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篇第三十七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怀，独己重矣，志所欲至，独己远矣。身载重任，至于终死，不倦不衰，力独多矣。夫曾子载于仁而儒生载于学，所载不同，轻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举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举十石之力。儒生所载，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苗田，人知出谷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实矣。夫文儒之力过于儒生，况文吏乎？能举贤荐士，世谓之多力也。然能举贤荐士，上书〔占〕记也。能上书〔占〕记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诸生也，贤达用文则是矣。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经》，秘书微文，无所不定。山大者云多，泰山不崇朝辩雨天下。夫然则贤者有云雨之知，故其吐文万牒以上，可谓多力矣。
世称力者，常褒乌获，然则董仲舒、扬子云，文之乌获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任，有绝脉之变。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精思不任，绝脉气减也。颜氏之子，已曾驰过孔子于涂矣，劣倦罢极，发白齿落。夫以庶几之材，犹有仆顿之祸，孔子力优，颜渊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则其知〔惠〕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呕血，失魂狂乱，遂至气绝。书五行之牍，〔奏〕十〔言〕之记，其才劣者，笔墨之力尤难，况乃连句结章，篇至十百哉！力独多矣！江河之水，驰涌滑漏，席地长远，无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远，地中之源盛，不知万牒之人，胸中之才茂，迷惑者也。故望见骥足，不异于众马之蹄，蹑平陆而驰骋，千里之迹，斯须可见。夫马足人手，同一实也，称骥之足，不荐文人之手，不知类也。夫能论筋力以见比类者，则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将，乃能以力为功。有力无助，以力为祸。何以验之？长巨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车上阪，强牛引前，力人推后，乃能升逾。如牛羸人罢，任车退却，还堕坑谷，有破覆之败矣。文儒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难推引，非徒任车之重也。荐致之者，罢羸无力，遂却退窜于岩穴矣。
河发昆仑，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广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东海。如岸狭地仰，沟洫决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于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将援引荐举，亦将弃遗于衡门之下，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乎？火之光也，不举不明。有人于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窜于闾巷之深，何时得达？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智能满胸之人，宜在王阙，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自动，不能自进，进之又不能自安，须人能动，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难适也。小石附于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间，小石轻微，亦能自安。至于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处危峭之际，则必崩坠于坑谷之间矣。大智之重，遭信之将，无左右沙土之助，虽在显位，将不能持，则有大石崩坠之难也。或伐薪于山，轻小之木，合能束之。至于大木十围以上，引之不能动，推之不能移，则委之于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归。由斯以论，知能之大者，其犹十围以上木也，人力不能举荐，其犹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无所留止，非圣才不明，道大难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类也。
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举之，可谓壮强矣。吴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两主不能举也。举物不胜，委地而去可也，时或恚怒，斧斫破败，此则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渊中之鱼，递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后咽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说孝公，后说者用，前二难用，后一易行也。观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战》，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殷、周之世，乱迹相属，亡祸比肩，岂其心不欲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纳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迹不能蹈也；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贤臣有劲强之优，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鱼相与游也。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菰瓠不能伤；筱{.辂}之箭，机不动发，鲁缟不能穿。非无干将、筱{.辂}之才也，无推顿发动之主。菰瓠、鲁缟不穿伤，焉望斩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强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绝骨折，不能举也。故力不任强引，则有变恶折脊之祸；知不能用贤，则有伤德毁名之败。
论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达。自达者带绝不抗，自衒者贾贱不仇。案诸为人用之物，须人用之，功力乃立。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锸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诸有锋刃之器，所以能断斩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韩信去楚入汉，项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则能量其力、能别其功矣。樊、郦有攻城野战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萧何，则比萧何于猎人，同樊、郦于猎犬也。夫萧何安坐，樊、郦驰走，封不及驰走而先安坐者，萧何以知为力，而樊、郦以力为功也。萧何所以能使樊、郦者，以入秦收敛文书也。众将拾金，何独掇书，坐知秦之形势，是以能图其利害。众将驰走者，何驱之也。故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案仪律之功，重于野战，斩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垦草殖谷，农夫之力也；勇猛攻战，士卒之力也；构架斫削，工匠之力也；治书定簿，佐史之力也；论道议政，贤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举北门之关，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