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四十五年
一月十三日 于海牙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上议定的《海牙公约》公布。
一月十六日 大阪东区和南区发生大火，圣上下赐抚恤金。
二月十六日 日俄协会成立。
二月二十八日 御歌所所长高崎正风殁。《东京朝日新闻》主笔池边吉太郎（三山）殁。
三月三十日 富豪藤田传三郎殁。
四月六日 富豪三井三郎助殁。
四月三十日 北海道夕张煤矿爆炸。
五月八日 德国皇储沃尔德曼（Waldemar）抵京。信越线横川站到轻井泽间使用电气机车。
六月二十九日 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博士朝觐宫内。
七月三十日 明治天皇驾崩（六十一岁），举国哀悼。皇太子（嘉仁）即位，改元大正。
八月某日 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于东京成立。
九月十日 德国皇储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亲王抵京。
九月十日 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125]成立。
九月十一日 西班牙王储波旁（Bourbon）亲王抵京。
九月十一日 英国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 of Connaught）殿下抵京。
九月十三日 明治大帝大丧式于青山练兵场举行。殓葬于京都府伏见桃山陵。
九月十三日 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六十四岁）及夫人静子（五十四岁）于赤坂宅邸为明治天皇殉死。
十二月三日 川崎造船所顾问川崎直藏殁。
是年，歌人石川啄木[126]殁。
内山完造二十七岁。终于明白从上一年末开始，屡屡从小谷先生那里听到的话，原来是关于基督教的事。一月三十一日，我催促小谷先生带我一起去了位于京都富小路二条下的京都教会。这是我走进基督教的第一天，也是我生涯中***的第一天。教会的旁边有个牧师馆，副牧师伊藤胜义先生便居此间。进得玄关，小谷先生对我加以介绍，至于伊藤先生具体说了些什么我今天已经记不得了，但彼时的一番话无疑促使我立下了一个莫大的决心。这点从我听完牧师的祈祷出得门来，随手便把别在腰间的烟斗扔进了下水沟这件事，可见一斑（那支烟斗杆是象牙的，烟管是银的，烟嘴是孔雀石的，烟袋上的金属环是古刀柄上的固定帽，里座是纯金的）。从那以后，我开始热心地去听教会的讲道。可这时，赤野家的生活到底还是陷入了危机，复逃至上长者町堀川东入处。在那儿待了还不到两个月，又再次迁入御所东边不显眼的宫垣町。在此，我即刻开了一爿果蔬屋，打算先从香蕉卖起。第一天，就从高仓的香蕉批发屋进了两贯[127]货。那时，我的打扮颇有趣：身穿小仓立领学生服（旧货），足蹬草鞋，头戴桧木斗笠，装香蕉的竹篓扛在肩上。竹篓外面挂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字写着独立自尊天底下哪有这等奇怪的香蕉贩子？无论是谁，在落魄的时候，一般都会避讳熟人和朋友，可我正相反，从第一天起就专拣熟人和朋友去兜售。而这种法子居然很奏效，两贯香蕉转了两三家店就卖光了。如法炮制，原路折回又进了一次货，一天卖两回，不亦乐乎。甭管进哪一家店，那家的客人都会说：到底怎么回事？昨儿还当着二掌柜，今儿咋就卖起香蕉来了？可真够新鲜的。好吧，俺买了。于是掏钱买我的香蕉。一家一家转下来，每天也能有三块多钱的赚头。在三条通东洞院西入北侧，有一家叫作岸田的店。店主似乎是历经坎坷之人，所以对我的奇行异举深感共鸣，尤其是对专挑熟人朋友的做法大加声援，认为值得后来者学习。黑板上的字每天变换内容，诸如知足常乐不赚恶钱天才出于勤奋等。有时会跟客户中的小年轻聊一通带说教味的话，真不算一个正经做香蕉买卖的主儿。一天，在乌丸高辻开店的一位做披肩批发屋生意的辻姓先生，请我无论如何帮他一个忙，我晃晃悠悠地过去一看，原来是让带着样品从名古屋去东京贩售。我去倒是去了，可居然连一打货都没卖出去，垂头丧气地回来，自然是好没面子。打那以后，虽再度尝试香蕉生意，却入不敷出了。可是，世间有时真的很奇妙这时，我与数年间处于绝交状态的赤野夫人的弟弟又恢复了交往。凭他的介绍，得以做大阪阿弥陀池的米果屋大黑的代理。物色了几个地方，刚好在东洞院姉小路上一带发现一处合适的房子，于是立马搬入，着手开业的准备。为了不仅在店中贩卖，也能拉着货四处游售，在准备工作之外，还制作了一台货箱车。我进了两种米果：栗果子和福果子。栗果子就是一般的硬米果；福果子是里面夹落花生的米果切成小块都是相当好吃的米果。开业伊始，卖出去不少。特别是我的引车外卖，效果差强人意。但毕竟是零售收入，一斤[128]二三十钱的东西终归也卖不了几个钱。我努力归努力，可对于不知勤俭度日为何物的一大家子人来说，这点钱真好比是凉水泼在烧烫的石头上转眼就干。不过，过去有所谓买卖是就牛的口涎[129]的说法，我还是热心做事，专注于生意。可是有一天，夫人对我说：有件怪事，我是睡觉也不是，坐那打盹也不是。三郎（即去横滨矢岛商店打工的儿子）回来了，对我说妈，我病了，脸色煞白。我刚想打招呼，人就不见了。好生奇怪可能因为你心里老想着三郎的事，是感觉问题吧。我这样答道，心里并未当回事。可就在那天下午四时许，却来了一封电报：三郎病，速来。矢岛。我大吃一惊，太不可思议了。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人的精神是可以飞出肉体的此先按下不表。既收到这样的电报，是无法放置不理的。老板依然沉浸于投机的行情中，那阵子总往大阪跑；夫人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也动不了。到头来只有我过去：你现在就乘夜行列车过去看看吧。于是，我直赴横滨，翌日早晨到达。据说患的是伤寒，人已经住进十全医院。一时间，店里的两个孩子（对小店员的称呼）好像都染上了这个病。赶到医院一看，一名护士在那儿。高烧超过四十度，一个劲儿地说胡话。另一个病人也是同样的状态，但孩子的父亲来了，说跟护士昼夜轮流看护。如此一来，我想回也回不去了。可这样的话，刚刚开业的店可就糟糕了，怎么办呢？遂下决心叫老板过来，我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病重。速来。但却接到这样的回电：走不开。拜托君就地看护。老板把意思对矢岛氏传达了一下，我便住下看护病人了。十全医院的隔离病房很狭窄，与邻室只相隔一面纸隔扇，所以对隔壁病人的情形了如指掌，而这边病人的情况对隔壁来说也是一样。两个病人都高烧不退。在这个过程中，大约赤野氏和矢岛氏两人在书信往还间，产生了什么误解，矢岛氏突然发到我手中一纸对病人的绝交书。我的吃惊无以复加：无论如何，对住院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支付问题，我肯定是无力解决的。因此，我穷毕生思考，修血书一封寄矢岛。确实生气了的矢岛似乎被我的血书所震慑，马上回信说：对于君，万事我自会承担。请照旧看护病人即是。我这才放下心来。待病人住院七十余日痊愈后，我先带人回京都，接着决定店铺重打鼓另开张，又回到东京。此时，也不知是从哪个环节泄漏的，我致矢岛氏血书之事在医院中不胫而走，获得好评，陪床护理的护士尤其感动。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小个子妇人，居然与我约定以十年为限，比赛看谁有出息。然后我俩跟演戏似的说定十年后在东京的日本桥上再见，便告别了，惹得松井政次郎直乐。这应该是在那一年十一月底的事（松井氏是赤野的同辈，是同在京都新町锦小路上沢村太七商店的分号，彼时来到横滨）。这种一时作兴式的约定，并未当真，甚至完全忘记了。只不过现在写这些的时候，才想起原来那时还曾做过这等约定，权且记之，立此存照。总之，结束七十余天的医院生活，与病人同道回去一看，好不容易费劲折腾到开业的大黑米果代理店已经乱七八糟，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活，到了连一斤货都无法进的程度。据说买卖介绍人兼保证人夫人的弟弟干脆爱答不理，整个一大撒把。内心的撮火也情有可原，也太不像做买卖的了。明明是大家自己赖以为生的买卖，只因为我这个中心角色不在了，便坐吃山空，这是什么样的惩罚啊。我算是爱莫能助了，只好撤了。要说老板不争气，夫人也是没用。就算背着乳儿，哪怕有一丝干活的意愿，也不该至此。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都成了马后炮。
就连我也无能为力。决心转换方向，十年的辛苦努力就让它付水东流吧。那么我确定的方向是什么呢？报纸配送。三条通高仓的街角有个东枝新闻部，正在招募配送员，我赶紧去应聘，结果被录用了，说从明天就开始上班。至此，暂且离开了赤野家。铺盖一套加现金五十钱，算是十年勤勉劳作的报酬。可我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好，就让我从头来过吧。翌日天还未亮，就已经跟着前任配送员，从东洞院到北野天满宫一带开始送报了，总共转了一百六十余家。而让挂在腰间的铃铛[130]发出叮铃铃、叮铃铃的均匀而有节奏的声响，则花了四五天的时间。其实即使没有工作计划牌[131]，也能记住需要配送的人家。可过了半个月，却被调到与好不容易刚熟悉的配送区方向相反的地区，从高仓三条南到东寺九条，西至西本愿寺的偌大区域，有二百四十余家订户。而且，更有趣的还在后头。我既无不平，亦无不满，仍像往常一样工作。月俸总共是四块六毛钱，扣除便当钱三块九毛钱，实际收入七毛钱，那么洗澡费、草鞋钱、理发费到底从哪儿出呢？其中自有奥妙：自己负责的区域内所有种类的配送报纸常收到各商铺的广告夹页，一种按五分算的话，一个月五毛钱肯定是有的；拉来一份报纸订单的话，也是五分，一个月五六份不成问题；出一期《号外》是五分，三种报纸都出的话，是一毛五钱。那时候老出《号外》，有时候一个月就会有五毛到一块钱。如此加起来，在固定收入之外，便有了一块七八毛到两块钱左右的外快，好歹算凑合了。我还交了个朋友：一位名叫尾崎吟治的高知县出身的青年，也常跟我去教会。我热心求道，可说实话，根本什么都不懂，姑且参加所有能参加的聚会，听了许多人所说的话。尾崎青年就像个影子似的跟着我。
《花甲录》是内山完造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理解，按照编年体史书的体裁，一页一页、一件一件地将自己自出生之日起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中日两国间的大事，以尽可能客观的笔调，一一排列下来。他的个人机遇与鲁迅先生十年之久的友情尽在字里行间，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十九世纪末叶（一八八五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