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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 黄宗羲

2025-08-30 18:17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明代遺民以大儒稱者,黄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弘光既敗,南都瓦解,於是魯王監國於海上,永曆稱帝于嶺南,黄、王二君子,皆身與其役。既而朱明潛耀,新朝代興,炎武猶往來關隴,爲復興之計,功雖不成,其事偉矣。三人者皆以儒術著,其論文亦各有所見,不相掩也,疏列於此。

宗羲,餘姚人,字太沖,號梨洲,受業于戢山先生之門,魯王監國,以爲左僉都御史,海上既敗,乃奉母返里,潛心著述,康熙間累徵不起,三十四年卒,有《南雷文定》《明文案》《宋元明儒學案》等書數十種。梨洲于文,好言《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故當時見者至謂二川以後,百年中無此作。先是浙東余君房、屠長卿之徒,襲李、王之説,君房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亦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語見梨洲《高元發三稿類存序》。蓋浙東風氣如此。梨洲既出,一反其説,嘗與李杲堂言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又曰: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鉅室終不庇汝,此吾浙東區區爲斐豹焚丹書之意也。

梨洲《論文管見》二則,足見其論文之旨如次: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惟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鉅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

右二則皆見梨洲論文根本所在,立信之説,其後衍爲章實齋之論,此則浙東之遠胤也。宋儒論文好言道,好言理,梨洲則更言情,其論詩也亦然。此其與宋儒不同處,語見《論文管見》: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志交遊,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梨洲《明文案序》,更謂明代諸家雖不及前代,而明代之文反過於前,而釋之曰:

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從而捃摭之。巨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

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反言之,則不必文人始有至文。故《論文管見》又云: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叙宫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强者哉?

梨洲認定古文之關鍵在唐,其説見於《南雷庚戌集自序》,文中又極論李、何等之變: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劃然若界限焉,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歎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脱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辭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排偶之文之舛,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詞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

此論于明文之弊,及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洞若觀火,而論定起衰之功,不在修辭而在湛思,輕詞藻而重思想,爲梨洲識見高於一般明人處。至其對於李、何、李、王之批評,亦不落於籠統,《明文案序》下篇云:

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蜕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吊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

《李杲堂文鈔序》於明代兩大派皆加呵斥,或曰由何、李以溯秦漢,或曰由二川以入歐、曾,梨洲皆譏以爲奴僕掛名于高門巨室之尺籍,但虚張其喜怒以恫喝田騶纖子,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至其綜論明代之文,則認爲:

有明之文,莫盛于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于時風衆勢之中,而鉅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明文案序》上)

三盛之説,一盛于宋、方,再盛於兩川,三盛于虞山、千子,梨洲之文,于歐、曾之神理爲近,故其説如此。然終以爲明代作家,不能與古比,見解亦確。至其對於虞山、千子之論,如《魯韋庵墓銘》云: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盡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李者争一頭面。皆所謂愛而知其惡者,立論亦允。

梨洲論文,於本六經、尚情至之説以外,又有去陳言之説。《論文管見》解之云: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剥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此亦重思想而輕詞藻之説。又云:叙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説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

梨洲不以詩名,其論詩有可稱者,則有詩不當以時代論,與詩有情性而無古今之説。此則與其論文有可以互證者。《張心友詩序》云:

余嘗與友人言,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詩,亦非無蹈常習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辨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夫宋詩之佳者,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折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源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煞之,可乎?

至其論詩中情性之説,見於《黄孚先詩序》,而深慨於古今人情之厚薄,如次:

嗟夫,情蓋難言之矣。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人情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即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無一非真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曼詞以入章句,無諂笑柔色以資應酬。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隨事轉,事因世變,乾啼濕哭,總爲膚受,即其父母兄弟,亦若敗梗飛絮,適相遭於江湖之上。由此論之,今人之詩,非不出於性情也,以無性情之可出也。

梨洲所處之地,爲孤臣孽子之境,所處之時,爲國破家亡之日,茹辛銜苦,泣血椎心,于《萬履安先生詩序》見之。大旨謂: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製遥傳,苦語難消,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沈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充是以論,故于《陳葦庵詩序》復曰:

漢之後,魏、晉爲盛;唐自天寶而後,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詩又盛。無他,時爲之也。即時不甚亂,而其發言哀斷,不與枯荄變謝者,亦必逐臣棄婦,孽子勞人,愚慧相傾,惛算相制者也,此則一人之時也。蓋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變未盡,則世智所限,易容埋没。即所遇之時同,而其間有盡不盡者,不盡者終不能與盡者較其貞脆。

上論所指,有不儘然者,宋亡之後,自謝皋羽、鄭所南諸君以外,詩人寥落,未可謂盛。然孽子勞人,逐臣棄婦之説,所謂一人之時者,大指不謬。蓋其所動於中者至深,則發於外者至切,此則詩之所以貴真性情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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