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五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崔景荣 黄克缵 毕自严 李长庚 刘之凤

　　崔景荣，字自强，长垣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平阳府推官。擢御史，劾东厂太监张鲸罪。巡按甘肃、湖广、河南，最后按四川，积台资十八年。

　　播州乱，景荣监大帅遇刘綎、吴广辈军。綎驰金帛至景荣家，为其父寿，景荣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请以播北畀安氏，景荣不可。会总督李化龙忧去，景荣为请蠲蜀一岁租，恤上东五路，罢矿使。化龙疏叙监军功，弗及景荣。已，晋太仆少卿。

　　三年满，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银定素骄，岁入掠。景荣亲督战破之，因议革导贼诸部赏，诸部惧，请与银定绝。银定既失导，亦叩关求市。宁夏岁市费不赀，景荣议省之。在任三年，仅一市而已。其后延镇吉能等挟款求补市，卒勿许，岁省金钱十余万。

　　四十一年，入为兵部右侍郎，总京营戎政。改吏部，以疾辞去。逾年，起宣府大同总督。召还，晋兵部尚书。会辽、沈失，熊廷弼、王化贞议不协，命廷臣议经、抚去留，景荣数为言官所论。御史方震孺请罢景荣，以孙承宗代之。遂引疾归。

　　天启四年十一月，特起为吏部尚书。当是时，魏忠贤盗国柄，群小更相倚附，逐尚书赵南星。即家起景荣，欲倚为助。比至，忠贤饰大宅以待，景荣不赴。锦衣帅田尔耕来谒，又辞不见。帝幸太学，忠贤欲先一日听祭酒讲，议裁诸听讲大臣赐坐赐茶礼，又议减考选员额，汰京堂添注官。景荣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贤指。又移书魏广微，劝其申救杨涟、左光斗。广微不得已，为具揭。寻以景荣书为征，曰：“景荣教我也。”于是御史倪文焕、门克新先后劾景荣阴护东林，媚奸邪而邀后福。得旨，削夺为民。崇祯改元，复原职。四年卒，赠少保。

　　黄克缵，字绍夫，晋江人。万历八年进士。除寿州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累官山东左布政使，就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请停矿税，论劾税使陈增、马堂，他惠政甚着。屡以平盗功，加至兵部尚书。四十年，诏以故官参赞南京机务，为御史李若星、魏云中所劾，还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灾，上疏陈时政，语极痛切。不报。

　　召理京营戎政，改刑部尚书，预受两朝顾命。李选侍将移宫，其内侍王永福、姚进忠等八人坐盗乾清宫珠宝下吏。克缵拟二人辟，余俱末减。帝不从，命辟六人，余遣戍。克缵言：“姜升、郑稳山、刘尚理不持一物，刘逊拾地上珠，还之选侍，而与永福、进忠同戮，轻重失伦。况选侍箧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赐？”当是时，诸珰罪重，谋脱无自，惟请帝厚待选侍，则狱情自缓。于是流言四布，谓帝薄待先朝妃嫔，而克缵首入其言。帝不悦，责克缵偏听，命如前旨。

　　已，杨涟陈“移宫”始末。帝即宣谕廷臣，备述选侍凌虐圣母状。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党，责备朕躬。”克缵皇恐上言：“礼，父母并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诚，迹或涉于彰父之过，必委曲周全，浑然无迹，斯为大孝。若谓党庇李氏，责备圣躬，臣万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驳其持论之谬，末言：“群竖持赀百万，借安选侍为名，妄希脱罪，克缵堕其术而不觉。”克缵奏辨，因乞罢。略言：“源溥谓在神宗时为元子者为忠，为福藩者非忠。臣敢广之曰：神宗既保护先帝，授以大位，则为神考而全其贵妃，富贵其爱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谓在先帝时为二后者为忠，为选侍者非忠。臣亦广之曰：圣母既正名定位，则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虚传宫帏之忿争，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圣母不得正其终，方可议斯狱耳。”疏入，帝怒甚，责以轻肆无忌，不谙忠孝。克缵皇恐引罪，大学士刘一燝等亦代为言，乃已。无何，给事中董承业、孙杰、毛士龙，御史潘云翼、杨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并劾克缵是非舛谬。克缵不服，言曩不举李三才，故为诸人所恶。源溥复劾克缵借三才以倾言官。克缵奏辨，再乞休，帝不问。

　　天启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寻复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廷臣议“红丸”，克缵述进药始末，力为方从哲辨。给事中薛文周诋其灭伦常，昵私交，昧大义。克缵愤，援《春秋》不书隐公、闵公之弑，力诋文周，且白选侍无殴圣母事。给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复劾克缵。先是，帝宣谕百官，明言选侍殴崩圣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选侍向有触忤，朕一时传谕，不无过激。追念皇考，岂能恝然？”于是外议纷纭，咸言前此上谕，悉出王安矫托，而诸请安选侍者，益得藉为词。盖是时王安已死，魏忠贤方窃柄，故前后谕旨牴牾如此。

　　克缵历官中外，清强有执。持议与争“三案”者异，攻击纷起。自是群小排东林，创《要典》，率推克缵为首功。时东林方盛，克缵移疾。诏加太子太傅，乘传归。四年十二月，魏忠贤尽逐东林，召克缵为工部尚书。视事数月，复移疾归。三殿成，加太子太师。崇祯元年，起南京吏部尚书。有劾之者，不就，卒于家。

　　毕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松江推官。年少有才干，征授刑部主事。历工部员外郎中，迁淮徐道参议。内艰阕，分守冀宁。改河东副使，引疾去。起洮岷兵备参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进右布政使。泰昌时，召为太仆卿。

　　天启元年四月，辽阳覆。廷议设天津巡抚，专饬海防，改自严右佥都御史以往。置水军，缮战舰，备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增设镇海诸营，用戚继光遗法，水军先习陆战，军由是可用。魏忠贤令锦衣千户刘侨逮天津废将，自严以无驾帖疏论之，报闻。四方所募兵日逃亡，用自严言，摄其亲属补伍。兵部主事来斯行有武略，自严请为监军。山东白莲妖贼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

　　初，万历四十六年，辽左用兵，议行登、莱海运。明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出督辽饷，语详《李长庚传》。及是，长庚迁，乃命自严代。叙前平贼功，进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时议省天津巡抚，令督饷侍郎兼领其事，即以委自严。又议讨朝鲜，自严言不可遽讨，当俟请贡输诚，东征效力，徐许其封耳。京师数地震，因言内批宜慎，恩泽宜节，人才宜惜，内操宜罢，语甚切直。自严在事数年，综核撙节，公私赖之。

　　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户部尚书。忠贤议鬻南太仆牧马草场，助殿工。自严持不可，遂引疾归。

　　崇祯元年，召拜户部尚书。自严以度支大绌，请核逋赋，督屯田，严考成，汰冗卒，停蓟、密、昌、永四镇新增盐菜银二十二万，俱报可。二年三月，疏言：“诸边年例，自辽饷外，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今蓟、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统计京边岁入之数，田赋百六十九万二千，盐课百一十万三千，关税十六万一千，杂税十万三千，事例约二十万，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而逋负相沿，所入不满二百万，即尽充边饷，尚无赢余。乃京支杂项八十四万，辽东提塘三十余万，蓟、辽抚赏十四万，辽东旧饷改新饷二十万，出浮于入，已一百十三万六千。况内供召买，宣、大抚赏，及一切不时之需，又有出常额外者。乞敕下廷臣，各陈所见。”于是廷臣争效计画。自严择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盐引，议鼓铸，括杂税，核隐田，税寺产，核牙行，停修仓廒，止葺公署，南马协济，崇文铺税，京运拨兑，板木折价。已，复列上十二事，曰增关税，捐公费，鬻生祠，酌市税，汰冗役，核虚冒，加抵赎，班军折银，吏胥纳班，河滨滩荡，京东水田，殿工冠带。帝悉允行。

　　诏辑《赋役全书》。自严言：“《全书》之作，自行一条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为混派；有司听奸吏暗洒瓜分，其弊为花派。当大为申饬。”因条八式以献。帝即命颁之天下。

　　给事中汪始亨极论盗屯损饷之弊。自严言：“相沿已久，难于核实。请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议。先是，忠贤乱政，边饷多缺，自严给发如期。又疏言：“最耗财者无如客饷。诸镇年例合三百二十七万，而客饷居三之一，宜大裁省。其次则有抚赏、召买、修筑诸费，皆不可不节。”帝褒纳之。其冬，京师被兵，帝忧劳国事，旨中夜数发。自严奏答无滞，不敢安寝，头目臃肿，事幸无乏。明年夏，以六罪自劾，乞罢，优旨慰留。先以考满加太子少保，叙遵、永克复功，再进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自严不能止。于是旧增五百二十万之外，更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天下益耗矣。已，陈时务十事，意主利民，帝悉采纳。又以兵饷日增，屡请清核，而兵部及督抚率为寝阁。复乞汰内地无用之兵，帝即令严饬，然不能尽行也。

　　御史余应桂劾自严殿试读卷，首荐陈于泰，乃辅臣周延儒姻娅。自严引疾乞休，疏四上，不允。时有诏，县令将行取者，户部先核其钱谷。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入为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银二千九百。帝以诘户部，自严言友元已输十之七贮太仓。帝令主库者核实，无有，帝怒责自严。自严饰词辨，帝益怒，遂下自严狱，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谠疏救，不纳。逾月，给事中吴甘来复抗疏论救，帝乃释之。八年五月，叙四川平贼功，复官，致仕。又三年卒，赐恤如制。

　　李长庚，字酉卿，麻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励清操。入为顺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尽心荒政，民赖以苏。盗蔓武定诸州县，讨擒其渠魁。

　　四十六年，辽东用兵，议行登、莱海运。长庚初言不便，后言：“自登州望铁山西北口，至羊头凹，历中岛、长行岛抵北信口，又历兔儿岛至深井，达盖州，剥运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宫，陆行至广宁一百八十里，至辽阳一百六十里，每石费一金。”部议以为便，遂行之。

　　明年二月，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史，出督辽饷，驻天津，即以长庚为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议牛车、酌海道、截帮运、议钱法、设按臣、开事例、严海防九事。时议岁运米百八十万石，豆九十万石，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银三百二十四万两，长庚请留金花，行改折，借税课，言：“臣考会计录，每岁本色、折色通计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入内府者六百余万，入太仓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余万。内府六百万，自金花籽粒外，皆丝绵布帛蜡茶颜料之类，岁久皆朽败。若改折一年，无损于上，有益于下。他若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亦当稍停一年，济军国急。”帝不悦，言：“金花籽粒本祖宗旧制，内供正额及军官月俸，所费不赀，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上供税银，尽充军费。”于是户科给事中官应震上言：“考《会典》，于内库则云：金花银，国初解南京供武俸，诸边或有急，亦取给其中。正统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库。嗣后除武官俸外，皆为御用。是金花银国初常以济边，而正统后方供御用也。《会典》于太仓库则云：嘉靖二十二年，题准诸处京运钱粮，不拘金花籽粒，应解内府者悉解贮太仓库，备各边应用。是世宗朝金花尽充兵饷，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敛之于内也。今不考各边取给应用之例，而反云正供旧额，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岁不过十余万，乃云所费不赀哉。且原数一百万，陛下始增二十万，年深日久，颠末都忘。以臣计之，毋论今年当借，即嗣后年年借用可也；毋论未来者当济边，即见在内帑者尽还太仓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庆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济边，六年又行于南京监局，亦以济边。此则祖宗旧制，陛下独不闻耶？”帝卒不听。

　　时诸事创始，百务坌集，长庚悉办治。天启二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就移户部。明年，召拜户部尚书，未任，以忧归。

　　崇祯元年，起工部尚书，复以忧去。久之，代闵洪学为吏部尚书。六年正月，修撰陈于泰疏陈时弊，宣府监视中官王坤力诋之，侵及首辅周延儒。长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黜，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帝不怿。次日召对平台。时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语尤切，帝责令回奏。奏上，帝益怒。及面对，诘责者久之，竟削其籍。

　　志道，漳浦人，天启时为给事中。议“三案”为高攀龙所驳，谢病归。其后附魏忠贤，历擢左通政，论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罢。

　　长庚不植党援，与温体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学为真定知府，帝不允。复推为顺德知府，帝怒，责以欺蒙，并追咎冠带监生授职事，责令回奏。奏上，斥为民。家居十年，国变，久之卒。

　　刘之凤，字雍鸣，中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南京御史。天启三年六月，上疏别白孙承宗、王象乾、阎鸣泰本末，请定去留，而撤毛文龙海外军，令居关内。又请亟罢内操。忤魏忠贤，传旨切责，复宣谕廷臣，再渎奏者罪无赦。六年，之凤方视江防，期满奏报。忠贤夺其职。

　　崇祯二年，起故官。帝召周延儒燕见，宵分始出。之凤偕同官上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乡，不堪置齿颊。今乃特蒙眷注，必将曰举朝尽欺，独延儒一人捐躯为国，使陛下真若廷臣无可信，而延儒乃得翦所忌，树所私，曰为冯铨、霍维华等报怨。此一召也，于国事无纤毫益，而于圣德有丘山之损。”忤旨，诘责。已，复列上五事，曰举谋勇，止援兵，练土着，密侦探，选守令，俱见采纳。

　　累迁刑部侍郎，遂代郑三俊为本部尚书。之凤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高墙罪独不与，上疏言之，报可。尝与左侍郎王命璿召对平台，论律例及狱情，帝申饬而退。时有火星之变，之凤特请修刑，言：“自今狱情大者，一月奏断，小者半月。赃重人犯，结案在数年前者，大抵本犯无髓可敲，戚属亦无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从之。然之凤虽为此奏，其后每上狱词，帝必严驳，之凤惧甚，诸司呈稿，迟疑不敢遽发，屡疏谢病，帝不从。会尚书范景文劾南京给事中荆可栋贪墨，下部讯，之凤予轻比。帝疑其受贿，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绞。给事中李清言于律未合，同官葛枢复论救。帝怒，镌枢级，调外。十三年四月，之凤狱中上书自白无赃贿，情可矜原。亦置不省，竟瘐死。

　　计崇祯朝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乔允升坐逸囚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之凤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

　　赞曰：崔景荣、黄克缵皆不为东林所与，然特不附东林耳。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毕自严、李长庚计臣中办治才，而自严增赋之议，识者病焉。刘之凤议狱不当，罪止谪罢，竟予重比，刑罚不中，欲求治得乎！

纪传体史书。清代明史馆纂修。署名张廷玉撰，三百三十二卷。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再修于康熙四年(1665)，无进展;重修于康熙十八年(1679)，以徐文元为监修，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及万斯同等人编撰，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用力最多。历时二十年，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编成《明史稿》四百六十卷。后被王鸿绪删为三百十卷，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定稿。至雍正元年(1723)又对王稿进行删改，由张廷玉主编，雍正十三年(1735)最后定本，乾隆四年(1739)刊行。本书共经四次修改，历时整90年，是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一部。记叙范围上起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共276年的史事。多取材于《明实录》、档案、文集、奏议、志书、邸报、私史等。资料可靠，取材广泛，编订严谨，考证较精，文字简洁，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研究明史的基本资料。尤其是《土司传》、《外国传》、《西域传》等史料，十分珍贵。本书最大缺点是凡不利于清统治的史事均被删除。有武英殿原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