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虎篇第四十八
夫虎食人，人亦有杀虎。谓虎食人，功曹受取于吏，如人食虎，吏受于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奸心，私旧故可以幸，苞苴赂遗，小大皆有。必谓虎应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时，犹龙见有期也。阴物以冬见，阳虫以夏出。出应其气，气动其类。参、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见。参、伐则虎星，心、尾则龙象。象出而物见，气至而类动，天地之性也。动于林泽之中，遭虎搏噬之时，禀性狂勃，贪叨饥饿，触自来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适，巧便不知，故遇辄死。使孟贲登山，冯妇入林，亦无此害也。
孔子行鲁林中，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贡曰：“若此，何不去也？”对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曰：“弟子识诸！苛政暴吏，甚于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岁比食二人，林中兽不应善也。为廉不应，奸吏亦不应矣。
或曰：“虎应功曹之奸，所谓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妇人，廉吏之部也，虽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鲁无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国是也。鲁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为相必无贤操，以不贤居权位，其恶，必不廉也。必以相国为奸，令虎食人，是则鲁野之虎常食人也。
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气，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祸。是故渔者不死于山，猎者不溺于渊。好入山林，穷幽测深，涉虎窟寝，虎搏噬之，何以为变？鲁公牛哀病化为虎，搏食其兄，同变化者不以为怪。入山林草泽见害于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入。行止泽中，〔害〕于蝮蛇，应何官吏？蜂虿害人，入毒气害人，入水火害人。人为蜂虿所螫，为毒气所中，为火所燔，为水所溺，又谁致之者？苟诸禽兽，乃应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熊罢、豺狼、蜼蠼，皆复杀人。苟谓食人乃应为变。蚤虱闽虻皆食人，人身强大，故不至死。仓卒之世，谷食之贵，百姓饥饿，自相啖食，厥变甚于虎。变复之家，不处苟政。
且虎所食，非独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兽，虎皆食之。〔食〕人谓应功曹之奸，食他禽兽，应何官吏？夫虎，毛虫；人，倮虫。毛虫饥，食倮虫，何变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与蛮夷，气性一也。平陆、广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泽，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应功曹之奸，是则平陆、广都之县，功曹常为贤，山林、草泽之邑功曹常伏诛也。
夫虎食人于野，应功曹之奸，虎时入邑行于民间，功曹游于闾巷之中乎？实说，虎害人于野不应政，其行都邑，乃为怪。
夫虎，山林之兽，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为驯畜，犹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见也。命吉居安，鼠不扰乱；禄衰居危，鼠为殃变。夫虎亦然也：邑县吉安，长吏无患，虎匿不见；长吏且危，则虎入邑，行于民间。何则？长吏光气已消，都邑之地与野均也。推此以论，虎所食人，亦命时也。命讫时衰，光气去身，视肉犹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会，虎适食人，长吏遭恶，故谓为变，应上天矣。
古今凶验，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宫楼未成，鹿走上阶，其后果薨。鲁昭公且出，瞿鹆来巢，其后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齐，遂死不还。贾谊为长沙王傅，鹏鸟集舍，发书占之，曰：“主人将去。”其后迁为梁王傅。怀王好骑，坠马而薨；贾谊伤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时，夷鸪鸟集宫殿下，王射杀之，以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对曰：“夷鸪野鸟，入宫，亡之应也。“其后昌邑王竟亡。卢奴令田光与公孙弘等谋反，其且觉时，狐鸣光舍屋上，光心恶之。其后事觉坐诛。会稽东部都尉礼文伯时，羊伏下，其后迁为东莱太守。都尉王子凤时，麇入府中，其后迁丹阳太守。夫吉凶同占，迁免一验，俱象空亡，精气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鸟入宅；城且空也，草虫入邑。等类众多，行事比肩，略举较着，以定实验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