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 第十二章
罗斯托夫家直到九月一日，即敌军开进莫斯科前夕，都还留在城里。
彼佳参加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 赴该团 驻地白采尔科维之后，恐惧找上了伯爵夫人。他那两个儿子从军打仗，双双从她羽翼下飞走，今天或明天其中一个，也可能两个一齐阵亡，就像她一个朋友的三个儿子那样，这个想法，在这年夏天，第一次冷酷无情地清清楚楚呈现在她的脑际。她试图把尼古拉弄回她的身边，又想亲自去找彼佳，把他安插到彼得堡的某个地方，但两件事都办不成。彼佳不可能调回，除非随团 一道或通过调动到另一个团 的方式回家一趟。尼古拉在另一处部队上，他写来详细叙述与玛丽亚公爵小姐邂逅的上封信后，便再无音讯。伯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一旦睡着，便梦见两个阵亡的儿子。经过多次商量和交 谈，伯爵终于想出一个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彼佳从奥博连斯基团 转到在莫斯科郊外整编的别祖霍夫团 。虽然彼佳仍在军队服役，但这一调动之后，伯爵夫人至少看得到一个儿子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而得到慰藉，她还指望通过安排，使自己的彼佳不再放走，并且永远隶属于一个无论如何绝不会投入战斗的军事单位。现在只有尼古拉一个人有危险了，伯爵夫人觉得（她甚至如此后悔），她爱老大超过了其余孩子；可是，当那个小的调皮鬼，学习 糟糕，在家里老是闹得天翻地覆，人人讨厌的彼佳，那个翘鼻子的彼佳，长着一双活泼的黑眼睛、面颊清新红润、刚长出一层茸毛的彼佳，与这些大个儿的可怕的粗暴的男人混在一起，而这些人·为·着·某·种·目·的而厮杀，并从中得到乐趣，这时，母亲便觉得她最爱这个小儿子远远超过爱自己所有别的孩子。彼佳回莫斯科的归期愈益临近，望眼欲穿的伯爵夫人的焦急不安愈益增加。她开始觉得她永远等不到这一幸福了。不仅有索尼娅，还有可爱的娜塔莎，甚至还有丈夫出现在她面前，他们都会使她惶惶不安。“我和他们有何相干，我谁也不希罕，只要彼佳！”她想。
八月底，罗斯托夫家收到尼古拉第二封来信。信是从沃罗涅日省寄来的，他去那里置办马匹。这封信没有使伯爵夫人放心。在知道一个孩子平安的情况下，她却更强烈地耽心起彼佳来了。
虽然从八月二十日起，几乎所有罗斯托夫家的熟人纷纷离开了莫斯科，虽然大家都劝伯爵夫人尽快出发，但在她的宝贝，她宠 爱的彼佳未回来之前，她一点也听不进关于走的事。二十八日，彼佳回来了。母亲迎接他时那种热情得近乎病态的爱怜，这位十六岁的军官很不高兴。虽然母亲向他隐瞒着她的意图——从此再不把他从自己羽翼下放走，彼佳却明白她的用意，所以，他出于本能的畏惧，害怕同母亲过于缠绵而失掉男子气概（他心里这样想），他便对她冷漠，躲避她，在逗留莫斯科期间只与娜塔莎为伴，他对她总是表现出特殊的，近乎爱恋的手足之情。
因为伯爵一贯疏忽大意，八月二十八日还没有作好启程的任何准备，等待中的梁赞和莫斯科乡下派来搬运全部家产的车辆，三十日才抵达。
自八月二十八至三十一，全莫斯科处于忙乱和流动之中。每天，都有成千的波罗底诺战役的伤兵，从多罗戈米洛夫城门运进，分散安置于全市，又有几千辆大车载着居民和财物从别的城门驶出。尽管有拉斯托普钦的通告，或者与通告无关，或者与其直接有关，各种相互矛盾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仍在全城流传。有的人在说离城的命令尚未下达；相反，有的人却说，各教堂的圣像都已抬走，大家都要被强制疏散；有的人说波罗底诺战役之后又打了一仗，打垮了法军；有的人却相反地说，俄军全军覆没；有的人在议论民团 将开赴三座山，神父走在前列；有的人在暗地里讲述奥古斯丁未获准离城啦，抓住了奸细啦，农民正在暴动，抢劫逃难的人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一切不过是传闻而已，而实际上呢，无论是走还是留下的人（其实，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菲利军事会议尚未召开），通通明白，尽管嘴上不说，莫斯科必将陷落，应该尽快打点行装，保住自己的财产。有一种气氛，好像突然之间一切会瓦解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但到一号为止，毫无变化发生。像被带往刑场的囚犯，明知死期已至，仍在回处张望，整理好戴歪了的帽子一样，莫斯科不由自主地继续着它的日常生活，虽然知道覆灭之期已近，届时，人们已惯于遵循的生活常规将瘫痪掉。
在莫斯科落入敌手之前的三天时间里，罗斯托夫一家大小都杂乱无章地忙于各种生活琐事。一家之主的伊利亚·安得烈伊奇伯爵天天乘马车在城里各处奔忙，收集四面八方的传闻，而在家里对于启程的准备，只作此浮皮潦草的安排。
伯爵夫人监督着东西的清理收拾，对谁都不满意，时时去照拂一见她就躲开的彼佳，为他而妒嫉娜塔莎，因为他总跟她在一起。只有索尼娅一个人料理实际的事务：收拾包皮裹。但是索尼娅最后这几天始终特别忧郁和沉默寡言。尼古拉那封提到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信，使得伯爵夫人高兴地下了断语，当着她的面说，在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尼古拉的巧遇上，她看到上帝的意愿。
“博尔孔斯基做娜塔莎的未婚夫，我从来没有高兴过，”伯爵夫人说，“可我总是希望，而且我有预感，尼古连卡会娶公爵小姐。这该多好啊！”
索尼娅觉得这是对的。罗斯托夫家业重振的唯一希望，是娶一房有钱的媳妇，而公爵小姐就是一个很好的配偶，但这对她说来太痛苦了。尽管痛苦，也许正由于痛苦，她把所有繁杂的如何收拾装箱打包皮的事全揽了起来，整整几天地忙碌，伯爵和伯爵夫人有什么事须要吩咐时，便去找她。相反，彼佳和娜塔莎不仅不帮父母的忙，还大部份时间让家里的所有人感到厌烦和碍事。整天几乎都听得到他们在宅院追逐、叫喊和无缘无故的哈哈大笑。他们高兴地笑闹，不是因为有值得笑的理由；但他们心里感到高兴和愉快，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他们开心和笑的理由。彼佳高兴，是因为他离家时是个孩子，而回来时（大家都对他这样说）已是男子汉大丈夫了，因为他回到家里还因为离开了白采尔科维，那地方没有即将投入战斗的希望，而今回到莫斯科，几天之内这儿就要打仗。主要的是，因为一贯影响他情绪的娜塔莎心里高兴。娜塔莎的高兴，则是由于她忧郁得太久了，现在已没有什么使她触发忧郁的情绪，并且，她身体健康。她高兴，是还因为有一个人在赞美她（他人的赞美，是使她的机器运转完全自如的必不可少的齿轮的润滑油），而彼佳就是这个人。总而言之，他们俩人高兴，是因为战争逼进莫斯科，就要在城墙边打起来，就要分发武器，大家在逃跑，在往别处去，发生着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对于众人来说，尤其是对青年人来说，总是很开心的。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