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留篇第四十
且夫含血气物之生也，行则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则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则？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轻也。贤儒、俗吏，并在当世，有似于此。将明道行，则俗吏载贤儒，贤儒乘俗吏。将暗道废，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处下位，犹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
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贤儒不遇，仆废于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东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于足，救昧不给，能何见乎？”汲黯谓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积薪矣，后来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东方朔之语，独〔非〕以俗吏之得地，贤儒之失职哉？故夫仕宦，失地难以观德；得地难以察不肖。名生于高官，而毁起于卑位。卑位，固赏贤儒之所在也。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滞之留。沉滞在能自济，故有不拔之扼。其积学于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无以自修，身虽拔进，利心摇动，则有下道侵渔之操矣。
枫桐之树，生而速长，故其皮肌不能坚刚。树檀以五月生叶，后彼春荣之木，其材强劲，车以为轴。殷之桑谷，七日大拱，长速大暴，故为变怪。大器晚成，宝货难售也。不崇一朝，辄成贾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沙石转积于大石之上，大石没而不见。贤儒俗吏，并在世俗，有似于此。遇暗长吏，转移俗吏超在贤儒之上，贤儒处下，受驰走之使，至或岩居穴处，没身不见。咎在长吏不能知贤，而贤者道大，力劣不能拔举之故也。
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举，则不敢动。贤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铁在地，焱风不能动，毛芥在其间，飞扬千里。夫贤儒所怀，其犹水中大石、在地金铁也。其进不若俗吏速者，长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铁石间也，一口之气，能吹毛芥，非必焱风。俗吏之易迁，犹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转沙石者，湍濑也；飞毛芥者，焱风也。活水洋风，毛芥不动。无道理之将，用心暴猥，察吏不详，遭以奸迁，妄授官爵，猛水之转沙石，焱风之飞毛芥也。是故毛芥因异风而飞，沙石遭猛流而转，俗吏遇悖将而迁。
且圆物投之于地，东西南北，无之不可，策杖叩动，才微辄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徒，须人动举。贤儒，世之方物也，其难转移者，其动须人也。鸟轻便于人，趋远，人不如鸟，然而天地之性人为贵。蝗虫之飞，能至万里；麒麟须献，乃达阙下。然而蝗虫为灾，麒麟为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两足，安能自达？故曰：燕飞轻于凤皇，兔走疾于麒麟，{圭黾}跃躁于灵龟，蛇腾便于神龙。吕望之徒，白首乃显；百里奚之知，明于黄发：深为国谋，因为王辅，皆夫沉重难进之人也。轻躁早成，祸害暴疾。故曰：其进锐者，退速。阳温阴寒，历月乃至；灾变之气，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干将之剑，久在炉炭，铦锋利刃，百熟炼历。久销乃见作留，成迟故能割断。肉暴长者曰肿，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贤儒迟留，皆有状故。状故云何？学多道重，为身累也。
草木之生者湿，湿者重；死者枯。枯而轻者易举，湿而重者难移也。然元气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车行于陆，船行于沟，其满而重者行迟，空而轻者行疾。先王之道，载在胸腹之内，其重不徒船车之任也。任重，其取进疾速，难矣。窃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荣也，而尸禄素餐之谤，喧哗甚矣。且贤儒之不进，将相长吏不开通也。农夫载谷奔都，贾人赍货赴远，皆欲得其愿也。如门郭闭而不通，津梁绝而不过，虽有勉力趋时之势，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长吏妒贤，不能容善，不被钳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举，道理之早成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