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琵琶引

《唐摭言》卷一五杂记条云：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寅恪按：此诗是否真为宣宗所作，姑不置论。然乐天之《长恨歌》《琵琶引》两诗相提并论，其来已久，据此可知也。故兹笺证《长恨歌》讫，乃次及《琵琶引》焉。

寅恪于论《长恨歌》篇时，曾标举文人之关系一目。其大旨以为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今请仍以比较之研究论乐天之《琵琶引》。

张戒《岁寒堂诗话上》云：

《长恨歌》元和元年尉盩厔时作，是时年三十五。谪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诗工拙远不侔矣。如《琵琶行》，虽未免于烦悉，然其语意甚当，后来作者，未易超越也。

寅恪按：乐天于长庆末年所作《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七律（《白氏长庆集》卷一六）中，自述其平生得意之诗，首举《长恨歌》而不及《琵琶引》。若据以谓乐天不自以《琵琶引》为佳，固属不可。然乐天心中绝不以《长恨歌》为拙，而《琵琶引》为较工，则断断可知。此张氏《琵琶引》工于《长恨歌》之论，不可依据者也。然张氏谓《琵琶引》语意甚当，后来作者，未易超越，其言甚允。盖乐天之作此诗，亦已依其同时才士，即元微之，所作同一性质题目之诗，即《琵琶歌》，加以改进。今取两诗比较分析，其因袭变革之词句及意旨，固历历可睹也。后来作者能否超越，所不敢知，而乐天当日实已超越微之所作，要为无可疑者。至乐天诗中疑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亦可因比较研究，而取决一是。斯又此种研究方法之副收获品矣。兹先考定微之作品年代，然后诠论乐天之诗。《元氏长庆集》卷二六《琵琶歌（寄管儿，兼诲铁山。此后并新题乐府）》云：

去年御史留东台，公私蹙促颜不开。今春制狱正撩乱，昼夜推囚心似灰。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参同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云：

东台监察御史元稹摄河南尹房式于台，擅令停务。贬江陵府士曹参军。

同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略云：

四年，奉使东蜀。使还，令分务东台。

微之此诗既有去年东台及今春制狱之句，明《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也。又依《白氏长庆集》卷一二《琵琶引》序云：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

是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元作先而白作后，此乐天所以得见元作，而就同一性质题目，加以改进也。

以作诗意旨言之，两诗虽同赞琵琶之绝艺，且同为居贬谪闲散之地所作，然元诗云：

我为含凄叹奇绝，许作长歌始终说。艺奇思寡尘事多，许来寒暑又经过。如今左降在闲处，始为管儿歌此歌。歌此歌，寄管儿，管儿管儿忧尔衰。尔衰之后继者谁，继之无乃在铁山，铁山已近曹穆间。性灵甚好功犹浅，急处未得臻幽闲。努力铁山勤学取，莫遣后来无所祖。

则微之盛赞管儿之绝艺，复勉铁山以精进，似以一题而兼二旨。虽二旨亦可相关，但终不免有一间之隔。故不及乐天之一题一意之明白晓畅也。此点当于研究两家所作《新题乐府》时详论之。又微之诗中所说，不过久许管儿作一诗，以事冗未暇，及谪官得闲，乃偿宿诺，其旨似嫌庸浅，而白诗云：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娼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琵琶引》序云：

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

是乐天此诗自抒其迁谪之怀，乃有真实情感之作。与微之之仅践宿诺，偿文债者，大有不同。其工拙之殊绝，复何足怪哉。

复次，乐天晚岁之诗友刘梦得，亦有《泰娘歌》一篇（《刘梦得文集》卷九）。其引略云：

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初尚书为吴郡得之，命乐工诲之琵琶，使之歌舞。无几何，尽得其术。居一二岁，携之以归京师。京师多新声善工，于是又损（捐）去故技，以新声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见称于贵游之间。元和初，尚书薨于东京，泰娘出居民间。久之，为蕲州刺史夏天愻所得。其后愻坐事谪居武陵郡（朗州）卒。泰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雒客闻之，为歌其事。

则泰娘事颇与乐天所咏者相类。而诗云：

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

乃以遗妾比逐臣，其意境尤与白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近似。唯刘诗多述泰娘遭遇之经过，虽盛称其绝艺，而不详写琵琶之音调。此则与元之《琵琶歌》、白之《琵琶引》不同者。且刘诗特以简练胜，亦可据见也。刘诗固为佳作，读《琵琶引》者，不可不参读。所成为问题者，乃乐天于作《琵琶引》以前，曾见梦得《泰娘歌》与否耳。考梦得此诗为任朗州司马时（刘梦得于永贞元年十一月己卯贬朗州司马，至元和十年二月召至京师。三月，以为连州刺史）即元和十年二月以前所作。而梦得于元和十年春，曾与柳子厚、元微之诸逐客，同由贬所召至长安。时乐天为左赞善大夫，亦在京师（参《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刘禹锡传》、《通鉴》卷二三九《唐纪宪宗纪》元和十年二月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十年不量移条及下《连昌宫词》章）。固有得见此诗之可能。唯刘白二公晚岁虽至亲密，而此时却未见有交际往复之迹象，且二诗之遣词亦绝不相似。然则二公之借题自咏，止可视为各别发展，互不相谋者。盖二公以谪吏逐臣，咏离妇遗妾。其事既相近，宜乎于造意感慨有所冥会也。是知白之《琵琶引》与刘之《泰娘歌》，其关系殆非如其与元之《琵琶歌》实有密切联系者可比矣。

又李公垂《悲善才》一诗（《全唐诗》第十八函《李绅》卷一）亦与元白二公之《琵琶歌》《琵琶引》性质类似，其诗中叙述国事己身变迁之故。抚今追昔，不胜惆怅。取与微之所作相较，自为优越。但若与乐天之作参互并读，则李诗未能人我双亡，其意境似嫌稍逊。又考公垂此诗有：

南谯寂寞三春晚（南谯即滁州之旧称。可参《通典》卷一八一《州郡典古扬州上》滁州永阳郡条）

之句，当是任滁州刺史时所作。公垂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自山南幕召为右拾遗充翰林学士（参《新唐书》卷一八一《李绅传及翰苑题名》）。其年冬，乐天亦自忠州召还，拜司门员外郎，转主客郎中，知制诰。二公同在长安者，约历二年之久。此后公垂于长庆四年二月流贬端州，至宝历元年四月量移江州长史（参《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及卷一五九《韦处厚传》等）。复迁滁州刺史，于大和四年二月转寿州刺史（参《全唐诗》第一八函《李绅》卷一《转寿春守》七律）。则《悲善才》一诗作成之时间，远在《琵琶引》以后。且其间李公垂似已因缘窥见乐天之诗，而所作犹未能超越。然后知乐天所谓苦教短李伏歌行及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吾《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者（参《长恨歌》章），之非虚语，而元和时代同时诗人，如白乐天之心伏刘梦得（见《附论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及李公垂之心伏白乐天，皆文雄诗杰，历尽甘苦，深通彼己之所致。后之读者所涉至浅，既不能解，乃妄为品第，何其谬耶！古今读此诗者众矣，虽所得浅深，各有不同，而于诗中所叙情事，多无疑及之者。唯南宋之洪迈，博学通识之君子也。其人读乐天诗至熟，观所著《容斋随笔》论白诗诸条，可以为证。其涉及此诗而致疑于实无其事，乐天借词以抒其天涯沦落之感者，凡二条。兹移写于下，并附鄙见以辨释之。

《容斋三笔》卷六白公夜间歌者条云：

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顾忌。岂非以其为长安故娼女，不以为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题云，夜闻歌者（寅恪按：在《白氏长庆集》卷一〇）。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又在《琵琶行》之前。其词曰，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悲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依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珍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霑襟，低眉终不说。陈鸿《长恨歌传》云，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议也。今诗人罕谈此章，聊复表出。

又《容斋五笔》卷七《琵琶行海棠诗》条云：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娼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宦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抒写天涯沦落之恨尔。东坡谪黄州，《赋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尔也。或谓殊无一话一言，与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乐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哉。

寅恪按：容斋之论，有两点可商。一为文字叙述问题，一为唐代风俗问题。洪氏谓乐天夜登其舟与饮，了无顾忌及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然诗云：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则移船相近邀相见之船，乃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盖江州司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妇之船，而邀此长安故娼从其所乘之船出来，进入江州司马所送客之船中，故能添酒重宴。否则江口茶商外妇之空船中，恐无如此预设之盛筵也。且乐天诗中亦未言及其何时从商妇船中出去，洪氏何故臆加中夕方去之语？盖其意以为乐天贤者，既夜入商妇船中，若不中夕出去，岂非此夕径留止于其中耶？读此诗而作此解，未免可惊可笑。此文字叙述问题也。夫此诗所叙情事，既不如洪氏之诠解，则洪氏抵触法禁之疑问可以消释，即本无其事之假设，亦为赘剩矣。然容斋所论礼法问题，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故不能不置一言。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此可取今日日本为例，盖日本往日虽曾效则中国无所不至，如其近世之于德国及最近之于美国者然。但其所受影响最深者，多为华夏唐代之文化。故其社会风俗与中国今日社会风气经受宋以后文化之影响者，自有差别。斯事显浅易见，不待详论也。唯其关于乐天此诗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娼，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

元微之于《莺莺传》极夸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而不以为惭疚。其友朋亦视其为当然，而不非议。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之证。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娼，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重轻，不必顾忌者也。此点已于拙著《读〈莺莺传〉》文中论及之矣。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寅恪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论党派分野时已言之。乐天亦此新兴阶级之一人，其所为如此，固不足怪也。其详当别于论乐天之先世时更述之。

序云：

凡六百一十二言。

卢校本作六百一十六言。注云：

二讹。

寅恪按：卢抱经之勘校甚是。唯诸本皆作六百一十二言，故为标出之。

诗云：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寅恪按：汪本及《全唐诗》本俱作幽咽泉流水下滩而于水字下注云：一作冰。滩字下注云：一作难。卢校本作水下难，于难字下注滩字。那波本作冰下滩。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与阮芸台书》云：

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

其说甚是。今请更申证其义。

一与本集互证。《白氏长庆集》卷六四《筝》云：

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

正与《琵琶引》此句章法文字意义均同也。

二与此诗有关之微之诗互证。《元氏长庆集》卷二六《琵琶歌》中词句与乐天此诗同者多矣。如霓裳羽衣偏宛转六幺散序多笼捻断弦砉騞层冰裂诸句，皆是其例。唯其中：

冰泉呜咽流莺涩（可参《元氏长庆集》卷一七《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七绝，莺涩余声絮堕风之句）。

一句实为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二句演变扩充之所从来。取元诗以校白句，段氏之说，其正确可以无疑。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借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

又微之诗作流莺涩，而乐天诗作间关莺语花底滑者，盖白公既扩一而成二句，若仍作涩，未免两句同说一端，殊嫌重复。白诗以滑与难反对为文，自较元作更精进矣。

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六《何满子歌》（原注云：张湖南座为唐有熊作）略云：

我来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飞仲春琯。缠绵叠破最殷勤，整顿衣裳颇闲散。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懒。

又同集卷一八《卢头陀诗序》云：

元和九年，张中丞领潭之岁，予拜张公于潭。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云：

以苏州刺史张正甫为湖南观察使。

据此，微之《何满子歌》作于元和九年春，而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秋，是乐天必已见及微之此诗。然则其扩《琵琶歌》冰泉呜咽流莺涩之一句为《琵琶引》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之二句，盖亦受微之诗影响。而乐天《筝》诗之冰泉咽复通，乃作于大和七年。在其后，不必论矣。

复次，《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新题乐府五弦弹》云：

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

《白氏长庆集》卷二《秦中吟五弦》云：

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

同集卷三《新乐府五弦弹》云：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李公垂《悲善才》。寒泉注射陇水开句，可与此参证）。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杀声入耳肤血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

寅恪按：元白《新乐府》此两篇皆作于元和四年（见《新乐府》章），白氏《秦中吟》亦是乐天于任谏官即左拾遗时所作（见《白氏长庆集》卷一《伤唐衢二首》之二），俱在乐天作《琵琶引》以前，亦可供乐天《琵琶引》中摹写琵琶音调一节之参考者也。

诗云：

此时无声胜有声。

《唐诗别裁集》卷八选录此诗，并论此句云：

诸本此时无声胜有声。既无声矣，下二句如何接出。宋本无声复有声，谓住而又弹也。古本可贵如此。

寅恪按：诗中此时无声胜有声句上有冰泉冷涩弦疑绝，疑绝不通声暂歇之语。夫既曰声暂歇，即是无声也。声暂歇之后，忽起银瓶乍破铁骑突出之声，何为不可按出？沈氏之疑滞，诚所不解。且遍考今存《白集》诸善本，未见有作此时无声复有声者，不知沈氏所见是何古本，深可疑也。

诗云：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国史补下》略云：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人语讹为虾蟆陵，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

寅恪按：乐天此节所咏乃长安故娼自述之言，宜其用坊中语也。又同书同卷略云：

酒则有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

此长安故娼，其幼年家居虾蟆陵，似本为酒家女。又自汉以来，旅居华夏之中亚胡人，颇以善酿著称，而吾国中古杰出之乐工亦多为西域胡种。则此长安故娼，既居名酒之产区，复具琵琶之绝艺，岂即所谓酒家胡者耶？

又《乐府杂录上》琵琶条略云：贞元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皆袭所艺，次有裴兴奴，与纲同时。曹纲善运拨，若风雨，而不事叩弦。兴奴长于拢捻，不拨，稍软。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故后世剧曲中或以裴兴奴当此长安故娼女。裴固西域胡姓，奴字亦可为女子之名，如元微之《连昌宫词》中之念奴是。但男子亦可以奴字为名，如白乐天之幼弟金刚奴是。然则裴兴奴不必是女子也。剧曲家之说，未知所本，恐不可据。俟考。

诗云：

妆成每被秋娘妒。

寅恪按：《元氏长庆集》卷一七《赠吕三》（寅恪按：《元氏长庆集》卷一六、《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一六《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诗自注，俱作吕二炅。复证以下引乐天诗题，则三当为二之误）校书云：

竞添钱贯定秋娘。

《白氏长庆集》卷一四《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云：

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

又韦谷《才调集》卷一载乐天《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云：

多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

即此《琵琶引》中之秋娘，盖当时长安负盛名之娼女也。乐天天涯沦落，感念昔游，遂取以入诗耳。而坊本释此诗，乃以杜秋娘当之，妄谬极矣（杜秋娘始末，可参杜牧《樊川集》卷一《杜秋娘诗并序》）。

诗云：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寅恪按：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西观察使》饶州浮梁县条云：

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

《国史补下》略云：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则知此商人所以往浮梁之故。盖浮梁之茶，虽非名品，而其产量极丰也。

诗之结语云：

江州司马青衫湿。

寅恪按：此句为世人习诵，已为一口头语矣。然一考唐代文献，则不免致疑。《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西观察使》江州条云：

江州，上（寅恪按：《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云，江州浔阳郡，上。与此同。《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云，江州，中。与此异。据《白氏长庆集》卷二六《江州司马厅记》云，上州司马，秩五品。知元和时江州实为上州。旧志所记，盖旧制也）。

盖江州乃上州也。《唐六典》卷三〇上州条（《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同）云：

上州，司马一人，从五品下。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参《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新唐书》卷二四《舆服志》）略云：

上元元年，八月，又制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徘，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

《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

亲王三品以上二王后服用紫，五品以上服用朱，七品以上服用绿，九品以上服用青，流外庶人服用黄。

然则乐天此时适任江州上州司马之职，何以不着绯而着青衫耶？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卷一〇唐人服色视散官条云：

《野客丛书》云，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换五品服色，衣银绯（寅恪按：此说甚是。可参尚书故事公自言四世祖河东公为中书令着绋条及《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

唐制服色既视阶官之品，考《白氏长庆集》卷二三《祭匡山文》云：

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

是元和十二年乐天之散官为将仕郎，而据《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通典》卷四〇《职官典》同）云：

从第九品下阶将仕郎（文散官）。

是将仕郎为最低级之文散官。乐天于元和十一年秋作此诗时，其散官之品亦必为将仕郎无疑，盖无从更低于此品也。《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云：

开元八年二月二十日敕，都督刺史品卑者，着徘及鱼袋，永为常式。

乐天此时止为州佐，固唯应依将仕郎之阶品着青衫也。

研究著作。陈寅恪著。共六章,分别笺证唐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元白《新乐府》和元氏《古题乐府》等诗篇;末附论文五篇,就白居易的家世、思想、创作以及白氏与友人元稹、刘禹锡的交游加以论述。此书虽名“笺证”,实异于一般文字笺释,乃是广泛采辑和引证各种史料、文献,与作品相参照,求得以史证诗、以诗证史、互为补充、互为发明的效果。如论元稹艳诗及悼亡诗,作者从诗中反映出来的元氏与情人双文、妻室韦丛的关系,结合时人的门第观念,以考证唐代士夫文人的婚姻选择和仕宦道路,皆有发前人之所未发。特别是其论元、白《新乐府》的章节,从社会经济、政治、司法、边防、习俗、伦理、宗教、艺术各方面着眼搜寻材料,详作比勘,不仅大大加深了读者对诗歌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亦有助于全面、真切地把握整个时代。这种“史诗互证”的方法,显然突过旧史家单纯引史事考释诗篇的传统,足以展示文学与人生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为古典诗歌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原书稿1950年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出版,后经作者屡次订补,于1955年、1959年分别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新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新一版,又增入作者撰写的十三条校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