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十一年
一月十日 前总理大臣大隈重信殁。
一月二十日 法国霞飞元帅[225]抵东京。
二月三日 北陆线铁道亲不知隧洞发生大雪崩，三节列车厢被毁，死伤一百三十余人。
二月十六日 美国节育论者桑格夫人[226]访日，被禁止登陆，致舆论大哗。
二月二十日 据公布，日本总资产达八百六十亿日元。
三月十日 和平纪念博览会于上野公园开幕。
三月三十日 颁布《禁止未成年者饮酒法》。
四月八日 国语调查会确定汉字使用限制方案，常用汉字被限定于两千字以内。
六月二十四日 我西伯利亚派遣军全部撤兵。
九月十五日 日本近代小说界先驱、《佳人的奇遇》作者东海散史柴四郎[227]殁
十二月六日 参与中国***的志士宫崎滔天殁。德国物理学界巨星爱因斯坦博士访日。
内山完造三十七岁。上海人近来频繁使用的话里，有个词叫嗒俑。这是大熊的意思，指的是日本不惜以最后通牒的手段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因大隈在日文中的发音与大熊相同，把隈换成熊，便成了嗒俑。加上大隈最近去世，大约想说中国赢了，便用嗒俑死啦的话来表达某种畅快。看到中国人的这种做法，脑海中的确会浮现出一切时间说了算这句话。可日本人对此全然无知我们实在应该在自负之上，学会前进一步的思考方法，并使之贯彻。然而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思维方式较之中国人，还是有流于皮相之嫌。由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利用列强沉迷于世界大战的间隙，端出二十一条，并以最后通牒的极端形式迫使中国政府屈服，那么作为中国人来说，讨厌当时的始作俑者大隈先生实属情理之中的事。也正因此，一条大隈逝世的电报消息，马上就借着嗒俑死啦的喜悦而迅速扩散。随便哪个中国人都会假装问日人东洋先生大熊（隈）死了没有，从而察言观色，这的确令东洋先生十分恼火。但《山东返还协定》和废除二十一条决议案的表决通过，已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于大正四年爆发的二十一条问题，在中方所谓坚持到底，五分钟热度的应对之下，已持续发酵七年之久。与之相比，当通过战争谈判攫取的辽东半岛，因遭遇三国（德法俄）干涉而被强制返还的时候，尽管我们也曾叫喊着要卧薪尝胆，可到了通过日俄战争而得到旅顺、大连、关东州的租借权时，还不是忘得干干净净了吗？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实在是很偏执。但倘若照中国人的话说，那只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无论看上去有多偏执，只要还处于人力所能及的事在人为阶段，那是务须要竭尽全力而争取的，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在人事已尽无可尽的时候，再交给天命，这才是中国式的做法。并非勉强将执拗进行到底，而是力所能及之事，无论是或非，都要做下去，做到底。到了无论如何无法进行下去、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再断念不迟，那便是所谓没法子，天晓得的阶段了没有任何办法，看破了天道。
这时，抵制日货已经画上了休止符。大概是不会再闹抵制日货了。若是节外生枝，再有什么新由头生出的话，另当别论。但只要无新的由头，暂且可以先踏实下来，好好经商了。于是，我终于鼓足勇气，制定了销售计划。大约就在这一年，我的看家买卖大学眼药遭遇了人家的假冒：一种叫文学眼药的冒牌货，从文字的写法到商标的人头，几乎都跟我们的产品一模一样。与其说是恶意仿造，不如干脆说就是假冒。对我的报告，参天堂本店方面马上就来了诉讼解决的通知。但我决定暂缓诉讼，先交涉一下，于是便派了王（植三）先生过去，谈了一通话：文学眼药明显是大学眼药的冒牌货，这冒牌货让我的生意很为难。大学眼药也是我赖以吃饭的营生，现在既然连饭碗都被冒牌的文学眼药所妨碍，那我肯定不能坐视。贵方的文学眼药想必也是要赚钱的，那么就应该清清爽爽地创立自己的商标。如果我这个建议不被接受的话，那么作为无奈之策，我方将立即着手制造文学眼药的冒牌，与贵方的文学眼药展开竞争。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来说这个那个的话，责任不在我方丑话先说在前头。与文学眼药的制造商仅交涉了这一次，对方便服从了我方的道理，承诺即刻中止生产，但手头还有数万支，希望我方允许把现货抛售掉。我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从那以后，这个假冒的文学眼药便消失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的想法击中了靶子。此番交涉是从前文中也有所涉及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和大美烟草公司，围绕红星牌香烟和桥牌香烟的竞争中得到的启示。还有一层是，对于压根儿就讨厌诉讼的中国人来说，通过诉讼即使能取得强制性、高压性的效果，也会留后患，还是应优先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基于他们是绝对服从道理的人这一点，我有意避开诉讼而选择以讲理的方式来交涉，结果正中下怀。我还从上海有名的六神丸本铺对假冒品所采取的策略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无论有再多的模仿、假冒，也绝不打官司，任其发展。我问何以能持如此超然的态度，对方说：模仿品、假冒品出来得越多，越证明真正六神丸有效。如此，希望买正品六神丸的人，便一定会到本店来购买。我是做生意的人，觉得从这里能明显看出中国人的气质，即不主动向他人的领域扩展自己的买卖，任由顾客选择，只努力增进自己产品的实力，希望购买本店生产六神丸的买主，请自己前来购买。以这种态度做生意的话，便不会有问题，也全然没有因买卖而诱发纷争之虞，因为不是独占。确实如此。日本也有数种六神丸在制造贩卖，可从未受到过任何抗议，诉讼云云更难以想象。我对这种值得尊敬的态度真是心悦诚服。与文学眼药的交涉仅此一次，便如愿以偿地轻易获胜，我以为国际问题的解决亦当如法炮制，或理应如此。因此，关于日本与中国间的外交问题，对于日本所采取的交涉方法及问题的应对方式，我从根本上持反对态度。不知他国如何，但中日间问题的解决应以理服人，我对此深信不疑。更何况对那种策动欺诈性的事变，然后再以此为后盾，实施强盗行为的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诸如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炸死张作霖事件、上海事变的便衣队问题、十九路军的开枪问题等，我实在不明白道理之所在。唯其思念故国，更觉这类事体是断难做出的此先放下不表。在解决文学眼药的问题上，中国人颇受赞赏。其后，诸如此类的问题再未发生。
这一时期，我考虑到作为大学眼药的良药之道，应该是在完成老牌大学眼药相关产品的同时，自主地推出新处方产品，如新大学眼药、新新大学眼药等，以确保在技术上不落人后。特别是水药、粉末剂、膏药及洗眼药等类别，大体上眼药圈的所有制造方法都应该以大学眼药之名加以商品化。我向本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然而完全被当成了耳旁风。对此，我相当失望。
中国正在政治上进行一场易世***，我觉得我们在商业上亦应如此。与政治改革需通过对缺陷的确认来进行一样，商人也应该通过对自己商品缺陷的确认，不断致力于产品改良和新品开发。只有如此，商品的生命才有可能永远延续下去，这是我的信条。几名友人在我的店里搞起了文艺漫谈会：石井政吉医生专门研究歌德，其深度已然超越了业余范畴；升屋治三郎[228]不愧是早稻田逍遥[229]博士的嫡传弟子大约也是因了与坪内士行[230]的朋友缘吧，其戏剧谈真比内行还专业；塚本助太郎演的中国剧，由于是在京城无人不晓的听花山人辻先生[231]（包括尚小云等众多伶人的监护人）的同名名著，与研究脸谱的竹内同为沪上双璧；还有其他一些文艺爱好者捧场，再加上与被称为中国南方剧坛第一人的欧阳玉倩和田汉、谢六逸、郑伯奇、唐有壬等中国方面同人的彻夜欢谈，敝店的漫谈会一时间竟成了上海名所。把这种繁盛与日本人俱乐部的联谊性组织同攻会连接在一起的，是绰号为歌德博士的石井君。因漫谈会的关系，同攻会也极一时之盛而变得热闹起来。但随着被警察当成了建功立业的对象，又渐次销声匿迹了。日本人在区分诸如公人与个体[232]私人与社会等问题上的能力有所欠缺，无论对什么都是一根筋式的思维，商人连骨髓里都是商人，官吏哪怕连体液里都是官吏，军人至死都是军人恪守如此思维定式的警察，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难脱警察的秉性，动辄因为一句话把人当成罪犯，并不考虑具体的时间、场合。对普通人，连撒谎都是犯罪，并惩处之；可到了警察、宪兵那里，在执行所谓公务时，不要说撒谎、行骗了，就连当间谍都不在话下。那些对自己在行使权利时，觉得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对岂有此理的错误却无自觉的家伙，诚可谓浅薄鄙陋之徒，这点通过此次战败，已然是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了。我一方面为自己历来对日本人的思考均应验而颇感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到某种更大的悲哀。一天早上，总领事馆的赤木警视打来电话，让我到其府上去一趟。我立马赶过去，听了一番训话：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原先我一直以为你是上了黑名单的CP呢！可昨天在教会前看到布告，说你要来布道，这才头一次知道。从今以后，我会把你的名字从名单中拿掉的，请放心吧。啊是这样啊？实际上，从神户的友人那儿递过话来，让我暂时不要回日本。至于为什么，我也在纳闷，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啊。好吧那么，多谢啦！就此谢过，便回了家。这个赤木后来作为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警视总监在勤务时被人暗杀。无论其公职生活如何，暗杀总不是好事。我对这种事总无法抱肯定的态度，而是觉得遗憾。赤木氏在佐野学[233]先生逃到上海来的时候，为了抓捕他，设了种种圈套，不惜动用欺骗、虚假传讯等手段，事后还把警察特有的诉苦也好、自我吹嘘也好发表在报上。我对其谈话无论如何无法苟同。我一向主张：我们虽然被教导谎言是罪，欺骗是恶，可官人在执行公务时，却无论什么样的谎都可以撒，无论什么样的圈套都可以下，纵然欺诈也无所谓，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如果说对官吏的这点都可原谅的话，那么商人在商业行为中的谎言、欺诈和设套也应当被原谅，因为官吏的执行公务和商人的商业行为都是一种职务行为。这个时期，我的店里还发行过《中国剧研究》和《万华镜》两种杂志。尽管这些刊物其实就是文艺漫谈会的分身，且每期必亏损，但现在想来，绝不比今天的杂志逊色。从内容上说，也是由中日两国作者执笔，可以说是在现场践行中日友好。大约从那时起，我产生了一种要做中国与日本之间合作、友好媒介的意识，并开始有所行动。
《花甲录》是内山完造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理解，按照编年体史书的体裁，一页一页、一件一件地将自己自出生之日起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中日两国间的大事，以尽可能客观的笔调，一一排列下来。他的个人机遇与鲁迅先生十年之久的友情尽在字里行间，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十九世纪末叶（一八八五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