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六年
一月十四日 泊于横须贺港的军舰筑波丸爆炸，死伤二百余名。
三月十五日 史学家山路爱山[175]殁。
五月五日 大阪安治川的东京仓库会社芦分仓库发生爆炸，死伤数百名。
五月十一日 日美协会成立。
五月二十三日 米泽市大火，焚毁家屋二千五百户。
六月十一日 我驱逐舰与德潜艇于地中海开战，我方死伤五十余名。
六月二十日 因长崎三菱造船所的劳资问题，引发大同盟罢市。
七月五日 小说家塚原涩柿园[176]殁。
七月二十日 颁布《国立感化院令》。
九月三十日 关东关西暴风雨致死伤数百名，家屋倒塌一千数百户，浸水逾十三万二千户。
十月三十日 作为代用辅币，发行二角、五角、十角的小额纸币。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东京两国国技馆焚毁，与之毗邻的回向院亦烧毁。
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冈县桐野炭矿瓦斯爆炸，三百六十余名矿夫惨死。
内山完造三十二岁。前一年的抵制日货风潮渐趋缓和。五月七日，我在上海市内转了一圈，感觉今年人心稳定。五月九日，像去年一样，复携小天先生，从松江、嘉善、嘉兴、湖州、南浔、硖石、杭州至绍兴、宁波考察；特别是今年又加上了江北的通州、如皋、扬州。通过对长江一带的考察，明年的销售规模可望比往年倍增，遂决心先让客户进一批货。因为我们了解到，经过两年的排日运动，虽说没能大卖特卖，可店家的存货却全部脱手了。表面上看，说明生意毕竟还是悄悄地在做。因此，我考虑务须规避发生此类事态的风险，只要让店家手上囤一批商品，即使再有抵制日货的时候，也能踏踏实实地渡过难关。
由于上海没有专卖《赞美诗》和《圣经》的店（当时并不知道圣经会社在经营的事），去年以来，突然想入非非，想做这方面的代理，顺带代销与基督教有关的各种书籍。事不宜迟，立马给京都教会的牧野牧师写信，谈了内心的想法，同时也函告参天堂社长田口谦吉，寻求理解与帮助。就这样，由牧野牧师牵线搭桥，做成了警醒社的一笔交易，从而诞生了上海内山书店。
八月，乘欧洲航路的邮船加茂丸单身赴香港、广东旅行。已然是该到香港的时间，山也确实是香港的山，船已经抛锚，好多舢板在客轮的周围转悠，但我就是听不到Hong Kong（香港）这个词，周围到处是Hyonkon，Hyonkon的声音。原来，迟钝如我者竟浑然不觉香港本地的方言，还在那愣神，过后想来不禁苦笑，整个儿一乡巴佬。拜访公诚公司，签了一单大合同后，被安排在广东考察。投宿时，客户陪我到预定下榻的河南岸的日本旅馆。令我吃惊的是，这家旅社实际上是一间女郎屋，宿费中包含一名陈姓陪女。我一听，连忙辞却，然后渡河回来，住进了六角饭店。当我诚惶诚恐地去香港领事馆咨询时，被告知：这些问题在《香港事情》上写的有，你回去看一看。我这儿今天很忙遭遇官员如此傲慢的对待，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告辞。其实，我就是在读过《香港事情》之后才提出的问题。当然，出自我的低级头脑中的问题想必有些无聊，这不在话下。不过，当时的日本领事馆，也是说一套做一套。举个例子，他们常把外务省，不，日本政府的某些说法挂在嘴边，尽情兜售，诸如要摒弃外出打工习性，力求在外地扎根，若不抱定化作所居之地的泥土之念的话，日本人不可能有真的发展，等等，可憨直如我者竟然把人家说说而已的事儿当真了。彼时日本政府的方针完全不似那种英国流的不可动摇的殖民政策，而是动辄拿国家和国民做赌注的乾坤一掷式的玩法。这一点在此次无条件投降中也毕露无遗：那些当初有志在外国永居，抱定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之念，胼手胝足，一心在海外谋求发展的数以百万计的国民，积数十年之功始聚成的血汗财富，不得不像瓦片一样丢弃，而落得只身被遣返归国的结局说穿了，无非是日本政府以国家和国民为赌注的一场豪赌罢了（虽然也有军阀横暴等因素）。现在想来，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后悔也没用。但是，真正对此感同身受者，在被当成赌注的广大国民中，只是极少数恐怕也就是数百万海外归国者吧。除此之外的大多数国民之所以无法切身感知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是直接的受害者，而这正与只有原子弹爆炸的直接受害者才最清楚其虐杀的能力有多大是同一个道理。我想知道的是，上帝到底如何看待在广岛、长崎发生的男女老幼无差别的惨死？世界人道主义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广岛市民、长崎市民到底活着还是死了？凡此种种，都是这两座城市的市民们尚未把实感原原本本对我们讲述的。而这些问题又是非亲历者讲述，便殊难传达实感了。哦，话题似乎又走岔了，我该说的是其他的事。
张勋是一个在旧军阀中满脑子旧思想的主儿，犯了复辟运动的时代错误，尽管之后被段祺瑞的军队打垮，可张的军队在前一年入城南京时，滞留南京的日本人可是倒了血霉。张勋军固然军纪涣散且暴虐，可日人一方也有疏漏之处。现在大分县宇佐站前开业的板坂医生一家就是受害者之一。
我等日本人当时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务须去领事馆申请办理护照。护照上面写有旅行目的地，有效期为一年。像我这种年年到处跑的人，每年开始旅行时都得跑一趟领事馆。可是，在领事馆办手续时，若是在旅行目的地一栏填写过多的话，必遭训斥：去这儿去那儿的，真麻烦，出了问题可不好办呀。旅行还是要控制在最小限度内。我对这类话极端反感。在我看来，作为常鼓励国民海外发展的外务省派出机构，肩负着保护侨居外国的国民之责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应该对谋求海外发展的实践者们说的是：无论到哪儿，请尽情地去吧，但不要勉为其难。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国家会保护你们的正义，请放心去吧。切记万勿行恶。可领事馆方面的言行却正好相反。我确实对这种一味回避麻烦、逃避责任的官僚本性充满了愤慨，我这样说也并不是专门跟官吏过不去。当时，日本侨民分两类：一类是享有丰厚的月俸，一边充分体验异域的文化生活，一边谋求立身出世者，如官僚、银行职员、公司职员等；另一类多为个体经营者，靠手艺或一双腿吃饭，即使折了本也没关系，还可得一大笔赔偿金，成暴发户后好衣锦还乡。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并不回避这点，常在人前坦出此言。唯其如此，领事馆的人说那样难听的话，其实也不无一定的道理。就是说，这样的人和那些被称为中国浪人的主儿，从思想源流上来说是干流与支流的关系。总的来说，如果非要加以评价，只能说作为人尚未完成。那么，今天到底如何呢？汤川[177]博士荣获诺贝尔奖是世界性的殊荣，诚可喜可贺，理应大大庆贺，甚至举国同贺。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谁也没规定过，令世人由衷感到欢喜的如此殊荣奖项的创立者，不能出自日本。希望与因得奖而感到喜悦的获奖者一道，日本亦能出现因授奖予人而为人所心存感念者。任何现象都有两个方面，不要总看一面，也要看到另一面。
从香港乘一艘一千一百吨的小船城津丸，分别在汕头和厦门各宿两日后，赴台湾。汕头和厦门均为侨乡，我因而想到，若致力于培育南洋市场的话，在此间开展广告活动应该会比较富于实效。基于这种考虑，后来又加上福州，我在三处做了一番宣传工作。那天，刚刚刮过台风，虽然目击了天草丸的遭难，可天气实在是太好了，真没想到暴风雨过后竟会有如此好天气。不知是由于稳定才会有恐慌，还是恐慌过后稳定才出现，稳定总伴随着萧条，而萧条则常与污浊、腐败为伍，所以稳定之中孕育着恐慌，而恐慌过后稳定复始。我觉得稳定与恐慌好像是一架天平的两端。从厦门到淡水不到十个钟头。接下来，一般是从淡水港坐人力车到淡水车站，再从那儿乘列车去台北。我也如法炮制，按图索骥，中途为拍电报，顺道去了趟淡水邮政局。付账时，我拿出从上海带来的装银币的袋子，从里面哗啦哗啦地掏钱付账。我付了该付的钱，正要把剩下的银币重新装回袋子里的当儿，邮局职员招呼我：喂，实在不好意思，能不能帮我兑换一些钱？我当即答应，并问他需要兑换多少，对方说：多少都可以。于是，我就兑换了五块十块的，他一再谢我。随后，乘人力车到淡水车站，下车时，给车夫车费。车夫说：车钱就免了。请您老帮俺也换点银圆吧。听我说车钱是车钱，该多少是多少，兑换再单独兑换就是，车夫大喜过望，马上就从围裙前面的大兜（车夫一律着规定的围裙加工装裤的行头）里掏出五块钱钞票，说：拜托您啦！我连车钱一并兑成银圆交给他。车夫高兴坏了，乐呵呵地走了。可头脑迟钝的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买了车票乘火车赴台北，直奔一家经常去的名叫摄津馆的旅社。在旅社听说全台湾银圆匮乏，便好心为他们兑换了一些，众人自然很开心。后来了解到，一块钱钞票兑换成银圆的话，需要一毛一的手续费，而且还很难入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台湾的事情办完后，我回到大阪。回来一看，大阪可不得了了：两位掌柜每天携带便当，终日在城里和近郊转悠，寻找可兑换银圆的机会，说是苦于没有银圆而没法给职工发工钱，很抓瞎。我想了解到底为什么银圆突然就见了底，可谁都说不清楚。我自己想到的一点是：欧战以来，上海金条价格（黄金交易所的金块价格）暴跌，与金块的下跌相反，银块价格腾升。我称了一下五毛钱旧银币的分量，并算了算原金属材料的价格。令人吃惊的是，一枚五毛钱的银圆，如果按原材料卖的话，竟然值两块七毛五！哈哈，这个大行情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有日本人还蒙在鼓里。我觉得，从淡水到台北一路所听到的，加上大阪的银圆紧缺，肯定是被中国人捣鼓的结果。这个想法果然言中：日本国内的银圆经中国人之手被悉数折腾到中国，然后化作了金属原材。
是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十一月初才从大阪出发赴上海。我带着日本银行十月末发行的小额纸币回到上海，拿给人看，还在那儿自鸣得意。这一年马上就要结束了。由于日币贬值，已经毛到了一日元换不到中国钱三毛四的田地，此前一直按日币拿月俸者开始骚动起来，要求把用日币结算的工资变更为上海银圆。结果连日本人学校的教员都写了一纸不再要求换回日币的字据后，工资才得以换成上海银圆。其实，如果当时把银圆兑成金条的话，会更划算，而日本人中似乎没人那样做。可到了大战结束，银价跌落之际，复怨声载道。人就是人，不要说百年后如何了，就连十年后的事都无法看清，宏大叙事还是不要做的好。
彼时，上海的日本人书店已有文路上的日本堂和申江堂，加上闵行路上的至诚堂共三家。除此之外，在北四川路魏盛里一个连小卖店都没有的地方，而且是甬道中间，又诞生了一爿袖珍书店，一家名叫内山书店的业余书店。因我对大阪商人的阴险颇有了解，所以常劝日信药房的伙计们莫让太太闲着，最好做点什么副业，就算万一遭遇什么不幸，也总不至于流落街头，可没人听得进去。我眼瞅着参天堂这家店正在被某种阴谋一点一点地拖进圈套之中，所以一回到大阪，我就在店里反复强调这一点，可惜应者寥寥。不过，幸亏那些阴险的、发言权越来越大的人也一个个辞职而去了。后来，我当初所看破的圈套果然触目惊心地发生了，只不过由于老板一家的离世没形成大问题而已此乃后话。这一年的冬寒着实可怕：早晨起来，被子的表面简直像雨淋了似的一片濡湿，降雪也多，时而黄浦江面竟然会结冰，为近年来绝无仅有。
《花甲录》是内山完造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理解，按照编年体史书的体裁，一页一页、一件一件地将自己自出生之日起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中日两国间的大事，以尽可能客观的笔调，一一排列下来。他的个人机遇与鲁迅先生十年之久的友情尽在字里行间，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十九世纪末叶（一八八五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