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左传文分析若干篇

庆封奔吴（襄二十八）

此篇写庆封父子败亡出奔事，以庆封为主，以庆舍陪衬。分作前后两半。自篇首至可慎守也已为前半篇，自癸何卜攻至陈氏以公如内空为后半篇。最后一段正叙庆封出奔，以穆子之言断之，为全篇总结。

文中极力写庆封父子的淫昏骄横，刚愎自用，有取亡之道。首段好田耆酒、易内迂朝等语，已总括庆封的荒淫腐朽生活和骄横专断的情状。这是一篇的总提。以下历叙他们的昏聩糊涂，处处受人愚弄、暗算，至死不悟。

1.首先庆氏为崔杼之党，助其弑齐庄公。卢蒲癸、王何乃庄公旧臣，出亡在外，心怀报复。庆封父子不加警惕，引为心腹，且以女妻之，使执寝戈，这对庆氏来说，无异引虎狼入室。

2.庆封既专齐政，自以为高枕无忧，一味田猎禽荒，远田于莱而不悛，庆嗣告密而弗听。写一个懵然无知、昏庸透顶的形象最具体。

3.庆舍之女谓癸云云，显然癸之密谋，必已有所闻。她惟恐癸之疑己，故佯为此言以助癸，其实欲借此以悟舍，冀舍预为之备耳。舍幸而听，则父得全，不听则己亦可告无罪。此乃姜氏之苦心也，明知其事而不告，春秋时女子恐不可能，雍姬之事可为旁证。而庆舍骄盈傲慢，置若罔闻。这又是一个糊涂虫的形象。

4.庆封父子专横，不得人心，满朝怨恨，合谋庆氏，毫无察觉。实则即使察觉，自以为大权在手无奈我何，试看卢蒲詙的话何等骄横自满。晏平仲、北郭子车显然不是与之同心，陈氏幸灾乐祸，有黄雀在后之势。

5.陈文子召无宇归，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陈鲍之圉人为优，环甲宫墙而毫不戒备，与栾高、陈鲍之徒以可乘之机，可见其无一可靠之心腹，或者尽属无用之人，或者被人收买，调虎离山，只有庆氏父子闷在鼓中。这与《三国志演义》董卓主事极相类似。卢蒲癸其如吕布。

至于描写庆舍之勇而多力，写得有声有色。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于甍，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写庆封之奢侈说：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真是一针见血，言简而意赅。叔孙召食，庆封记祭，诵《诗》不知，都是补叙他确是一个只知享乐的昏虫。故篇末以穆子之言作结：指出他的富而淫，必然得到天殃。且为昭四年庆氏全族被歼张本。通篇结构极其严密。

但崔庆之乱，乃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之争，本不必论其是非，而作者于此多表现其奴隶社会的道德观念及阶级感情，对弑君党恶之徒往往有意丑化，未免是一种偏见。

栾盈入绛（襄二十一、二十三）

栾、范之争的真正原因：二家早有宿怨，襄十四年之事是其一例，栾、范的矛盾是由于争夺晋国政权。篇中不止一处明白指出，如栾祁之诉一则曰专政，再则曰专官，三则曰专国，这是作者郑重点明这篇文章的主题所在，不能仅仅看作是栾祁之谗言。其言夸大则有之，但必事出有因，亦非凭空撒谎无中生有，全是子虚也。或者有人说，宣子士鞅之与怀子本属外祖、舅氏之亲，何至互相猜忌若此。不知此亦当日情势所决定，不得不如此。怀子好施养士，士多归之，所以宣子畏其多士一句又明明点出。后面宣子大杀栾氏之士及后归曲沃、督戎被杀，都是极力说明这一篇栾、范矛盾的根本原因以及宣子所以信谗决心用阴谋逐走栾盈也。这正是晋国腐朽的统治阶级为了争权夺利，不惜骨肉相残斗争的反映。

栾氏败亡的原因，襄十四年秦伯问士鞅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以为栾黶汰虐已甚，盈之善未能及人，故孤立无援，而范宣子又以尊亲当政。在那时尊长卑幼的伦理道德的思想统治下，谁不助范而与栾以受恶名，故魏献子始与之合而终于动摇而助范氏也。

主要人物写栾盈好养士、入曲沃一段最为精采动人。其次写乐王鲋仓辛应变的智谋及其镇定的态度。看他一面教宣子奉公走固宫，一面令范鞅劫魏舒，指挥若定，老谋深算，何等机警!

其次写范鞅劫魏舒一段最精采，亦最紧张，以见其胆略过人，如荆轲之上殿劫秦王。又公门之战致死、坚决，以剑帅卒，皆胜败关键所在。

其次写斐豹智勇超卓以督戎反衬。

文章结构紧张、舒缓相间。

平阴之战（襄十八、十九）

左传叙战文中之以描写见长者。

一、胜败的关键何在

首先从战争性质看，齐灵公侵陵弱小，屡次伐鲁，正如荀詛祷河所云，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晋以诸侯之师，假借王命以讨不庭，所谓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春秋之义战也。相反，齐既处于不利地位，只得采取守势。齐侯本身早已气馁，毫无斗志，故一登山而望，即慑于诸侯之众而脱归，大有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之势。足见不义的战未有不败的。这是从此次战争的性质来看。

其次，齐侯轻而无勇，实际未尝与晋军交锋。不能守险，又在战术上中了敌军之计，不了解敌情，既为范宣子所骗，又为晋军疑兵所惑，放弃平阴，遂将走邮棠。太子与郭荣扣马，谓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可见齐侯只是仓卒应战，事前并无充分准备。文中一个畏畏于众也一个惧字君何惧焉说明了当日齐侯作战的心理状态。如果不是太子抽剑断鞅，则齐都亦将不守。势必至于一败涂地，为城下之盟。其所以幸而得全者，乃由于晋人不敢把义战进行到底的原因，并非齐侯能够扭转溃败的局势。这是从齐国方面来看。

但晋军此役并未彻底取得胜利。因为齐侯虽败退，并未表示屈服督扬之盟，齐人未参加，其后大隧之盟，亦与此役无关。则因为晋帅荀偃的虎头蛇尾，不能坚决之故。栾怀子说：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并表示仍将嗣事于齐。作者记此一段，即点明平阴一役的局限性。

二、战争过程中的细致描绘

1.齐师遁走：齐侯之怯

2.殖郭就俘：齐师内部不和

3.联军追奔逐北：摧枯拉朽有声有色、历历如见

三、结构章法

首段叙伐齐原因：有高于东方

末段叙伐齐结局：未卒事于齐

最后写荀偃之死与首段恶梦、巫言相应，乃借此收拾前文，不必看作迷信，与晋侯梦大厉一篇章法相同。

阴谋虚写，疑兵实写虚实详略相间。写齐遁从晋人察出，写晋退从齐人看出。晋军追击一段，写得有声有色、矛戟森然，为篇中最精采文字。

卫侯出君（襄十四）

一，本篇主题重在责君。卫献之出亡实咎由自取。作者均从正面着重写献公之不君，因而发挥一段民本思想。

1.戒食不召及不释皮冠

2.饮孙蒯而歌《巧言》

3.鞭师曹

4.告亡而言无罪

5.以郲粮归

6.与臧纥言虐

又看他如何从侧面证实其事：

1.从定姜口中数其三罪

2.从厚成叔口中有君不吊

3.从臧纥口中揭示其粪土之言，亡而不变

4.从师旷口中责其君实甚，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然则何以能得复国?这当然有其客观因素。但作者则着重写子展、子鲜之力非献公真有所悔悟而改其过恶。这亦从厚孙之言看出有大叔仪以守，有母弟詝以出，或抚取内，或营其外，能无归乎云云。又从臧孙口中断其必入夫二子者或推之，或挽之，欲无入，得乎云云。

当然作者也斥责了孙宁之不臣，尤其是孙文子，虽二人同谋而主从分明。所以下文但叙宴蒯并帑、见蘧伯玉、杀群公子、追公于阿泽

二，在叙述技巧上有三个特点应该指出：

1.夹叙夹议通篇一段叙事即接一段议论

2.详略有法详瘠仪问答而略鲜臧之斗

3.前后呼应君之暴虐，暴妾使余，言虐子展、子鲜前伏后应

三，结构语言方面：

前后两半，前半以定姜语单收，后半以厚、臧语双收，皆以议论作结，前散后整。语言则如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其言粪土也；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益之如天，容之如地，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等。父母与上文养民如子相关日、月、雷霆又与上文天地字来。

厚孙、臧孙二段是文章之波澜。

重耳流亡（僖二十三）注3

《左传》是历史，与文学作品不同，它要根据历史事实来叙述，不能虚构。前人说《左氏》失之诬，因为它记了不少的怪诞不经的故事，如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但这只是认识的局限，以迷信传说的材料入史，并非有意虚构。至其记事记言之妙，人物形象的生动描绘，确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为后世历史家古文家所取法、借鉴。司马迁的《史记》、韩愈等人的叙记文都受过《左传》的影响。

本篇通过晋公子重耳流亡及反国的历史事实，生动地有主次地描绘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故事情节和对话均极动人。其结构布局的谨严，语言的精炼，都达到了非常高度。

主要人物：公子重耳的英雄形象。文中正面写他的有：不敢违抗君父；耽于逸乐，留恋齐国新婚；对楚子的真诚坦率，有礼让而不卑怯，流露勃勃英气；誓与舅犯同心不疑。侧面写他的仅是楚子眼中的晋公子重耳。另外从反面写他的器度则见寺人披与竖头须及表扬介之推都是。

从重耳这个人的谈话和行动看来，他的性格是有显著的变化发展的。看来起初他本是个好逸乐、无志气的贵介公子，在长期流亡中，阅历了不少的人情世故，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逐渐地锻炼成一个有志气、有胆识、有机谋、有度量、不念旧恶、承认错误的英雄人物。例如预料到楚国将来可能与晋为敌，对话不卑不亢，极占地步。不但对舅犯表示信任，对过去有仇怨的都能容纳，从而收为己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次是从亡诸臣的形象：

书中未一一具体描绘，除共谋醉遣公子一事外，只是从旁边概括地写，如从僖负羁妻所看出的晋公子从者皆足以相国，叔虞眼中的三士足以上人以及子犯与赵衰之间的和衷共济，友好团结。

其次是六个女性的形象：

1.季隗的坚贞

2.文姜的智慧与果断

3.僖负羁妻的远见

4.怀嬴的刚强

5.赵姬的谦逊

6.介母的廉洁

其次是介之推的耿介，寺人披、竖头须等人都写得生动活泼。特别曹共公这一个反面人物恰好同僖负羁妻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从章法结构上看：婚狄一段及醉遣一段，后面都有收束照应，婚秦一段亦然。寺人报密吕郤畏偪告变及头须求见，介推逃赏皆从事后补叙，亦是章法结构的穿插处，以后对曹卫郑楚皆有照应。有的选本删去其中一二段则不能看出。

从语言看：对楚子的辞令，寺人头须请见时的一段话都是简练生动，最有说服力的语言，《左传》全书都有这个特点，后来《史记》等书无不学习它。参看《史通言语》篇。

魏禧曰《左传》惟此篇用数十公子字，中写公子英发处、骄而易怒处、好色处、随地安乐处、易恐惧处、无经络处，一一是公子行径，写得生动绰落。《史记信陵君传》用数十公子，文之生动亦如此，此二篇若用别样称呼，文章便减却神采也。乃知古人作文，一毫不苟；只是色色称此一篇文章而己。见《左传经世钞》

宋华氏之乱（昭二十一、二十三）

此篇写宋国内乱及其原因，起于昏君而成于庸臣，责任主要是在宋元公与华费遂，故篇中于华氏多恕词。从昭二十年叙述看，作者的思想倾向极为明显。

昭二十年《传》一开始就说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以致引起内乱，群公子被杀，君臣交质而盟，华向固为不臣，元公尤为不君。

《传》又说华亥虽质公子，却极尊重公子，每日必盥手，先进食于公子而后敢食，并且想归还公子。而元公背信弃盟，杀华向之质而攻之，迫使他们出奔。华亥不但不杀诸公子，反令人送他们归，对比之下，曲直自见。

元公既不能忍诟，杀质兴兵，引起内乱，又轻信谗言，阴谋遣逐无辜。而司马华费遂明知谗子所为，既不问事实真相，为元公解除疑惧，又不能当机立断，明告于公而正多僚之罪，竟与元公含胡处理，遂致激成仇杀之变。庸懦无能的华费遂亦竟为其子所劫以叛，不但身负恶名，国家祸乱从此遂不可收拾。

所以说，此次宋乱起于昏君而成于庸臣，作者通过叙事，已经暗示其主旨的所在。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史家，决不会完全放松叛君作乱之臣。昭二十年《传》，华定、华向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他们明知元公恶之，却不肯出亡而先发难。既诱杀公子六人，拘囚二人，又劫公而质其三子。其后华亥、华定、向宁失败，不奔他国，而独奔陈。陈为宋仇，其心怀叵测、报怨争国之情昭然若揭。故《春秋》书曰：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左传》详叙此事，其同意《春秋》书法居然可知。至于多僚之谮华貙，虽未必与亡人有关，度其用意，显然欲使元公轻信，排斥异己，独揽大权。而竟因此挑起内乱，为亡人制造反攻机会，罪固不可逭。华貙为势所逼，召亡人而引外兵，混战城郊，都邑糜烂。及既战败，又使华登如楚乞师，虽曰自救，然而借强敌以侵凌祖国，干涉内政，是不能饶恕的。所以作者通过楚太宰犯谓华向争国，不应释君而臣是助。又通过宋人之对，责薳越亢不衷以奖乱人。这样看来，作者不满楚人插手干预宋事，帮助乱臣，则其贬斥华向的叛国叛君自不待言。

以上是关于本篇的思想意义。

现在我们再来看它的描写手法。

由于处理失当，华氏一家的矛盾，发展而为统治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又由宋国内部的矛盾，发展而为诸侯之间争夺霸权、扩张势力的矛盾。篇中叙述这一复杂变化的情况，线索极为清楚。而双方斗争的胜负，其关键在于鸿口、新里之战和赭丘之战。这两段文章所写的是宋国这一事态发展的高潮，而是一篇之中最精采、最热闹的片段。例如鸿口之役，若非厨人濮的定谋决策，先发制人，不足以挫吴的锐气。及华登反攻得胜，形势紧张，元公动摇，若非厨人濮、乌枝鸣的临机应变，改变战略战术，则这次战争的最后胜利，很难判断。又如公子城猝遇强敌，华豹的善射，张匄的勇敢，若非沉着机智，三发三中，亦难以大败华氏，收南里合围之功。篇中分别描写三个军事家的形象，是文章着力之所在。至于多僚的构祸，宜僚的泄谋，张匄的发难，吴师的救华，诸侯的援宋，以及扬徽、用剑、裹首、脱甲、为鹳、为鹅、突围、哭送等情节，无不叙次错落，历历如见，使读者应接不暇。

最后我来谈谈这篇文章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始终一贯地运用曲折叙述、变幻莫测的手法。例如多僚进谗，元公起初不听，经一再危言耸动，方始决意遣逐；及饮酒厚赐，似乎阴谋得遂，而张匄又看出破绽，逼出真情。又如张匄欲杀多僚，华貙本不愿意，情势似趋缓和，乃忽又途遇多僚，积惯难遏，以致陡起杀机。又如华登败宋，元公欲出奔，而厨人扬徽，乌枝用剑，是以又转败为胜。又如公子城仓猝之间，遭遇强敌，危险万分，却好整以暇，若无事然，心计一生，立毙华豹，千钧一发之势，谈笑间危机便已解除。最后华氏被围，华亥搏膺，似已濒临绝境，而华貙亦颇坚强，抵抗到底，使华登突围至楚求救，一出一入，如履无人之境，终于得此外援，脱围以击，然而宋公初犹不许，事未可知，而诸侯定谋，料度形势，无使困而致死，强敌邀功，乃网开一面，系铃解铃。以上叙述曲折变化，无限波澜起伏之势，吸引读者最为有力。

1964.6.16

清之战（哀十一年）

此篇写齐鲁之战鲁国当政者的怯懦和冉求的能谋善战，智勇可嘉。通过叙事和议论，既揭露了鲁国当权派的腐朽无能，也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尽管作者心目中的国家的概念同我们有所不同。

此篇可分为两大段。从起首至右师从之为前半，是写战前之事。从师及齐师战于郊至泄曰驱之为后半，是正写战事。中间插叙公叔务人一节作为两段之间的一个枢纽，说明鲁国致败的主要原因：所谓事光、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深刻指出当时鲁国实在不堪一战，预示鲁师注定要失败。最有以赞扬汪锜和冉有作结，阐明一篇主题思想。结构布局，井然有序，厘然有当。

鲁哀公时季氏专政，孟孙、叔孙各怀异心，三家不能团结。所以齐师来伐，季孙不能采纳冉求的建议。他自度不能使二氏亲到边境去御敌，甚至退到近郊即所谓封疆之间去防守也不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应战，何况政治腐败，不得人心，大敌当前，是没有不败的。但忠心为国的冉求再三出谋献策，激励季孙，令其背城一战，否则将是一种耻辱，大不列于诸侯矣。同时他又讽刺叔孙武叔和孟懿子，使其退而蒐乘，出兵协助作战。冉求受命之后，调度有方，又能奋不顾身，用长矛冲锋陷阵，击退齐兵。故此一役，虽然右师败奔，而胜负相抵，不至如八年再为城下之盟。冉求的功劳当然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篇所描写的人物中，冉求的智谋义勇、保卫国家，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形象。

这篇叙事文有一个特点，就是用正反两面的对比写法。它极力写冉求的智略和勇敢，就是极反刺三家的庸懦无能。冉求鼓励季孙说：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这是何等坚强的决心!同独揽鲁国大权的季孙对比一下，真是曹刿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胆小鬼。

另外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左师已经出发，次于云门之外，而右师延迟不进，一直等到五日之后才勉强跟着前去。可见孟孙、叔孙二人并不愿战，只是为冉求所激，才敷衍一下罢了。所以一同齐军接触就逃跑。

从下半段起，更是具体地以左右二师一胜一败交互对比。例如一面写左师直入齐师，一面即接着写右师奔跑；一面写左师获甲首八十，齐人遁走，一面又接着写孟孺子的愚，相互对映，双管齐下。这就功罪分明，褒贬自见。又如既写樊迟的三刻而逾沟，又写孟之反的策马后殿，一进一退，也是对比。林不狃不走不止，徐步而死，而邴泄则驱车奔逃。这些都是对比写法。而孟之反与林不狃，冉求与季孙冉求三请追击齐师，季孙弗许，孟孺子与颜羽又自为对比。最后写公为与汪锜之死，又同三家当权派和一批临战逃跑的人对比。特别是一个未成年的英勇牺牲的小战士，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真可以愧死他们一班在位的所谓君子了。所以作者在本文的结尾，连同冉求一起，用孔子赞语作一结论，显得十分郑重，具有重大意义。

还必须指出一点：春秋时代作战多由正卿亲自帅师。而清之战，鲁的左师由冉求率领，右师由孟孺子率领，三子皆不敢出肩重任，躲在后方，这是他们怯懦的有一表现。

1964.6.17

［补论］马端曰：鲁舍中军后，止左右二军。季孙一军，冉有率之；孟叔合为一军，孟孺子泄率之。三卿但出号令，无亲将者。左师次云门五日，而后右师从，则右师之败已伏于此。

魏禧曰：插叙务人之言，以见冉有当此时势，能转败为胜，益见其难。此一段乃通篇关键也。

俞宁世曰：三家正卿不及公为一僮，比拟绝毒。

陆素文曰：写冉有一室敌车，是其谋略；语激三家，是其忠勇；知樊迟，用武城人，是其调度；用矛取胜，是其战功。而最要在师入齐军，盖身当矢石，率先陷阵，谁敢不奋。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

姜炳璋曰：写孟孺子五日从师，已误军期；方阵而奔，躬先败走。务人、不狃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后，不将遗二陈之禽哉?彼此相形，功罪自见。《读左补义》，日本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引此说

《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游国恩1929—1933年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时撰写的讲义，内容是先秦两汉至南朝宋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义》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界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些不同，对文学起源的看法则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为通达。《讲义》以“传信”为原则。由于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很多材料真假难辨，没有定论，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游先生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时代真伪均一一考证，梳理旧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老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对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如关于《诗经》，对其时代，“二南”“风雅颂”名称的释义，及地域、内容等均有精辟的论述；论证了自《史记》以来因袭的“孔子删诗”的错误；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些都是游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再如，《悲愤诗》是否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及《孔雀东南飞》的时代和作者，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后多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也有些问题，游先生的看法随着时间有些变化，如五言诗起源的时代，苏李诗、《柏梁台诗》的真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