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两年前，顾颉刚氏发表其《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见十二年五月《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下省称《读书杂志》］第九期），欲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刘掞藜氏及胡堇人氏并起驳之，顾氏复为文反辩，提出讨论者八事：

（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三）禹的来源在何处？（四）《禹贡》是什么时候做的？（五）后稷的实在如何？（六）尧舜禹的关系如何？（七）《尧典》《皋陶谟》是什么时候做的？（八）现在公认的古史统系是如何组织而成？

迄今顾氏之文所已发表者，仅及上列（一）（二）（三）（五）（六）五项。（后又增论文王是否纣臣）而刘氏再驳之文，除关于上列第（一）项者外，亦尚未露布。（顾氏及刘氏文，并见《读书杂志》第十一至十六期，又转录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一至第五期。）兹将顾氏文中之涉及尧舜禹事迹者衡论如此。

一、根本方法之谬误

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运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兹于讨论之前，请征法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氏论默证之成说，以代吾所欲言。其说曰：

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

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而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限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

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下略）

是以默证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例如，塔克多Tacitus有意列举日尔曼各民族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国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为二者所未举，则足以证明当时无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例如，倘法兰克Frankish民族有定期集会，则Gregory之作法兰克族诸王传不致不道及之。）（以上见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G.Berry，pp.254-256，London Duchworth and Co.1898.按此书已由李思纯君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乃极浅显之理而为成见所蔽者，每明足以查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谓予不信，请观顾氏之论据（以下仅举一例，其他同样之谬误不下十余处，留待下文详论，以省重复）：

《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见《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三页第一格）

此种推论，完全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试问《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是否当时历史观念之总记录，是否当时记载唐虞事迹之有统系的历史？又试问其中有无涉及尧舜事迹之需要？此稍有常识之人不难决也。呜呼，假设不幸而唐以前之载籍荡然无存，吾侪依顾氏之方法，从《唐诗三百首》《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文汇选》等书中推求唐以前之史实，则文、景、光武之事迹，其非后人层累地造成者几希矣！

二、夏禹史迹辨证（参看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禹的来源在何处两节）

顾氏谓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其说之妄，刘氏已明辨之矣。兹所亟待讨论者，禹与夏果有无关系？顾氏曰：何以《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九篇说禹，六篇说夏，乃一致的省文节字而不说出他们的关系？（密圈照原文）吾为之下一总解答曰：此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禹贡》）非夏禹事迹之总记录，因禹与夏之关系非必当入于其作者之观念中者。一言以蔽之，此因《诗》《书》中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试即《诗》《书》中言夏言禹之篇什而考察之：

（1）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信南山》）

（2）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文王有声》）

（3）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韩奕》）

顾氏曰：《诗经》中有一个例，凡是名词只有一个字的，每好凑成两字，凡两字以上的名词不删如王命仲山甫命程伯休父，名词虽在二字以上也不加省节了。《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读此很可见人名为单字，则加维字于人名务使一句凑成四字。维禹甸之维禹之迹正是此例。禹若果是人王，亦应照了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他为后禹（至少也要像《国语》和《尧典》的称他为伯禹）。禹若果是夏王，亦应照了夏后夏桀之例而称他为夏禹。

夫《诗》三百篇非出一人之手，又非同时同地之文，而各个作者之属词造语之方式不能一律，故有所谓作者之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author）。今于三百篇中，取数首相同之语调以例其他，则必须假定各个作者所用之语调皆如一。此大前提已不成立。兹退一步承认顾氏所称之例，而维禹甸之维禹之绩等语，果违此例否耶？顾氏不云乎，人名为单字，则维字加于人名，禹正单字之人名也。其缀以维字，正犹番、蹶、楀之例也。吾侪不因番、蹶、楀上未加周字，遂谓其非周人，独以禹上未缀夏字，遂谓其非夏主乎？顾氏之根本错误，在以夏禹二字为一名（term），而以仲山甫程伯休父之例律之。不知夏乃禹之国号而非禹之名，夏禹二字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非如仲山甫之不可析为仲与山甫，及程伯休父之不可析为程伯与休父也。且也，夏禹二字既无不可分离之关系，而维与夏声调不同（一为平声，一为仄声），维字置于句首，又有顿首语气（此顾氏言之），是故此处维字与夏字实不能相代。

至因《诗》三百篇中未尝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禹为后禹伯禹，未尝照夏后夏桀之例，称禹为夏禹，遂谓禹非夏王，此犹为妙不可言之奇论。吾侪读《乐府诗选》《玉台新咏》《明诗综》《清诗别裁》，其中亦未尝有照后稷公刘王季之例，称刘邦为帝刘邦，称朱元璋为帝朱元璋，亦未尝有遵夏后夏桀之例，称刘邦为汉刘邦，称朱元璋为明朱元璋，然则刘邦、朱元璋非汉帝、明帝矣，嘻！

（4）惟帝降格有夏，有夏诞厥逸。（《书多方》）

（5）有夏不适逸殷革夏命。（《书多士》）

按此处言夏皆指夏桀事。若作惟帝降格夏禹，夏禹诞厥逸夏禹不适逸殷革夏禹命岂不与事实相违反乎？

顾氏曰：《多士》《多方》并言夏殷，言殷则必举成汤，言夏则从不举禹，这是什么道理？

考《多士》《多方》之称夏殷事，乃周公将桀之所以亡，汤之所以得天下，与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得天下相比论，以明周之取商，正如商之取夏，皆奉天命，而非违义。前者（《多士》）所以抚慰殷之遗民，后者（《多方》）则因淮夷叛后，告谕四国多方，皆有为而发。其所言与夏桀以前之事完全无关，安能将禹事牵入！

（6）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克用三宅三俊。呜呼！其惟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书立政》）

顾氏曰：这一段是把夏商对举的，都是说夏商起的时候如何好，后来的时候如何坏。何以在商则举出创业的成汤与亡国的纣，而在夏则但举出亡国的桀而不举出创业的禹？做《立政》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禹的（篇末即言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但他何以不把禹汤并举，何以篇末又单举禹呢？

读者须注意，《立政》一篇乃周公陈说往事以为成王鉴戒，并非欲于夏商事为本末毕具之叙述。且随口宣言，既常有无意中缺漏，而又经史官之转载，残佚自不能必无，安能持此以判断当时之历史观念！且谓在商举汤、纣，则在夏亦须兼举禹、桀，此不过词章上求偶俪之陋技，而非吐辞所必循之公例。观《立政》篇中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正与上引古之人迪惟有夏亦越成汤同一辞气。此处并言商周，而亦于周则举文王，于商则不举汤，可见《立政》作者惯用此种语调，其省略并非有特别原因。至篇末言陟禹之迹，乃所以回应篇首，正见禹与夏之有关系也。

以上已将顾氏所举为证据者，悉加评骘。此外《诗》《书》中言夏言禹者尚有九条，兹并加稽验，观其有无说及禹与夏之关系之需要。

（7）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长发》）

此处可作昆吾夏禹耶？否耶？读者自能辨之。

（8）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诗长发》）

（9）是生后稷，缵禹之绪。（《诗閟宫》）

（10）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殷武》）

（11）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植嘉谷。（《书吕刑》）

（12）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书立政》）

吾前言之矣，禹夏两词并无必相联属之需要，故言禹不举夏，不能为禹与夏无关系之证。且此处前三条，若将夏字加入，则声调（euphony）及音节（metre）皆失其宜矣。

（13）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书洪范》）

此处禹尚未即天子位，若称夏禹则失辞矣。

（14）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荡》）

夏后统指夏代（《论语》以夏后氏与殷人周人对举，此其证也）。言夏代之亡可为殷代之鉴，故云不远也。若作在夏禹之世，则毫无意义矣。

（15）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书召诰》）

此处夏殷对举，皆统指其全代。若改作夏禹便不可通。若因其言夏不举禹，遂谓禹与夏无关系，然则此处言殷亦未尝举汤，岂汤与殷亦无关系欤？

综上观之，《诗》《书》中九篇说禹，六篇说夏，其中有十三篇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可能（第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其余亦无说明禹与夏之关系之必要。顾氏又引《论语》上未言禹与夏之关系为证，按《论语》上言禹者仅三条：

（1）禹，吾无间然矣。

（2）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3）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

前一条言禹之行为，绝无举及其国号之需要。后二条两单名对举，更不能将夏字添入。

是故，关于禹与夏之关系，《诗》《书》《论语》均不能施用默证。换言之，即吾侪不能因《诗》《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而顾氏所谓禹与夏的关系直至战国中期方始大盛，《左传》《墨子》等书即因此而有夏禹的纪载。禹与夏没有关系，是我敢判定的云云，绝对不能成立。（以上评顾氏文中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一节。）其他由根本观念推演而出之妙论，自然树倒猢狲散，本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以辨之。惟以其影响于一般仅从报章杂志中求智识之青年对于古史心理，甚巨且深，故不殚更赘数言。

顾氏以禹、夔、饕餮在字义上为虫兽之名，而假定禹为动物，刘掞藜氏已明辨其谬（《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二页第四格）。吾侪更当注意者，顾氏谓夔、饕餮为兽，遂推之于禹亦当非人，此种类推法（analogy），史上绝不能用为证据。（参看J.M.Vincent：Historical Research，pp.257-259.New York Holt and Co.1911.）彼又谓：

在传说中，鲧为治水的人。《说文》云：鲧，鱼也。《左传》云：尧殛鲧，其神化为黄熊。（下引朱熹语云：熊乃三足鳖。）则鲧为水中动物，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故《淮南子》即有禹化为熊的故事。

夫鲧训为鱼，而不能谓名鲧之人即鱼也。此理刘氏阐之已详，兹不赘。鲧化为熊之神话，乃指其死后之事，与生前无涉。若因神话言其死后化为动物，遂谓其非人，则《成都记》亦云杜宇死，其魂化为杜鹃，岂蜀帝杜宇为鸟而非人欤？即退一步言，古代有鲧为水中动物之神话，而因禹与鲧相类，遂谓古代亦以禹为水中动物，此种类推法之结果，亦不能据为典要。至《淮南子》乃汉人之书，且多妖言，决不能用以证春秋以前之历史观念。

顾氏又曰：《天问》言治水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及应龙何画之问，《山海经》本此，遂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可见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很多，引禹为类，并不为过。

此用类推法，与前者同一谬误。且即用类推法，亦必须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试问总理治水之禹，与神话中画地之应龙、曳衔之鸱龟（按王逸注云，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此言固不能据为典要，然顾氏谓鸱龟为治水中动物，其言亦无确据也），安能引以为类！

顾氏又曰：《左传》与《天问》均说鲧化熊。《天问》又说伯禹腹鲧，又说焉有龙虬，负熊以游，觉得伯禹与龙虬有合一的可能，觉得第一条理由又得一凭藉。（按第一条理由谓禹为似蜥蜴之动物，刘掞藜氏已驳之。）

顾氏谓鲧为熊之说不能成立，前已明之。《天问》云：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按腹，王逸古本作愎，言伯禹与刚愎之鲧何以变化而不相同，有何神圣之处足供附会。龙虬负熊之熊，与鲧有何关系？（若因神话谓鲧化为熊，言熊便是指鲧，然则凡言杜鹃者便指蜀帝杜宇耶？）而负熊之龙虬与禹又有何关系？愿顾氏明以教我！

顾氏复下一假定曰：

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觉得禹平水土是极普遍的，进而至于说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对于禹有一个地王的观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

关于此假定，吾侪可分五层评论。

（一）请问商周间的新民族是否有平水土的需要？顾氏曰：楚越间因土地的卑湿，有积水的泛滥，故有宣泄积水的需要。因草木的畅茂，有蛟龙的害人，故有焚山泽、驱龙蛇的需要。焚山泽乃益事，与禹无涉，兹且不谈。至谓楚越积水泛滥，则不能不请其拿证据来。顾氏引《天问》地何以东南倾东南何亏及《汉书地理志》江南卑湿三事，遂谓周代楚越之地，与孟子所谓尧时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竟这等相似。按古人所谓地不满东南，乃因我国东南部地势倾陷，为江海所归，此与陆地上积水泛滥，自是二事。且《天问》所谓东南并未明言何地，安得随意指为楚越。读者更须特别注意：《汉书》只言江南卑湿，而顾氏则云：楚越间地势卑湿，积水泛滥，故有宣泄的必要。此全为凿空附会之谈，实犯史法上从抽象名词推理（reasoning from abstract terms）之大病（参看Historical Research，pp.259-260），夫吾人今日犹恒谓粤地卑湿南方卑湿，然则广东亦积水泛滥，有宣泄之必要耶？

（二）禹若为楚越民族所虚造之神话中人物，则决不能于华夏之历史观念中有立足之地。何也？春秋以前，吴越荆楚诸族，乃中原人民所鄙为蛮夷而不侪于人类，而又中原之世敌也。夫以自命堂堂之华胄，而乃取彼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之民族之神话中人物，与中原历史观念根本相凿枘者，举而加诸乃祖乃宗（后稷）之上，与之配祀，垂为型仪，律以古代夷夏之防之严，及以夷变夏之大惧，此必无之事也。

（三）禹之神话盛于楚越，不能为禹之观念创自楚越之证。安知非由于楚越与中原民族接触后，禹之史迹输入，因从而放大附会耶？禹之神话之所以盛于楚越，吾尝求其故，盖有二焉：（1）南方民族富于想像，独擅构造神话之能力。（参看顾实《周代南北文学之比较》，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三期。）（2）越欲借华夏自重，以洗刷蛮夷之名，而自认为禹后（此正犹刘渊之自认为汉高祖后），益有制造禹迹以弥缝之之必要。此禹致群神会稽，道死葬会稽等传说所由起也。

（四）绳以逻辑。顾氏之假定之能否成立，根本上全视乎能否证明周昭王以前中原民族无禹之观念，及周昭王以前楚越已有禹之观念。二者缺一，则其假定无根可据。关于后者，顾氏未道及只字。吾尝代之向汉以前之载籍搜索，毫无影响可寻。关于前者，顾氏之言曰：

《周颂》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语，可见其作于成康之后，昭穆之世。细绎《周颂》的话，他们也说山河，但没有道出个禹字。也说耕稼，但又没道出一个禹字。也说后稷，但又没有道出他和禹曾有过什么关系。一比了商鲁《颂》、大小《雅》对禹的特别尊崇，就显出《周颂》的特异。《周颂》为什么特别不称禹？原来作《周颂》时尚没有禹的伟大神迹传到周民族来。

《周颂》中有一首称《成康》，只能证明此首作于成康之后，不能证明《周颂》三十一篇作于成康后若干时。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此三十一篇皆作于大小《雅》、周鲁《颂》之中各诗前，昭穆之世。是故吾侪不能用《周颂》以证昭穆之世之历史观念。兹退一步承认此层，顾氏之论据亦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夫欲因《周颂》中称山河、稼穑、后稷而不举禹，遂断定其时无禹之观念，则必须证明凡言山河、稼穑、后稷，非将禹举及不可。然此论绝对不能成立。试观大雅及商鲁颂之崧高维岳帝省其山瞻彼旱麓景员维河思乐泮水江汉浮浮，并言山河而亦未将禹举及。然则作此诸诗时亦无禹之观念耶？《诗》三百篇中之言后稷者，惟《宫》将后稷与禹对举，然则除《宫》外，其余言后稷各诗之作者亦皆无禹之观念耶？禹乃治水者而非耕稼者，言稼穑自无举禹之需要，此更无论矣。至是，吾侪可下一结论曰：《周颂》之不称禹，乃因无称禹之需要，并无特异，并非特别的不称禹。故不能因其不称禹，遂谓其时无禹之观念。

（五）顾氏谓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又谓禹又因后土之祀，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并引上列顾氏所立假定中语）。前者乃将敷甸二字穿凿附会之结果，后者乃由于误读《国语》，并经刘掞藜氏驳证。（见《读书杂志》第十三期第四页及第十六期第四页。）

综上五层观之，顾氏所设之假定绝对不能成立。（以上评顾氏文中禹的来源在何处一节。）

三、尧舜史迹辨正（参看顾氏文中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一节）

顾氏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无尧舜之称述，遂断定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毫无疑义的，吾于第一节已辨其谬矣。彼于论禹之来源时，又尝谓：

我们称禹为夏禹，正和称尧为唐尧，称舜为虞舜一样无稽。《论语》上只言尧舜不言唐虞。唐虞之号不知何自来。《左传》上所说的陶唐氏，有虞氏乃夏代时的二国。在《左传》上，舜没有姓姚，虞不言舜胤，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或犹保存得一点唐、虞二国的本相。

夏禹事前已辨明，兹不赘。且谓《论语》上言尧舜而不言唐虞，此全非事实。按《泰伯》篇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其言舜当唐虞之际，正与《尧典》相符。即此一言，已足尽摧顾氏之谬说。夏代之有陶唐、有虞二国，毫不害尧之为唐帝，舜之为虞帝。夫刘邦之有天下也名汉，而刘之据粤也名南汉。李渊之有天下也名唐，而徐知诰之篡吴也名南唐。吾侪岂可因南汉、南唐为后周之二国，遂谓汉唐非刘邦、李渊之朝名乎？又吾侪既不能谓称尧舜必须言其为唐虞之帝，称唐虞必须言其为尧舜之后，然则又安能因《左传》之不言，遂谓其不如是乎？顾氏此处之谬，亦因误用默证。

尧舜与唐虞无关之说既不能成立，请进而论尧舜禹传授之史迹。关于此点，有当先决者二问题：（1）《尧典》《皋陶谟》作于何时？（2）《论语尧曰》篇首章是否为后人伪托？顾氏力言《尧典》《皋陶谟》乃《论语》后之人所作，《尧曰》首章非《论语》原文。惟关于前者，顾氏至今尚未举出证据。（顾氏致钱玄同书中所举证据，已经刘掞藜氏证明其不能成立，见《读书杂志》第十一期。）关于后者，顾氏根据崔述之说。惟崔说当否，又成一问题。兹为斩除枝叶起见，先将《尧典》《皋陶谟》及《论语尧曰》首章搁置不谈，专从顾氏所举证据中，观其所谓尧舜的关系起于战国之说能否成立。

（一）顾氏曰：至于禹，我们看《洪范》明明说是上帝殛鲧之后而继起的。看《吕刑》也明明说是上帝降下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说禹迹而不言舜域。他只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后人所说，则禹所画的九州原是尧舜的天下，何以反把这两个主人撇落在一旁？

顾氏将《洪范》穿凿附会，刘掞藜氏已明辨之曰：我们只要略略小心读《洪范》，便只看出不畀洪范九畴的是天，锡禹洪范九畴的也是天。鲧之殛死乃由彝伦攸斁。禹之嗣兴乃由鲧之殛死，并不是殛鲧是天，兴禹亦是天。这里又只言禹之嗣兴，并未说禹受天命而平水土。（《读书杂志》第十四期第四页第四格）

刘氏言甚当，无待予再赞一词。次观《吕刑》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皇帝清问下民（《墨子尚贤》中引《吕刑》，亦作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上帝不蠲。

此处前后均将皇帝与上帝对举，然则皇帝为非上帝而为人王可知（郑康成谓皇帝指帝尧，当否且不论）。《吕刑》既明谓禹受命于人王，即所谓他乃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之说乃不攻自破矣。水土为禹所平，九州为禹所画，而禹之迹所及又甚远，故以禹迹代表中国疆域。其所以不命舜域，其所以将尧舜撇落一旁者，正因舜未尝平水土，画九州，未尝有迹之故。

（二）顾氏曰：《诗》《书》中言禹的九处，全没有尧舜之臣的气息，不必提要了。就是伪作的《禹贡》，也是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是何等独断独行，称心布置！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谓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赏赐与他。（《帝王世纪》和《宋书符瑞志》有禹治水毕，天赐玄珪的话，正作如此解。）

读者须注意：顾氏所谓完全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一语，实犯笼统之病。如何谓之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如何谓之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顾氏未尝道及只字。夫《诗》《书》中（除《尧典》《皋陶谟》）无禹为尧舜臣之记载，此是事实。然亦未尝有禹非舜臣之反证或暗示。若因其言禹九条，未尝谓禹为尧舜臣，遂断定禹非尧舜之臣，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诗》《书》（除《尧典》《皋陶谟》外）非尧舜禹事迹之记录，而言禹亦无必说明其为尧舜臣之需要也。

《禹贡》乃叙述禹在各地治水之经历，何能将禹与尧舜之关系事实牵入？且治水非在朝廷咫尺间之事，周行天下，去虞帝不知几千里。若不能独断独行，称心布置，必待请命而后动，则终其身不能疏一河矣。顾氏因其独断独行，称心布置，遂谓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了人臣的意味，真所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一语，固未言锡圭受告者为尧，然亦未言其为上帝，安能增字解释，任情附会耶？皇甫谧乃惯造伪史之大家，《符瑞志》乃妖言之总集，而号称疑古之顾氏乃引据其语，吾未解何故。

（三）顾氏曰：尧舜的传说本来与治水毫无关系，《论语》上如此，《楚辞》上也如此。自从禹做了他们的臣子之后，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治水发生关系了。但殛鲧的是谁呢？大家说不清楚。连一部《左传》也忽而说尧，忽而说舜。这可以见一种新传说出来时，前后顾全不得的情形。

按《论语》《楚辞》并无尧舜与治水无关之证据或暗示。若因《论语》未尝言及尧舜与治水相关之事实，遂谓尧舜与治水无关，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论语》《楚辞》非尧舜事迹之记录，而言尧舜亦无其治水之关系之必要也。《左传》昭七年，言尧殛鲧于羽山，乃出诸郑子产之口。僖三十三年，言舜之罪殛鲧也，乃出诸臼季之口。二人历史智识之程度未必相同，其矛盾何足异。譬如有某学校考历史，一学生言明毅宗死于李自成之难，一言其为清兵所杀，吾人其亦谓这可以见出一种新说出来时，大家顾全不得的情形乎？退一步言，上述二语非出诸子产、臼季之口，而为《左传》作者所附加，亦安能保其无因疏略而致误？且从逻辑上言之，凡两相矛盾之说，或有一谬，或两者俱谬，不能因其矛盾遂断定其两者皆虚也。

由此观之，顾氏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其所举证据皆不能成立。此外顾氏以此观念为基础而建筑之空中楼阁，自无劳吾人之拆毁矣。综合以上两章，可得一结论曰：

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凿空附会。

原载《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