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 方苞 劉大櫆
清初古文家侯方域、魏禧，皆天才縱恣，不屑屑拾古人唾余。汪琬文稍質厚，然其《答陳藹公論文書》，亦謂古人爲文，其中各有所主。 [1] 蓋清初之人，席前明余習，其議論固如此。及桐城派代興而論大變。
桐城派以方苞爲初祖，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乾隆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論學以宋儒爲宗，有《周官集注》、《禮記析疑》及《望溪文集》。韓、歐作文皆好言道，其論往往爲宋儒所不滿，考之《朱子語類》者，彰彰可見。望溪之説則欲冶韓、歐、程、朱而一之，自期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沈廷芳《方望溪先生文集後序》云：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先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其言不無溢美。
廷芳嘗因大櫆謁望溪，望溪告之曰：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語見廷芳《書方先生傳後》。傳亦言望溪與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大抵望溪之説，在乎併經術與古文爲一。集中《答申謙居書》云：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奸僉汙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兹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此爲其立論之骨幹。
方氏爲文，始言義法，而義法所在，則推崇《左》《史》，其于後代作者，則推退之、永叔、介甫三家，語如次：
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古文約選序例》）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同上）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迹以爲贊論者，則于本文爲複矣，此意唯韓子識之。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奥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則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周秦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義法二字，爲桐城派之法印，師師相傳，同於瓌寶，然僅僅以碑記墓誌與銘辭爲斷，則所謂義法者亦有限。望溪《書貨殖傳後》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此語以有物有序二語以當義法。又其《書史記十表後》云：
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密，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焉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此文所言，義較精密，然論《左》《史》義法所在，究不能深入顯出。錢大昕《與友人書》，論方氏之文，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廡，而深惜其未喻古文之義法，于望溪心滿意得處，一筆抹倒。錢氏又云：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却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此語於望溪之義法，評論最刻。
實則望溪論文，根源所在，不過澄清雅潔一語。《古文約選序例》云：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瓌麗濃鬱是也。望溪之言以澄清求瓌麗，爲必不可得之事，其不能追及《左》、《史》、昌黎者在此。沈廷芳《書方先生傳後》，又記望溪嘗告以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吴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説，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録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皆以澄清之説教人者也。
劉大櫆字才甫，又字耕南，號海峰，晚官黟縣教諭，有《海峰集》。海峰嘗以文謁望溪，望溪大驚服，語人曰：某何足算，邑子劉生乃國士耳。其于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然後之論文者少之。吴敏樹《與筱岑書》，論桐城三大家，以爲姚氏特吕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曾國藩與吴書，亦謂惜抱于劉才甫不無阿私，又云：劉氏誠非有過絶流輩之詣。其實自文學批評言之，海峰之論，盡有突過望溪者。
昌黎《答劉正夫書》，貴怪異非常之文，其後皇甫持正、孫可之等主之，此爲韓門正傳。千載之後，海峰更發昌黎之遺緒而昌言之，其言見於《論文偶記》。海峰謂文貴高、貴大、貴遠、貴簡、貴疏、貴變、貴瘦、貴華、貴參差、貴去陳言，尤貴品藻。其言品藻者曰：文章品藻最貴者，曰雄曰逸。歐陽子逸而未雄，昌黎雄處多，逸處少；太史公雄過昌黎，而逸處更多於雄處，所以爲至。貴奇、貴變之論，尤與昌黎説合，録於次：
文貴奇，所謂珍愛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氣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爲奇，氣奇則真奇矣。讀古人文，於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測識處，便是奇氣。
文貴變，《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故文者變之謂也。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變、節變、句變、字變、惟昌黎能之。
古人論文好言氣，海峰則進而言神，神氣之跡見之於音節，於是更進而言音節。古文家之論文，至海峰而其旨益明，望溪、措抱於海峰皆重視之，其後遂衍爲因聲求氣之説。録海峰之言於次。
行文之道，神爲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爲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爲氣之主。至專以理爲主，則未盡其妙，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牘，不適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材料，神氣、音節者，行文之能事也。
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附，蕩乎不知其所歸。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氣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規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於字句準之。
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必笑以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妥，豈復有文字乎！
凡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設以此身代古人説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自然鏗鏘發金石。
* * *
[1] 1933年講義下云：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又謂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爲之也，於道果何與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