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学者治学之得失与德国命运
现在的德国是已经走到失败的边沿上了，在我们日常对于德国学术有着一点爱好的人，对此颇有些感触。
像我们对于任何民族一样，我们决不说德国人的全体是像他们某一时的统治者那样狞恶，奸险和疯狂。反之，我们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她的优长。德国人的优长，便是他们的学术。可是我们细推究下去，德国的人之所以沦于如此的地步，她的学术上的作风，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出文化的整个性，一发之细，往往牵动全局，一方面也看出所谓学术上的作风也无非是一个民族的性格的表现之一端而已，希腊大哲赫拉克里塔斯所谓：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大概也可以应用于一个整个民族罢。
德国的命运的确是系之于她的性格了！这可以在她的学者的治学精神上证之。
德国人是生长在森林里的，森林就是他们的生命，诚如著《德国民族性》的德国学者黎耳（W. H. Riehl）所说。森林给他们的感印是幽深。幽深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哲学的兴趣。不过这种哲学的兴趣，与其说是偏于思辨的，不如说是偏于一种形上的冲动的。再没有比德国学者更喜欢哲学化的了，任何方面都有一套哲学。讲语言则有维耳海耳姆封宏保耳特的语言哲学，他会说一种语言代表一种世界观；讲艺术则有温克耳曼的艺术哲学，他会说最高的美是在上帝那里；此外，讲文艺，则有艾尔玛廷格尔的文艺科学之哲学；讲生物也有赫克耳的一元哲学，或杜里舒的生机主义的哲学。
他们不唯喜欢创哲学，也容易接受哲学。因此，任何一派哲学出来（在本国），或进来（自外国），往往在他们学术的各部门都有着影子和变化。例如康德以后的德国学术界，哪个不隐隐约约的分别物自体和现象！黑格耳以后的德国学术界，哪个不多多少少采取他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柏格森起来，德国的新浪漫主义形成了。东方的思想输入，莱兹尼兹的哲学面目确立了！德国人的心灵像有一种特殊的机构，偏偏容易对哲学有着共鸣。
这样的好处便是他们在任何方面可以走得深入些。虽然他们无中生有，白昼见鬼的时候也有，然而却对任何问题容易把握核心，透过表面现象而把握其内在的（！）意义。
又因为有一种哲学的兴趣，他们容易成一个大系统。不要说第一流的大哲如康德，黑格耳，其系统之大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罕有其匹的，就是像冯德，逖尔泰一般人，他们的规模也已经可惊。冯德的民族心理学，一写就是十九大本，逖尔泰的全集，主要的是所谓精神科学的著作，在以前也已经出现第十厚册。通常我们所说的感情移入一个问题吧，在我们觉得三言两语也就完了，但是那个创此学说的德人李普斯，乃是著了三大本专著。
深入是思精，系统是体大，体大思精是他们的长处。但毛病也就同时来了！因为体大，往往一个观念错，跟着全体也就错。德国不乏被外人看为绝顶荒谬的思想家，例如叔本华，尼采，都是要使健全的常识的人吃惊不小的，为求系统，他们往往不惜把一个观点贯串于任何角落。即如变态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阿德勒，哪个不想囊括宇宙？这种精神单单表现在艺术里还好，表现在政治上，尤其是国际政治上，就是征服一切的气焰。太刚必折，德国的命运，难道还待蓍卜么？德国人又好讲全体性，所谓全体性也是一个哲学观点。完形心理派出现在德国不是偶然。他们处处有一个格式塔的看法，觉得部分之单独存在即无意义。你想这还不是毒菌式的纳粹思想的天然培养液么？
因为思精，结果是不和谐。关于这一点，德国的学者如玛尔霍兹也自己意识到了。这是当然的。思精就不能平均注意。德国的学术著作，很少有全然精彩，一无杂质的，正如很少有全然废话，一无可取的。就一本书论，书往往是偏于某几点的；就一个学者论，他的学问也往往偏于某些方面。生活的乖僻，不和谐，更不必说。就整个德国的人文主义而论，则学者更大多不问政治，不懂政治。于是很容易被流氓式的政客所操持并利用（采李四光先生之说）。总之，因为他们太注意于一方面了，就太忽略另些方面，具体地说，是偏，是缺少通才。一个民族，如果人人以通才自命，固然危险，但是通才太缺少了，也决非国家之福。
照我所了解，德国人又是非常情感的。学问虽为理智之事，但德国人之治学，往往基于一种强烈的热情而从事着。那个作为近代考古学的纪元的，发掘了特洛哀城的施利曼，还不是因为幼年在酒店里当酒保常听到一个背荷马诗的客人，而泪下，而立下了决心的吗？基于情感，也是使他们容易走入一偏的另一个原因。自然，也是使他们容易有成就，容易深入的另一个原因。
照我所了解，德国人天生有种彻底的爱好。那作为德国人性格的象征的歌德，在他的幼年，曾因为一个成人的赞赏，而把家里所有的瓷碗都摔在街上，又曾因为屋坏不能宁居，新到一个城市，为了解这城市，便率领一群小孩子，而把这个城市的建筑街道都走遍，几乎一无遗漏。这就是德国人精神！彻底一方面是尽，一方面是极。德国人不荒谬则已，一荒谬必至荒谬绝顶。德国人不失败则已，一失败必至一败涂地。
彻底表现在学问上的一端就是精确。这似乎和德国人之爱幽深不同，但实为一事。彻底而表现在对主观的思索上，则为幽深，彻底而表现在对客观的探研上，则为精确。因为精确，近代的实验科学，往往发轫于德，例如实验心理学，实验美学（费希诺，魏伯等），都是。因为精确，德国有高度的工业文明。这本是造福人类社会的事，但不幸因为他们的学者不能注意世界政治，于是实验科学和高度工业都成就了他们统治者所为所欲为的国防。
假若有的民族是偏于绘画的，有的民族是偏于音乐的，则我敢说德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贝多芬，巴哈，莫扎尔特，叔勃尔特，的确是德国人呵！偏于绘画的民族，是喜欢向外看的，喜欢音乐的民族，就太喜欢向里看了！太喜欢向里看的结果，是太集中于自己，而和外界膈膜。德国人缺少英国人那样分析，缺少法国人那样明白清楚，缺少中国人那样从容欣赏的闲雅。太硬性，太男性，创造性大，而窒碍性也不小。不过我们对于世界各个民族都没有仇憎之意，只是希望互采所长；德国学者在战后应该有所觉悟，再不要被统治者牵了鼻子走，就好了！至于我们自己，也不无可以借鉴之处，那是不用说的。[8]
1943年12月14日，夜
本书收集了李长之1933—1942年期间6篇著译（另有一篇附录，是《五十年来德国之学术》的书评），1942年8月16日编次，1943年9月东方书社印行。6篇文章虽长短不一、译述参半，却也有内在联系：第一篇介绍德国古典主义的建立者、为歌德所向往的温克耳曼，第二篇是对席勒影响很大的康德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出的人性的优美与尊严性是德国古典精神的一个基石。接下来两篇是关于古典精神的两大领袖歌德和席勒的。有关席勒的论文的作者是宏保耳特（通译洪堡），第五篇就是关于宏保耳特的介绍。由于宏保耳特太严肃了，就殿之以热狂的诗人薛德林（通译荷尔德林）。这样的编排，在历史的顺序中兼顾了精神的节奏，成为第一部评介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完整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