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中国前景展望
在这一章中，我想尽我所能，站在一个务求发展、力倡公益精神的中国人的视角，说一说我自己想要倡导什么样的改革，开展这样的改革又应讲究什么样的先后顺序。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必须自力更生救亡图存，不能依靠外援。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福祸兼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祸，能让日本暂时放开手脚，肆意而为；沙皇俄国垮台是福，俄日秘盟解体；英日同盟是祸，英国人受迫，不顾自身经济利益，怂恿日本人侵略出击；日美摩擦是福，不过，华盛顿会上达成的协议眼下来看的确有利于山东局势，但从长计议，可能是祸，美国不愿像从前那样反对日本。我在第十章中已阐明原因，中国必须变强。如若不然，不论日本是衰败，还是渐渐崛起成为远东无可争议第一强国，都是中国之灾。而且，最终的结局很有可能就在这两个情况中产生，不是这一种，就是那一种。从长远来看，列强利益无一例外都与中国福祉、中华文明向最好处发展这两个目标不相兼容。因此，中国人必须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不能指望任何一个强国会发善心、做好事。
问题不仅仅在于政治独立，一定的文化独立同样很重要。我想在这本书里说的是，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西方人优秀。而且，有一种情况既对他们不好，也对我们不利。那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他们不得不降到西方人的水平。但在这件事上，也有必要妥协折中。如果中国人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接纳西方人的一些恶，就不会得到西方的尊重，会越来越受外邦欺压。但中国人必须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把接纳西人之恶这一过程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首先，中国人很有必要培养爱国精神。当然，这种精神指的不是义和团那些人有的固执偏狭、盲目仇外的心理，而是一种开明态度，愿意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不愿意让别人主宰。日本人残忍暴虐，给中国人上了一课。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经有开明心态，商人也多抱这种态度。一国秉持爱国主义的危险是，一旦强大到足以自御，就会立即调转方向，侵略他国。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但让人恐惧的是，在壮大国力、维护独立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变得足够强大，以强自恃，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所以，敦促这一点绝不为过，即爱国主义仅应用作防御，不应诉诸侵略。虽然有这一限制条件，我还是认为爱国精神绝对很有必要，能够振兴中国。中国人应该寻求独立，但独立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实现西方技能与中国传统美德新融合的一种手段。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不了，政治独立也就没有多大价值。
我认为，必须做到三点：1. 建立有序政府；2. 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3. 推广教育。应同时追求这三个目标，但应按以上顺序分出轻重主次。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构建工业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也了解到，如果政治混乱无纪，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此外，没有善政，也不可能大规模筹措教育经费。因此，善政是其他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工业和教育紧密相连，很难分清主次。但我之所以把工业放在前面，是因为如果中国人不能快速发展工业，外国人将占绝对强势。到了那个时候，再想把他们赶出去相当困难。考虑到这些原因，我决定按上述顺序排列三个问题。
1. 建立有序政府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还跟以前一样混乱。张作霖和吴佩孚大战在即。通常认为，前者是中国最反动的力量。一些好心的专家权威就是这么看的，但这种看法不对。虽然《泰晤士报》把吴佩孚称作开明领袖，但他可能比英国的自由党党首好不到哪儿去。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如果他打赢了，他会信守承诺，召集国会，结束南北割据，为全中国议政立政。但完全也有可能他不会这样做。不管发生哪种情况，想靠着一个将军打赢仗后帮个忙，跟靠着一个外邦强国发善心做好事一样危险。中国进步人士要想胜出，必须会组织、有力量。
就目前来看，我发现中国宪政派做得最好。他们联合起来，推出了一项计划，内容包括召集国会、结束军阀争权夺势的局面。中国有必要实现一统，即便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珍视的信仰，也还是有必要朝这一方向努力。鉴于宪政派是因为这项计划而联合起来的，他们将对公众舆论产生很大影响，而公众舆论在中国力量很大。宪政派早晚会让一些势力大的将领出任高位，但条件是，该将领不得拥兵自重。用这种方法，宪政派可能会让权力的天平倾向自己选出的人。不要忘了，1920年7月，学生暴动，让天平倾向吴佩孚，与安福党作对。但宪政派在制定政策的同时，必须结合宣传造势，才能成功。宣传对象既应包括普通老百姓，还应包括士兵。而且，在恢复社会秩序后，必须为遣散士兵创造就业岗位，没有遣散的要发兵饷。这就涉及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因为，外国人不会借款给中国，除非中国把剩下的那部分独立区域再牺牲掉一些，作为给他们的回报（我在第十章已经解释过原因。我不认可美国银团声明。他们在这份声明中说，自己会借款给中国，但不会控制中国内政。也许他们不会在贷款协议中列明控制中国这一项，但我肯定他们实际上就会这么做）。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能走出这种困境。那就是，以爱国精神号召中国商人，在国内筹款。中国国内存着不少钱。但很显然，中国富人不会把钱借给控制北洋政府的任何一个匪帮。
待到起草永久宪法时，我毫不怀疑这份宪法会确立联邦制为国体，赋予各省很大自主权，只让中央政府管辖海关、陆海两军、外交和铁路。中国人的省区乡土感情很浓。我想现在一般人都意识到，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观念是个错误。
在起草宪法甚至在宪法通过后的这段时间里，不能只靠宪政派威望，也不能不引导公众舆论。有必要让全国各地仁人志士联合结社，严密组织纪律，达成集体意见，得到会员支持后，再加以实施。该社应杜绝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以此赢得公众信任。只要有一人违反腐败方面规定，就必须除名。该社必须清楚表明立场，让公众知道自己捍卫国家利益，反对自私自利、投机倒把、崇洋媚外。只有这样，才有威信对政治家发表批评表扬意见，对舆论甚至对军队发挥强大影响力。少年中国有足够的能量、爱国热忱、诚实品格，去创建这样一个社团，使之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发展壮大。但如果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开明的爱国主义加以组织贯彻，就汇聚不起力量，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政治问题。
或早或晚，中国都必须把蚕食国家主权的外邦强国扫地出门。中国必须收复通商口岸，掌握关税，从治外法权中获得解放。但这些都可以在不惹恼外国（可能得把日本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做到，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不应该在收回这些权利之初，就把事情搞复杂，与外邦强国结仇。俄国防御能力比中国强，但布尔什维克激起众恨，俄国深受其害。如果中国能实施善政，开发资源，将有可能纯粹通过外交手段，收回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特许权，其余等有合适机会再收回来。
2. 发展工业
关于这一点，我已在第十四章写过。现在我想阐述一些基本方面。之前已经讲明原因，我认为所有铁路都应收归国有，所有矿脉好、品位高的矿山都应该在公平估价后卖给中国政府。就算这些矿山一开始不是国有企业，也要这样办。跟外国人签订借款合同时，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让外方控制中国。如果中国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体系，上述问题解决起来都不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外国资本家愿意在抵押品良好的情况下借款，不会插手管理环节。应尝试各种外交手段，防止银团借贷款问题谋求垄断。
建立善政后，中国工业企业可以大量采用国有企业形式。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毋宁说列宁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任何一个文化发达、经济落后的国家都有很多人讨论。首先，国家比个人容易借到款子；其次，国家容易与外国专家打交道，并视未来所需，聘用他们。再次，国家容易决定哪些行业事关国计民生，不能受外邦强国控制。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如果从一开始就由国家主导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避免私有资本主义滋生种种恶行。如果中国能够建立充满活力、诚实待民的政府，就有可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防止私有资本家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误导、受欺压。
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道德就要发生大变动。应着眼于：培育公益精神，取代家庭伦理；移风易俗，让私营企业形成的诚实风气涤荡公共服务领域；蓄养活力，打破现有沉沉暮气。我相信，少年中国能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做到这几点。但应该认识到：这几点是必要条件。如果实现不了，不管是哪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肯定都会失败。
为发展工业，中国人必须注重学习，不仅成长为技术专家，还要变成熟练工人。我认为，目前，中国在前一方面下的力气比较大，后一方面相对薄弱。为培养熟练工人，明智的做法是从德国等国引入人才，让他们为中国培训工人。这样一来，中国想开辟哪个工业领域，都不愁找不到熟练工。
3. 普及教育
如果中国能像仁人志士所愿，建成民主国家，就应该把普及教育视为当务之急。在人口多数不会读书识字的地方，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施行。教育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是开发政治自觉意识的根本。中国乡村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中国人自己非常清楚，但就目前财政状况来看，普及小学教育是不可能的。在普及教育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肯定会实施寡头政治，就算形式上不是，实际上也还是这种政体。原因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不可能建言献策。即便建成了善政，中国人口这么多，教育他们要花一大笔钱，工业又不发达，能不能承担得起这笔巨额开支也让人怀疑。而且中国工业有所发展的领域主要让外国人把持，产生的利润给日本人配了战舰，给英美的百万富翁造了豪宅，做成了晚餐。要想把工业生产利润拿来用作中国的教育经费，中国人就必须主导工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要把发展工业放在制定一揽子教育计划的前面。
目前来看，就算有了教育经费，也还是找不齐老师，不能保证每一个乡村小学都有一位老师。但中国人对教育抱有极大热情，正以有限资源快速培训教师。中国教育家秉持公益精神，投入很多心血，常常很多个月拿不到薪水。
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应该自己办工业，还应自己办教育。做到这两点同等重要。眼下，仍有必要在一些科目聘用外国教员，但很快就不必这样做。不过，只要外国教员人数不是太多，就没有什么坏处。他们比铁路矿山方面的外国专家要好。让外国管理教育才真正有坏处。在教会学校或在外国人控制的教育机构里上过学的中国人一般会丧失民族意识，对西方文明盲从照搬，是非美丑观念模糊，不能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奇怪的是，在中国人自己的事上，这些人比接受中式现代教育的青年男女还要保守落后。这是因为，一般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比现代中国人保守，他们把这种保守思想传给了自己的学生。所以，他们教过的人不知不觉全盘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对自己的民族少了一些尊重。
想做学术研究的人将来应到欧美大学待上一段时间。但对绝大部分大学生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留在中国接受教育要好得多。归国留学生身上明显带有留学国家的印记，旅美学生更是这样。本章开头建议中国所有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建立社团，但因为日本、美国、德国等地的留学生学成归来后，带有民族偏见，产生不少分歧，给社团工作带来了困难。假以时日，在中国本土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自然会克服这种困难。但眼下，困难还比较大。
为克服这种困难，要做两件事。第一，建立能够启发心智、善于鼓舞人心的领导体制；第二，明确认识，知道中国应该建立哪种类型的文明。领导体制既应注重思想学识，也应讲究实际。就第一方面而言，作家在中国很有影响力。一个有魄力、善作为的改革家如果兼具文学功底，就能说服少年中国绝大部分民众。中国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我自己就知道一个胡适博士[1]。他学识广博，精力过人，对改革充满激情，无所畏惧。他提倡吸收西方文化一切成果，但绝不生搬硬抄、亦步亦趋。
我构想的这个社团也要建立注重实际的政治领导体制。满足这方面要求的领导跟以思想学识见长的领导不一样。因此，一个人不大可能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但要跟列宁、马克思不同。
中国要追求的目标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中国现在有了复兴精神，如果再能阻止外邦为非作歹，就有可能发展一种新文明，比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都优秀。少年中国应该树立这样的目标：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辅之以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其付诸实际，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由中国国内情况导致，第二类因国际局势产生。前一类包括：教育、民主、减贫、清洁卫生、预防灾荒。后一类涵盖：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化大生产，修改条约，收回通商口岸（可参照日本情况），最终建立强大陆军，防御日本进攻。要解决这两类问题，都需要西方科学，但用不上西方的人生哲学。
如果中国人学了西方的人生哲学，就会在不受外国侵略、得到安全之后，立即出征侵略别国。他们会学汉唐，在中亚攻城略地，也可能会效仿忽必烈，想要攻下日本。他们会开发物质资源，为的是在国内养肥几个自我膨胀、利欲熏心的财阀，看着国外百万民众饿着肚皮奄奄一息。这就是西方运用科学得到的结果。如果中国人受到残暴权力的诱惑，迷失了方向，他们可能会赶走敌人，做表面功夫，但心里又向敌人屈服。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即现代世界军事强国无力戒除战争瘾。年复一年，科学越来越发达，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最终自取灭亡。如果中国也加入这个疯子队伍，就会跟其他国家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但如果中国志于改革的人守中道、有节制，在有防御能力时就罢手不为，戒除征伐欲望，不去侵略外邦；如果中国在实现国内安定后，不去做强国硬塞给他们、一心只想满足物欲的活动，转而以自由之身追求科学艺术，建立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带着这种希望，我愿看到少年中国鼓舞人心，启迪众人。这种希望有望变成现实。正因其有望变成现实，中国理应挺立前列，得到每一个热爱人类之人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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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的著作部分可从刁敏谦书中找到，参见第40页及后页。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