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十年

二月十六日　朝鲜中枢院参议员闵元植于东京站饭店遭暗杀。

三月三日　皇太子裕仁亲王乘军舰香取号赴欧洲巡游。

四月一日　丹那隧道东出口坍塌，致十六人死亡。

五月七日　皇太子裕仁亲王安抵英都。

七月二十五日　伯特兰罗素[209]抵东京。

八月八日　广岛火药库爆炸，致二百余名死伤。我国发布本土人口为五千六百万的数据。

九月二十七日　加藤友三郎、币原喜重郎[210]、德川家达被任命为华盛顿会议全权委员。

十一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裕仁亲王任摄政。

内山完造三十六岁。头一次听说中国人在排日运动中所打出的标语，除了不买日货、不坐日船、不用日币外，还有一条是坚持到底，五分钟热度。[211]后者乍看上去跟抵制日货毫无干系，实际上却大有关联。首先，我琢磨了一下这所谓五分钟热度在日语中相对应的词汇，大致与线香花火式的说法类似，即短时间的热乎气。意思是前面标语中的不买、不坐、不用不能终于五分钟热度，要坚持到底，线香花火式是不中用的。日本人说话多抽象表达，而中国人则很具体。可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也有骤冷骤热的特点。正是基于对这点的充分了解，所以一开始便以此自戒，正可谓典型的中国式做法。也因此，大正四年开始的排日风潮到了大正八年仍未结束，即使到了大正九年、十年也迟迟不见消失，诚可谓坚持到底。但就这一带的情况而言，无疑是势头渐弱了。我一边进行明年以后的准备，一边计划顺道沿长江旅行，做一番考察。刚好这是一个了解汉口年前以来托售情况的绝好机会，于是把新计划延长到明年便出发了。这时，吉野[212]博士来信说，早稻田大学教授内崎作三郎[213]先生从欧洲回国，归途中希望看一看中国主要的城市，拜托我们来做安排。我跟YMCA的前田主事一商量，决定让先生在上海做三天讲演，两元一张的听讲券预售三百张，以此作为旅费，权且支援先生达成目的。结果，三百张听讲券悉数售出。在日本人俱乐部三楼举行的三场讲座均备受好评。时逢参加过去年暑期讲座的李人杰先生偶然来店，我略微谈到该讲座的事，对方当即请求来复旦大学讲一次，并表示自己可亲自当翻译，于是便爽快地敲定下来。彼时，因时而也有朝鲜客人来店，我也如法炮制，向他们介绍内崎先生的事。可令人失望的是，得到的净是诸如那样的话，我倒是想给他上一课式的回敬，器量之小，较之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委实令人遗憾。我这才知道，与其说朝鲜人的性格处于我们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话，不如说我们的性格与朝鲜人更接近。我甚至觉得，我们的祖先不是徐福，而是高丽人。现在通行的夹杂汉字、从右向左、动词放在最后的日文书写方式的本家是朝鲜文，夹汉字的朝鲜文书写确确实实是日文的祖先。朝鲜人好打架，手快，从颜面骨相上判断，也应该是我们的祖先。闲话少叙，却说内崎先生在日本人俱乐部的三次讲座在掌声中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去复旦演讲，由李人杰先生担任口译，引起热烈的反响，学生报纸专门以两页的篇幅加以介绍，遂成各方争抢的对象。日后，每逢见面必提及彼时愉快的巡回演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想，日本人中承蒙中国青年如此击掌欢迎者，除了内崎先生，恐怕还没有第二人吧。在上海转了一圈之后，我陪他赴杭州一日游。老早就有青年在车站迎候，表示已准备就绪，哪怕只一小会儿亦可，希望与先生在共进中餐的同时能继续聆听教诲，于是又陪同前往青年会。如此，住了一宿，翌日早上出发之前，居然又连讲了三场。回沪住了一晚后，我又陪同先生往南京。不承想，在车上居然与重光葵[214]先生（后任外相）和松平先生不期而遇，果然有趣。因齐燮元[215]将军的访问也在同时，内崎先生遂被安排于下午在东南大学讲一场，并于翌日在新建的大讲堂（公会堂）开堂式上做演讲。东南大学的讲演题为《东西文明的调和》，由该校的林天兰先生做口译。讲座取得出乎预料的成功，会场超满员，以至于听众像结藤似的，一直蔓延到外面为建筑物修葺而搭建的脚手架上。场内的演讲由学生接力传达至场外，场面异常热烈，先生几乎是被学生抬起来退的场。翌日，掌声喝彩再次响彻大讲堂。内崎博士演讲的要旨每天都由学生报纸加以专题报道。在排日风潮余烬未消的当时，还没有哪个日本人敢向中国青年开口讲演，而受到如此热评者更是绝无仅有。侨居南京的日本人也感到有人给撑面子，心情爽极。接下来，从南京至汉口，船中三日，看浩浩江水，对先生来说不失为很好的休养。船经芜湖、安庆，走马观花，匆匆而过。江中的小孤山石钟山的景致，令人难舍难离。庐山的洋洋大观，虽然只是对云蒸霞蔚的彼岸的远眺而已，却足以令人感到大陆自然风景的雄浑。在九江，我们饶有兴致地逛陶瓷器市场。在汉口，从已然在守株待兔的YMCA讲座到日本人的讲演会，在武昌波恩大学[216]的三场及在中华大学的一场均大受好评。接着，我又陪先生赴湖南省城长沙，再次引发了轰动效应。武昌到长沙是乘夜行列车，上车前我们自己买了蜡烛。因我们的卧铺包间是两人买断的，所以一上车，等茶房送来茶水后，便马上关门上闩，连小便都只能对着窗外撒。这车可以说是十二世纪[217]和二十世纪的混合列车。天亮的时候，列车抵达长沙东门站。领事馆、当地日侨与省长公署的人一起前来迎接，并得到省长赵恒惕先生周到的欢迎，说明天安排了一场大型讲演会。当晚，日本人当中的一席话，让我有些担心。这不为别的，而是此地系前段时间英国的伯特兰罗素来华讲演之地在世界性大学者的讲演之后，内崎先生的讲演能否成功？可实际上，翌日的讲演岂止是成功，简直堪称大成功。由于彼时各学校都处于罢课之中，省长公署特意派特使发请柬至各校，要求每校务须派十名以上教员和学生代表出席讲座，以至偌大礼堂座无虚席。其中，居然可见时尚短发的女生。先生讲演的题目照例是《东西文明的调和》，满场喝彩，掌声雷动，诚可谓一流。在长沙，此前从未有过日本人对中国青年发表讲演，特别是在排日风潮不仅余势未靡，且不无蓄势再燃之势的情况下，一场激情演讲居然撼动了满场听众，而最受震动者非当地日侨莫属。恰逢汉口总领事濑川氏于长沙公干，在以驻长沙领事岩尾氏为首、三十余名随从的陪同下光临会场，一行人对先生的讲演赞不绝口，表示从未有过如此愉快的体验，人人笑逐颜开，可谓皆大欢喜。中餐安排在第三次***的核心人物蔡锷创办的松荫中学（？），一行三十余人悉数被招待，日本人既惊且喜，自不在话下。而且，后来我听说，由于罗素当时的讲演较多涉及数学方面的知识，中途不得不三度更换口译而终于不得要领如此说来，今天讲演的成功可真是空前的了我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归途乘日清汽船公司的武陵丸，横渡洞庭湖，先生大喜。就这样，内崎先生的讲演会从上海、杭州，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所到之处，皆获成功。先生从汉口赴北京、天津，最后经朝鲜归国。其后，无论何时见面，都会对我说没有比那时更痛快的事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想，先生内心肯定是满足的。上海YMCA也挣了面子：过去无论怎样挥舞日中亲善的大旗，连一个中国人都不见来；纵然号称是中日交换学者、专程从东京来沪的林毅陆[218]博士，却也未见中方哪怕出来一个人迎接，当然也没有讲演的邀请，状况颇令人尴尬。我实在看不过去，安排他在当时位于吴淞的政治大学做了一场讲座。日本即使挥舞大旗再用力，也休想得到中国人的响应。然而内崎博士毕竟不同凡响，虽然完全不事张扬，却令中国青年学子们感佩得五体投地，甚至取得了超越罗素的巨大成功，令人痛感和平与公正的力量之强大，居然能让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拍手欢呼。我从此更加坚信，日本和中国的真正握手，非有赖于和平与公正的力量而不可。

这一年的暑期讲座邀请了永井潜[219]博士，我带他赴杭州游览。当泛舟西湖之上，享受片刻悠闲的时候，博士以一句与唐宋诗人唱和西湖哉示我，我至今未敢忘。在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的招待会上，我不仅了解到该校教授多是在日本学习过的人，而且还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缺乏日本医学类书籍的提供者。于是，我决心一定要打破这个难局。实际上，后来也确实付出牺牲，着实努力过一把。不仅与金原商店、南山堂、南江堂、吐凤堂、半田屋、凤鸣堂等机构直接交易，致力于推介日本医术，而且还为发行同仁会的汉译医书而尽力，并大获成功，实乃一大快事。我清楚地知道，在医书提供的生意上，必须先付出弃子。不仅如此，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打弃子。纵然在有众多反对者的今天，我为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不惜自掏腰包飞来飞去，其实也无异于某种弃子。

大约正是这个时候，宫崎仪平氏过来，说谷崎润一郎[220]来三井银行土屋氏家做客，想跟中国作家们晤面，问我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当即便应了下来。然后，我给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唐林、谢六逸、王独清、傅彦长、王复泉等人发出请柬，拟在我的二楼搞一次座谈会。届时，请素菜馆禅悦斋送了一桌菜点。谷崎氏后来于《上海交友录》中介绍内山书店便是基于这个机缘。又因了谷崎氏的介绍，佐藤春夫觅踪而至。尽管那次佐藤氏大约并未感到满足，但还是很高兴。后来，金子光晴夫妇和国木田虎雄[221]、潘[222]等人相继来访，好不热闹。

即使是在排日风潮的节骨眼上，我的店里也没断了中国客人；无论排日闹得再凶，我从店里发出的邮政包裹和邮购书款也从来未被拒斥过。店里的伙计拿着包裹去邮局，邮局的职员说：日本人的包裹，不行不行。可一看是内山书店的货，便改口道：没法子，是内山书店啊，那今儿就特殊处理一下，明儿开始就不行了。翌日又过去，照例如法炮制：今儿特殊对待，下不为例。如此反复再三，等于每天都照常办理。固然，在排斥日货的品目中，有所谓书籍除外之一款，但在此之前，已经打下的众多弃子，无疑也是被网开一面的原因。

中国这个国家跟外国打仗总是输。虽然从武力这一层来说，全无胜算，但它却始终不衰，毋宁说反而看上去渐渐在返老还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独立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另一方面，说中国跟外国打仗总是输，其实只是片面之词；全面看的话，中国保持了举世无双的长寿，无异于世界最强之国其历史之悠久便是如假包换的强有力证据。冯玉祥其人亦如此：此人每逢打仗必输无疑，可每输一战，便坐大一圈，终于在丧失全部军队后，得到了军事副委员长的要职。若是照日本方式来考虑，无论何时，只有赢得战争的人才应当坐上军事委员长或副委员长的宝座。如此事体，以日本人的脑袋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通的。对此，我曾经说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便是这个道理。

上海在领事馆之外，复设立了商务官职衔，原三井洋行的横竹平太郎坐上了那个位子。***生是同文书院出身、名叫进□[223]畅的冈山县人确实是很典型的冈山人，常来寒舍聊天。商务官事务所出版了一种月刊杂志，由我的书店发行。这是一份以上海经济，特别是贸易方面资讯为主的刊物，持续了整两个月，刊名似乎叫作《商务官月报》。除此之外，三井银行支店所做的各种调查每月出一册，亦由我店发行。作为出版物，并无固定刊名，每次出版名称各异，是一种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刊物，但因为内容都是专门家的研究，所以颇受好评。其中一册名为《买办制度》，被广为传阅，后来甚至由商务印书馆翻译成中文出版。后在支店长土屋计左右氏调任之际，作为纪念，上述数种刊物汇编成一册，冠名《中国经济研究》，也由鄙店发售。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序文中，土屋氏所披露的一点理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我来到上海从事外汇买卖，经手的款项数以亿元计，然而最后踏踏实实为我做账目核算的，却只有中国人。彼时，在上海日本人间流传的出版物，就我记忆所及，还有如下这些：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中国的工业和原料》《中部中国经济调查》《中国关税及通关手续》；一八三三以后八十年间的《伦敦银条行情高低变迁表》；忘记著者是谁的《从贸易上观中国风俗》（？）；林某著《大上海》，日本堂书店发行的《在中国的外国人文化事业》；井上红梅[224]著《中国风俗》（上中下）和《土匪》《中国汇票的习惯法》（？）《中国香艳丛书》（全六册）等。金风社于大正二年出版发行了《上海案内》。其后，这本书以《中国在留邦人人名录》为名，直到昭和二十年，年年发行。

那时在上海，日本人的书店有日本堂、申江堂、至诚堂和内山书店。至诚堂除了出版《上海一览》和《中国案内》外，还出了一本《活用上海话》，日本堂也出了关于上海话的书。这一时期上海的作者，有商业会议所安原美佐雄氏、领事馆的东正则氏和内山某人、读卖通信员池田桃川氏和井上红梅氏等人，再加上后来的井村熏氏和浜田峰太郎氏等。井村氏曾是上海《每日新闻》社的职员，办了一家上海出版社，出版了数种关于外汇、金条投机，即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金条买卖及中国金融事情方面的著作。浜田峰太郎氏也出版了好几种书。上海的日本人出版活动可以说相当活跃。三菱银行支店长吉田政治氏的名著《中国的外汇》的问世是后来的事。在我的记忆中，上海的日本人书店内容之贫乏着实令人吃惊。我加盟其中，一刻也不曾忘记充实内容。

这一年，于广州成立的广东政府为应对财政窘困，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即公营博彩业。把年额大约七百万元（？）的权利让渡给广东商务总会，再由总会对各地形形色色的机构分割让渡，从而使各地博彩活动公开化。此举果然壮观。这是一种叫四个的赌博，白围棋子扣在碗里，然后把碗放在中间，大家赌两个、一个、三个或者零。决胜负的时候，取下碗，然后用一个一尺勺似的竹棍，把棋子四粒一组分开拿走，最后剩下的子数算赢。还有一个博彩游戏，名称忘记了：黄铜骰子每个面上刻着字（八成不是数字），然后把骰子放进同样是黄铜制的带盖盒子里，盒子放入布袋，再置于中间，大家赌骰子六个面上的数字。见分晓时，摘掉黄铜盒上的盖，朝上的数字算赢。诸如此类的博彩在路边一字排开，众人正乐此不疲的时候，我恰好在广东各地旅行，生平头一回见识了官许的赌博。据说摩纳哥有世界第一的赌博场，我并不了解，但广东确有很多打出银牌看板的店家。我也目睹了大店家里，大洋银圆五十枚上百枚地摞成摞儿，人们孤注一掷的豪赌场面。

《花甲录》是内山完造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理解，按照编年体史书的体裁，一页一页、一件一件地将自己自出生之日起的历史——特别是发生在中日两国间的大事，以尽可能客观的笔调，一一排列下来。他的个人机遇与鲁迅先生十年之久的友情尽在字里行间，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涵盖了从十九世纪末叶（一八八五年），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近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