈赌局的庄家们之间燃起地盘纷争，遂发展到针对观光名所影藤而双方持刀相向、大打出手的地步。工厂里的小碎催们都去看热闹，回来后一个劲儿地描述谁砍了谁、谁被砍了什么的。此时我正在家里，听到这样的速报，实在无法当成他人的事，感到非常恐怖。即使在写这件事的时候，那些绕着影藤的藤架，手持白刃者的疾走穿梭，还浮现在眼前。即使是生活在友仙的手艺人中间，也不可能被同化到对此等事体平心静气的程度只有这点是我至今仍无法感谢友仙之处。在我进入赤野三次商店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友仙染卖出去，并试着推销到四条通、寺町和千本等地的平纹薄纱店。原以为完全不成问题，但不仅花色过于乡下人趣味，被认为完全不够档次，而且净是残次品。结果还是卖到了乡下，从大津到草津，直到八幡、野洲方面，但那些地方也还是不行。因为工厂方面说不能支付工资，厂里一群手艺人便蜂拥至店里，闹着要工钱。我也顾不得考虑许多，便去了一家地点已记不大清楚的当铺，决定把这批残次品统统当掉，但当铺的老板是个很难对付的主儿，价格交涉使我难以招架。结果无论什么料，一律按一切三元五十钱的价钱，好歹算借了二百几十元钱，聊解燃眉之急。可还没等这批货赎回，友仙工场就宣告解散了。说是解散，可也真惨淡得可以，据说最后工人们乱抄厂里的东西，直到寸物不剩。厂长其实是个吃货，可老板却不清楚这点，还把全部业务都托付给他，结果铸成大错。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再去追究的话，反而会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如索性忘掉一切，重新出发。老板那种不屈的进取性格也大大鼓舞了我。但正当筹备重打鼓另开张的时候，这家里却出了个大病人，为此新计划被拖延，而这些都是因为老板有个跟他颇不相称的毛病太过迷信。生了个女儿，据说跟他一样，同属九紫命，怕将来克父，便送人做了养女，怪可怜的；说生男孩将是这个家的宝星，便对自己的儿子大加溺爱。而大病人正是这位宝星，于是好一通折腾，不亦乐乎，此乃后话。说起来这也是迷信，因为是在死都不肯挪窝的、被认为族相不好的家里生出来的病，所以尽管后来终于搬了家，可病人的病情却终未能见好。这家人居然迷信到病人之能治好与否关系到一家子浮沉兴亡的地步。找医生看，医生说是脑膜炎，十有八九治不好了。就在病人的双亲听了医生绝望的诊断失望无奈的时候，我的拼命看护和对神佛的许愿却开始奏效，在一位《法华经》行者的祈祷下，病人如此棘手的病症居然痊愈了。这件事也许是我的迷信愈发加深的一个原因。
《花甲录》是内山完造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理解，按照编年体史书的体裁，一页一页、一件一件地将自己自出生之日起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中日两国间的大事，以尽可能客观的笔调，一一排列下来。他的个人机遇与鲁迅先生十年之久的友情尽在字里行间，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十九世纪末叶（一八八五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