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古經説漢義補證十二卷序 注
吴縣潘祖蔭序曰：《春秋》三《傳》，《左氏》立學最晚，因出孔壁，漢儒謂之「古文」，然其禮制大旨與博士異議，崇尚古學，所引與《周禮》同類，非也。《左氏》授受無人，《移太常書》亦不言其有師，則《漢書》所有《左氏》傳授，與曾申六傳至賈誼云云，皆後人僞撰淵源，未可據也。從來言《左氏》者皆喜文采、詳名物，引以説《經》者少。治二《傳》者疑解經爲劉附益，輒詆諆之。案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左》與《史記》文同者，凡解經之文《史》皆無之；《史》《漢》皆以《左氏春秋》爲《國語》，則解經爲後人所增無疑。然《魯世家》「魯人共令息姑攝位」，不言「即位」，正用隱元年《傳》文；《陳世家》「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正用桓五年《傳》文，如此者數十條，則史公所見《左氏》已有解經語，疑不能明也。門下士廖季平進士精敏賅洽，據《漢書五行志》於《左氏》經傳後引「説曰」有釋經明文，在劉氏説前；又《藝文志》有《左氏微》，謂左氏事業具於《傳》，義例出於《説》。今《傳》事、説雜陳，乃先秦左氏弟子依《經》編年。漢時《國語》通行，《傳》與《説》、《微》藏在秘府，獨史公得見之。《年表》爲《春秋》而作，故仿其式，與《傳》文曡矩重規。因仿二《傳》之例，刺取《傳》中經解、釋例之文附古《經》下，引先師舊説注之，爲《春秋古經左氏漢義補證》十二卷，與《傳》别行，意在申明漢法，刊正杜義。更爲外編若干種，説詳首卷。觀其鉤沈繼絶，著於「長義」、「補例」二門。至「異禮」、「異例」諸表，不蹈争門户者專己守殘之故智，以本《傳》爲主，亦不至膚引二《傳》。又據《史記》以左氏爲魯君子，在七十子後，不用國史史文之説，其書乃尊。以解經皆爲師説，與二《傳》一律，尤足釋劉申綬「附益」之疑，至以《左氏》禮同《王制》，歸還今學，不用漢説，其論雖創，其理則易明也。季平謂史公引董子説，是漢師説《左氏》不求異於二《傳》。余謂史公治《左氏》，實兼通《公羊》，其論述大旨主《左氏》而兼用《公羊》。如《宋世家贊》推美宋襄公，與《叙傳》引壺生所述董子《春秋》説是也。《孔子世家》所言「素王」義與王魯、宗周、故宋，筆削頗同，諸例又季平所云《左氏》與《公羊》同者矣。今古相争勢同水火，皆在劉歆以後。西漢十四博士道一風同，諸儒多兼習數經，小夏侯采歐陽與諸經義自成一家，與大夏侯同立學官，其明驗也。劉文淇《左傳正義》申明賈、服，抉擇甚嚴，其言曰：「《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説》皆本《左氏》先師，《説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説，《五行志》劉子駿説皆《左氏》一家言。《周禮》、《禮記》疏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説。」今閱是書，多所甄録。惟劉書與古注所無，皆以杜注補之，此則不用杜説，推《傳》例師説以相補，惟杜氏用二《傳》説者乃引之。鉤輯之功，無愧昔賢。季平謬以余爲知《春秋》，挾書求序，略爲述之，恐不足張之也。案此書期月已成，加十年之功，當必有進於此者。改官廣文，正多暇日，季平勉乎哉！
注 案：此序據光緒《井研縣志藝文二》補入。
是书又名《左氏古经説》、《春秋左氏古经説疏证》，是廖平于经学“二变”时改《左传》爲“今学”后的著作。成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同年由成都府中学堂刊刻。全书十二卷，以鲁十二公爲次序，各爲一卷。廖平初治《左传》，分爲两端，其从《汉书·艺文志》中的《左氏微》得到啓发，将《左氏春秋》分爲义例的“説”和记事的“传”，沿着先“説”后“传”的次序，依次著成了《左氏古经説读本》、《左氏古经説汉义补证》（又名《春秋古经左氏説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证》、《左传汉义补证》，而《春秋左氏古经説义疏》经、传同载，与《左氏古经説汉义补证》、《左传汉义证》之经、传别行不同，是廖氏集其《左氏》学诸成果而成之作。原书每卷下标有“井研廖氏学”。全书旨在阐发经义，广引二传、《礼记》、《论语》、《国语》、《史记》等以相印证，博采贾、服、许、班等汉儒师説，以匡杜説之失。其间采杜説较刘文淇爲严，多推传例、师説以补古注所无。主要版本有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成都中学堂刻本、民国八年（一九一九）重刻本、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川存古书局《六译馆丛书》重印成都中学堂刻本。兹据成都中学堂刊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