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　吕天成　王驥德 [1]

萬曆之間，戲曲大盛，其時作家之中，各樹一幟，均足領袖當代者，得二人焉，曰沈璟、湯顯祖。璟字伯英，號寧庵，吴江人，世稱詞隱先生，萬曆進士，官至光禄寺丞，精於音律，有傳奇十七種。王驥德《曲律》稱其于曲學，法律甚精，泛瀾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没。 [2]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萬曆進士，官禮部主事，所著《紫釵》《還魂》《南柯》《邯鄲》四記，世稱臨川四夢。若士之説與詞隱大異。《曲律》云：臨川之於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横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吴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叶者。吕吏部玉繩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者？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吴江近狷，信然哉！若士天才豪縱，而寧庵欲以繩束約之，其不能合，固已明矣。

萬曆時論曲著有成書者，曰吕天成之《曲品》，王驥德之《曲律》。《曲品》成于萬曆三十八年，《曲律》之成略後。二人相友善而持説略不同，吕則寧庵之弟子，而王曾受業于徐文長，故其論視吕説爲開展。

天成字勤之，又號鬱藍生，餘姚人，其父即《曲律》所稱吏部玉繩者也，其衡曲之説，出其舅祖。《曲品》云：

我舅祖孫司馬公謂予曰：凡南曲第一要事佳，第二要悦目，第三要搬出來好，第四要按宫商，協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曉，第六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閑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脚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關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不當矣。

《曲品》對於明代作品，斷爲新舊兩期，舊傳奇品分爲神品、妙品、能品、具品，叙目如次：

神品高則誠。妙品邵弘治、王濟。能品沈采、姚茂良。具品李開先、沈壽卿、丘濬。 [3]

新傳奇品則分爲九等，詞隱、若士或稱當行，或擅本色，勤之並推二人爲上之上，而於序中調停其説云：

當行兼論作法，本色只指填詞。當行不在組織餖飣學問，此中自有關節局概，一毫增損不得，若組織正以蠹當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語言，此中别有機神情趣，一毫妝點不來，若摹勒正以蝕本色。今人不能融會此旨，傳奇之派，遂判而爲二：一則工藻繢以擬當行，一則襲樸澹以充本色，甲鄙乙爲寡文，此嗤彼爲喪質。殊不知果屬當行，則句調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則境態必是當行。今人竊其似而相敵也，而吾則兩收之。

勤之論詞隱、若士二人者，則云：

嗟曲流之泛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榛蕪，訂全譜以辟路。顧盼而煙雲滿座，咳唾而珠玉在豪，運斤成風，遊刃餘地。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爲北面。（《論沈璟》）

情癡一種，固屬天生，才思萬端，似挾靈氣。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豔六朝，句疊花翻之韻。麗藻憑巧腸而濬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蘧然破噩夢於仙禪，皭矣鎖塵情於酒色。熟拈元劇，故琢調之妍媚賞心，妙選生題，致賦景之新奇悦目。不事刁斗，飛將軍之用兵；亂墜天花，老生公之説法。原非學力所及，洵是天資不凡。（《論湯顯祖》） [4]

王驥德字伯良，會稽人，自號方諸生，工詞曲，有《方諸館樂府》及《曲律》。伯良之言在曲論中，直爲一代巨眼，故于王元美斥爲談不中窾，于臧晉叔則謂其躋《拜月》於《琵琶》，故是何元朗一偏之説，又謂臨川南曲絶無才情，夫臨川所詘者法耳，若才情正是其勝場，此言亦非公論，皆見識力。又云：《正音譜》中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憑。涵虚子于文理原不甚通，其評語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評，後一百五人，漫無可否，筆力竭耳，非真有所甄别於其間也。至其評論北曲，則斥昔人關、鄭、白、馬之説，以爲不及實甫，要非定論，而南戲《荆》《劉》《拜》《殺》四者並列，尤不可曉，蓋明代之論曲者，至於伯良，如秉炬以入深谷，無幽不顯矣。

《曲律》第二十三云：《曲律》以律曲也，律則有禁，具列以當約法。附録《曲禁》於此，平頭合脚之説，與沈約之論八病，可以參觀。蓋六代言詩，重在聲律諧和，其原則不異也。

重韻（一字二三押，長套及戲曲不拘）；

借韻（雜用傍韻，如支思又押齊微類）；

犯韻（有正犯，句中字不得與押韻同音，如冬犯東類；有傍犯，句中即上去聲不得與平聲韻犯，如董凍犯東類）；

犯聲（即非韻脚，凡句中字同聲俱不得犯，如上例）；

平頭（第二句第一字不得與第一句第一字同音）；

合脚（第二句末一字不得與第一句末一字同音）；

上去疊用（上去字須間用，不得用兩上兩去）；

上去去上倒用（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活法見前論平仄條中）；

入聲三用（疊用三入聲）；

一聲四用（不論平上去入，不能疊用四字）；

陰陽錯用（宜陰用陽字，宜陽用陰字）；

韻脚多以入代平（此類不免，但不許多用，如純用入聲韻及用在句中者，皆不禁）；

閉口疊用（凡閉口字只許單用，如用侵不得用尋，或又用監咸廉纖等字，雙字如深深、毿毿、懨懨類不禁）；

疊用雙聲（字母相同如玲瓏、皎潔類，止許用二字不得連用至四字）；

疊用疊韻（二字同韻如逍遥、燦爛，亦止許用二字，不許連用至四字）；

開閉口韻同押（凡閉口如侵尋等韻，不許與開口韻同押）；

陳腐（不新采）；

生造（不現成）；

俚俗（不文雅）；

蹇澀（不順溜）；

粗鄙（不細膩）；

錯亂（無次序）；

蹈襲（忌用舊曲語意，若成語不妨）；

沾唇（不脱口）；

拗口（平仄不順）；

方言（他方人不曉）；

語病（聲不雅，如《中原音韻》所謂達不着主母機，或曰燒公鴨，亦可類）；

請客（如詠春而及夏，題花而及柳類）；

太文語（不當行）；

太晦語（費解説）；

經史語（如《西厢》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類）；

學究語（頭巾氣）；

書生語（時文氣）；

重字多（不論全套單隻，凡重字俱用檢去）；

襯字多（襯至五六字）；

堆積學問；

錯用故事；

宫調亂用；

緊慢失次；

對偶不整。

伯良論聲調之美，句法之美，皆有所見，如曰：凡曲調欲其清不欲其濁，欲其圓不欲其滯，欲其響不欲其沈，欲其俊不欲其癡，欲其雅不欲其粗，欲其和不欲其殺，欲其流利輕滑而易歌，不欲其乖剌艱澀而難吐。此論聲調者也。又云：句法宜婉曲不宜直致，宜藻豔不宜枯瘁，宜溜亮不宜艱澀，宜輕俊不宜重滯，宜新采不宜陳腐，宜擺脱不宜堆垛，宜温雅不宜激烈，宜細膩不宜粗率，宜芳潤不宜噍殺；又總之宜自然不宜生造。意常則造語貴新，語常則倒换須奇。此論句法者也。 [5]

伯良于古戲首推《西厢》，次許《琵琶》，而於《琵琶》之短，言之至當。如云：

古戲必以《西厢》《琵琶》稱首，遞爲桓文，然《琵琶》終以法讓《西厢》，故當離爲雙美，不得合爲聯璧。《琵琶》工處甚多，然時有語病，如第二折引風雲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無有，三十一折引也只爲我門楣，皆不成語。又蔡别後，趙氏寂寞可想矣，而曰：翠減祥鸞羅幌，香消寶鴨金罏，楚館雲閑，秦樓月冷。後又曰：寶瑟塵埋，錦被羞鋪，寂寞瓊窗，蕭條朱户等語，皆過富貴，非趙所宜。二十六折《駐馬聽》《書寄鄉關》二曲，皆本色語，中著啼痕緘處翠綃斑，及銀鉤飛動彩雲箋二語，皆不搭色，不得爲之護短。至後八折真傖父語，或以爲朱教諭所續，頭巾之筆，當不誣也。

至於明代中葉作家，伯良亦有論及：

客問今日詞人之冠，余曰：於北詞得一人，曰高郵王西樓，俊豔工煉，字字精琢。惜不見長篇。于南詞得二人，曰吾師山陰徐天池先生，瓌瑋濃鬱，超邁絶塵，《木蘭》《崇嘏》二劇，刳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曰臨川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惜不見散套耳。

臨川湯奉常之曲，常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修藻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纇，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别一蹊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束和鸞，稍閑聲律，汰其剩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喆，二百年來，一人而已。 [6]

* * *

[1] 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王驥德　附《填詞解》，殆以吕天成部分移歸前一節，以王驥德專成一節，新增有關《填詞解》内容，修訂稿不存。

[2] 1932年講義下云：又云：詞隱生平爲挽回曲調計，可謂苦心。嘗賦《二郎神》一套，又雪夜賦《鶯啼序》一套，皆極論作詞之法。中《黄鶯兒》調，有自心傷，蕭蕭白首，誰與共雌黄！《尾聲》：吾言料没知音賞，這《流水》《高山》逸響，直待後世鍾期也不妨。大抵詞隱之説於法至嚴。其徒至於終帙不用上去疊字，其境至苦而不甘矣。

[3] 1933年講義下云：勤之論高則誠曰：能作爲聖，莫知乃神。特創調名，功同蒼頡之造字，細編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筆先，片言宛然代舌；情從境轉，一段真堪斷腸。化工之肖物無心，大冶之鑄金有式，關風教特其粗耳，諷友人夫豈信然。勿亞於北劇之《西厢》，且壓乎南聲之《拜月》。

[4] 1932年講義下云：今按《琵琶記》拗字纇句，在所不免，《曲律》論爲妙品，未足言神，其語當矣。至於沈、湯二人，才有偏至，不能合一，故伯良以爲上之上者尚當虚左，其言亦允。至若分爲九品，略嫌煩碎，概加四六評語，亦欠深密。此皆《曲品》疵瑕之可指而言者，然推崇若士，稱爲上上，識度之廣，殊非晉叔、景倩等所及，而出自詞隱之門，尤可貴也。

[5] 1932年講義下云：毛以燧跋《詞律》，稱伯良一生鍾有情癡，故但涉情瀾，流連宛轉，盡態極妍，令人色飛腸斷。大抵伯良所見特重優美，故云：詞曲不尚雄勁險峻，只一味嫵媚閑艶，便稱合作。又云：作曲如美人，須自眉目齒髮以至十笋雙鈎，色色妍麗，又自笄黛衣履，以至語笑行動，事事襯副，始可言曲。惟其崇尚優美，故對于元人作品，特推《西厢》。顧伯良常言，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劃地而知。又曰：北人工篇章，以氣骨勝，南人工句字，以色澤勝。然則，伯良所重於《西厢》者，殆以南人之長，求之於北劇者。

1933年講義批：應補論戲劇一段。

[6] 1932年講義下云：批判家之病，不在不知法，而在知法而不知法之外别有事在。觀伯良之言曲禁，津津然有餘味，寧庵作《南九宫譜》，伯良躬與討論，且憾當時未請寧庵將各宫調分細、中、緊三類，置諸卷中，其於曲中法律，知之熟矣。至於論曲，則斥寧庵爲出之頗易，未免庸率，此亦愛而知其惡者。及論文長，稱爲曲子中縛不住，論若士，稱爲視元人别一蹊徑，誠可謂知法而更知法之外别有事在者矣。以劇曲論，元、明兩代之作品，文質各異，誠難軒輊。以論曲之作品而論，明人造詣，固非元人所能望其項背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