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国和日本
在详细讨论日本对中国政策以前，我想提醒读者警惕黄种人惯性思维，好像中国和日本曾经结成过某种联合体。当然，乍一看，我们的确可以把中国和日本分成一组，与欧洲和非洲人种作对比。首先，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有人种之亲。但人种之亲对政治、文化的意义微乎其微。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肤白发浓，社会地位低下，在日本人眼中是蛮族。日本人宣称，阿伊努族是白种人，跟我们西方人很像。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须发浓密的阿伊努族人。我怀疑日本人居心不良，想逼着我们认远亲。但即便阿伊努族人真的是雅利安人后裔，也证明不了他们跟西方人有什么共同点。相比之下，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共同点比跟我们的更多。文化相似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同族同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国。直到今天，日文跟汉字几乎一样。日本人仍然信奉佛教。而他们信奉的这种佛教教派也是从中国传来。日本伦理根基中的忠诚、孝道都是儒家提倡的美德，随着中国古文化的其他方面传进来。但即便在欧洲影响侵入以前，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国民品格已经有很大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源相似的观念思想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从秦始皇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开始，就一直是幅员辽阔、实施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与安南人、缅甸人、蒙古人，甚至是印度人等外域民族往来频繁。而日本是依岛而建的王国，除朝鲜、中国外，几乎不对外交流，与中国也只是偶有来往。日本社会分成若干氏族，彼此征战不断，具备封建骑士制的优缺点。但他们对宏观层次上的经济或行政管理问题漠不关心。把孔子的思想观念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日本社会并不算太难。因为孔子在世时，中国诸侯国林立，就连圣人孔子本人都是这样一个诸侯国中的朝臣，跟魏玛时期的歌德差不多。但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和日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这也是自然而然。
比如，在旧日本，忠于氏族首领是至德。这种德一经扩大，就变成了今天的爱国主义。如果势均力敌的几方经常发生冲突，人们自然而然会赞美忠诚这种美德，不仅在幕藩时代的日本是这样，在现代国际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则相反。权力稳固，帝国辽阔，江山千年流传，忠诚不是迫切需要，而稳固产生了一套不同的美德。比如，殷勤有礼，体贴周到，折中妥协。而现在，稳固不再，中国掉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土匪遍地，各自为战。中国人很难因时而变，变得爱国，变得残暴冷酷、肆无忌惮。日本人没有遇到过这种困难。几百年来，身在幕藩无序状态下的他们一直被灌输要适应那种状态。所以，我们就发现，西方影响只是让日本和中国原本就有的差别变得更加明显。现代中国人喜欢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但不喜欢我们的机械工巧。而现代日本人喜欢我们的机械工巧，不喜欢我们的思想观念。
从一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包括俄国在内的亚洲当作一个整体，但必须把日本排除出去。俄国、中国、印度有广阔平原，适合发展小农种植农业，容易被成吉思汗式的帝国所统治。这种帝国以武力夺天下，重视军功。有了现代铁路后，这三个国家更易受到一个中心的控制，比以前时代更加稳固。他们可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面对外部攻击毫不怯弱，能够做到商业独立，可以强大到对进步视若无睹。在他们眼中，进步说不定哪天就能实现。比如，俄国恰巧诞生一位伟大君主，具备德国人的组织调度能力。但日本完全站在上述种种可能的秩序之外。日本和英国一样，必须仰赖商业贸易才能做到国强民富。到目前为止，日本还不具备与商业贸易国家相匹配的开明自由思维，一心只想壮大军事实力，渴望在亚洲攻城略地。这种政策与中国和俄国相左。目前，这两国处于劣势，日本因此得逞。但中国和俄国迟早会重拾力量，到了那时，日本现行政策固有的弱点就会暴露无疑。
采用这种政策自然是因为日本有两种不太相容的野心抱负。一方面，他们愿意捍卫亚洲，反抗白人压迫。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以平等身份加入西方强国，列席盛宴，压榨那些杀人效率不高的国家。日本的第一个抱负应该能结好中国和印度，但与白人交恶。第二种抱负已经产生了英日同盟，而且结出了果实朝鲜遭吞并，满洲和内蒙古实际上也被日本收入囊中。日本是国际联盟一员，位列凡尔赛五大强国、华盛顿三巨头之席。表面上，日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国，但心里想的是称霸亚洲。为此，他们支持黄色、棕色人种（不包括黑人）获得解放，不受白人暴虐统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神户商会发言时称：有三亿印度人望着我们，把他们从英国奴役的枷锁下解救出来。[1]在远东，我问了很多英国人，我们的政府能从英日同盟中得到什么益处。在我看来，似乎只有一个答案能让我们理解政府的动机。那就是，结成同盟后，日本会在印度少做一些反英宣传活动。话虽如此，有一点不用怀疑：日本人会在印度人面前变身反抗白人专政的卫士。蒲雷[2]引用京都帝国大学市村博士的见解，列出了白人的种种罪状：
（1）白人只把自己当人看，认为有色人种的文明是下等的。
（2）白人极度自私，只顾自己利益，对自己眼中的劣等人的利益视而不见。
（3）白人对自己的人种沾沾自喜，骄傲自大。向别人索要特权，拿到手后，还想再拿。
（4）白人在各方面都走极端。与有色人种相比，他们不仅人多，心眼还坏。
（5）白人崇拜金钱，以为金钱在手，万事不愁，为赚到金钱不择手段。
在我看来，以上列举的白人种种恶行完全公允。有人可能会觉得，从这种角度看西方人的那个国家极力想变得跟西方不一样。但这不符合日本人的道德观念。日本人的想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有必要模仿西方人，越像越好。我们应该能看到，在欧洲人对中国人犯下的一长串罪行中，没有一个是日本人不曾做过的。日本人压根就没想过要对中国平等看待。而且，虽然日本人希望白人对自己平等看待，但他们又觉得日本比任何一个白人国家都高出不止一星半点。日本的真实欲望是超越白人，而不仅仅是与白人平起平坐。大隈重信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直截了当说出了这层意思：
白人把世界当作自己的财产，以为别的人种都比自己差得远。白人妄作判断，以为白人在宇宙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统治全世界，自己愿意怎么来就怎么来。日本民族深受这种观点所害。这是一种错误。因为日本人不比白人低劣，而是和他们完全平等。白人与天意作对，就让他们去遭殃[3]。
引用名人的话说日本是万国之雄并不难。我们也可以从北半球数到南半球的厄瓜多尔，引用名人的话，说这些国家也都是万国之雄。最让我们忧心的不是日本的动人说辞，而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与朝鲜有关。战争爆发之前，中日商定，双方提前协商好才能插手朝鲜国事。日本人称中国违反约定。双方都不对。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双方都想打帝国主义牌，因此形成了竞争关系，产生了冲突。中国人不经打，败得一塌糊涂。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中国一直不敢用武力反抗外国势力，只有民间的义和团运动是个例外。因为遭到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人没有享受到胜利果实，英国则袖手旁观。俄国人觊觎朝鲜，法国人跟他们结了盟，据推测德国人也已经加入，因为皇帝威廉二世惧怕黄祸。三国一插手，俄日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已经在朝鲜站稳脚跟，日本并不会太在乎，但俄国一进来，就成了日本的心头大患。俄国人不是白白跟中国人做朋友，他们获得了旅顺和大连的租约，在满洲得到了修铁路、开矿山的权利，修通了东清铁路，直通满洲，把旅顺和北京跟西伯利亚铁路、欧洲连在一起。取得了所有这些成绩以后，他们开始行动，渗入朝鲜。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如果1902年英日没有缔结同盟，也许就不会有俄日战争。在英国政策中，这一同盟一直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日本对外政策却以这一同盟为基石。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例外。那时，日本原以为德国会赢。英日同盟约定，如果一方同时受到两国攻击，另一方必来救援。当然，这一同盟最开始是因为害怕俄国而结。而且还考虑到了这一点：一旦俄日、俄英爆发战争，必须阻止俄国政府找法国当帮手。1902年，英国和法俄两国交恶。日本仍对俄国怀有敌意，一直到1907年《海牙公约》取代《朴茨茅斯和约》，才有所缓和。英日同盟很有效用，让双方在俄日战争中各自达到了目的。体现在：法国没有联手俄国；日本雄视海上；俄国变弱，抱负受挫，让英国有可能在1907年与俄国建立友好关系。如果没有这份友好关系，1904年建立的英法友好关系也就失去了作用，打败德国的英法俄同盟也就不可能成立。
没有英日同盟，日本就得独战俄国，还必须跟法国交手。这在当时为日本能力所不及。因此，日本崛起迈出的关键一步与英国支持分不开。
日本打赢了俄日战争。这一仗打得很值。俄国不再干预朝鲜，把旅顺、大连，以及长春以南的铁路拱手让给了日本。这段铁路有几条支线，日本打败俄国后改称南满铁路。大连距长春437英里（1英里1.6千米），长春位于哈尔滨以南150英里。日本把大连用作满洲的贸易港，仅将旅顺用作海军基地。关于朝鲜，日本一丝不苟地遵照西方模型，步骤如下：俄日战争期间，日本签订条约，确保朝鲜独立及主权完整；1910年，吞并朝鲜；此后，不择手段压制朝鲜爱国人士。日本做的这些事让他们言行一致，完全做到了与白人平起平坐、不分尊卑。
日本人不仅占有南满铁路，还垄断了南满铁路修筑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开始通过垄断铁路控制中国广大地区。在此，我们可引用蒲雷对法库门铁路事件的记述[4]，了解日本人如何获得南满垄断权。
1907年11月，清政府与梅萨思宝林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中国皇家铁路从新民屯向北延伸到法库门，所需资金由这家中英公司筹措。日本对这份合同表示抗议。理由如下：第一，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三国签订的《北京条约》有一份秘密协议做附件。协议载明，中国政府不得在南满铁路周边，或与之平行修建任何干线，也不得修建任何支线，损害南满铁路权益。第二，1902年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约定不经俄方同意，中方不得以新民屯为起点修筑铁路。根据《朴茨茅斯和约》规定，日本继承俄国权利。不经日方同意，不得修筑拟建铁路。日本的外交措辞非常强硬，最后发出一份外交通牒称，如果日本有误，显然只有俄国才有权过问。
清政府签订此项合同的依据是：1898年订立的《中后所到新民屯铁路修筑合同》。根据这份合同，中国特别保留了得到同一承建人帮助修建法库门铁路的权利。此外，虽然1898年英俄照会载明，英国人不准参与修筑长城以北铁路，但根据此照会的附加照会，中国政府与中英公司所订立的合同仍然具有效力。
日本继承俄国资产与债务，反对1902年中俄条约与1899年英俄照会合情合理。但日本并没有履行交易承诺，即俄国在照会中承诺，放弃在长江流域获得租界、权利、特权。日本依据秘约力争，的确对英国有影响。但从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推知，除英国外，对其他任何一方都没有影响。日本后来又声称，日本行动可从《朴茨茅斯和约》第六条找到依据。该条款规定，将俄国在东清铁路（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权利和财产转让给日本。中国引用同一和约的第三条、第四条驳斥日本要求。该和约第三条、第四条的第一部分规定，俄国在满洲不具有领土优势，也不具有优先或排他性特权，不得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与平等机会原则相冲突。第二部分是俄国和日本的互惠约定，规定不妨碍中国为促进满洲工商业发展、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一般措施。
以下两点别有意味。第一，拒绝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修筑铁路是否会损害中国主权；第二，拟建该铁路是否不利于促进满洲工商业发展。
法库门事件和俄日战争一样让中国人愤慨。日本公然欺诈，阴奉阳违，不履行承诺，信誉扫地，至今仍未让人信服。英国政府大败特败，未能支持子民行使条约权利，跟东京方面的抗议一样，都让全世界大开眼界。
日本阻挠修筑法库门铁路得逞后，又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停建其他拟建铁路，比如锦州瑷珲线、安东奉天线等[5]。根据上述《北京条约》的秘密协议，日本使用残忍手段，得到了牛庄线。1909年，参与修筑吉林长春线。1914年，最终得到吉长线。随后，日本与俄国签订协议，将1896年中俄协议第六条解释为：在铁路区获得绝对排他性行政管理权。
日本的势力范围一直在扩展，最后覆盖满洲和山东全境。不过，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名义上宣布放弃山东省。借用上述手段，或者向财政吃紧的中国政府借款，日本垄断了势力范围所及地区的铁路权，并利用铁路攫取了沿线省份的所有实权。
俄日战争后，俄国和日本成了拆不散的好朋友，商量好要向中国施压，只要涉及满洲问题，两国都会联手。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布尔什维克***爆发。俄国同意担负多项责任，支持日本在和会上的主张。这当然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拒绝。远东共和国成立，西方多次阻挠，日本站在白人一方，还与法国交好，支持其在所有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志在推翻清王朝的***党人，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党和清政府不断较量，日本人要么支持一方，要么两方都不拒绝，只要感觉对自己有用，能让中国内战打下去，削弱中国政治力量，他们就会一直伸出援手。辛亥***爆发之前，孙中山多次前往日本。有证据表明，早在1900年，他就从一些日本人手里获得了资助[6]。等到辛亥***的战火真的烧了起来，日本人又不遗余力帮助清政府，但遭到了其他公使馆的反对，没能全力以赴。情况似乎是这样：日本在当时以及后来采用的政策是，阻止中国南北两方结成联盟，把***局限在南方。此外，日本人崇奉君主，不愿意看到中国皇帝被剥夺财产，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江山变成共和国。但皇帝丢掉了南方几省，势力变弱，日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如意。蒲雷详细描述了日本在中国辛亥***期间的所作所为。下段文字非全文摘录，仅展其要[7]：
1911年12月18日，首相桂太郎作了一项声明。元老在开篇引用该声明，认为干预时机已到，结尾仍是那句为远东和平计。接下来是私谕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12月23日，伊集院彦吉严辞告知袁世凯，日本绝不承认中国建立的共和制政府关于上海举办的和会，日本派外务省仰重的参赞松井（后任日本驻法大使）前往北京，支持伊集院彦吉参加谈判，维护清王朝。与此同时，外务省法律顾问、美国人丹尼森被派往上海，与***军领袖谈判。松井的使命是：帮助清朝，对抗***军，但交换条件是：占有满洲；丹尼森的使命是：扶助***党，推翻皇位，让北洋政府承认南方共和国，但交换条件是：日本是该共和国的受保护国，独占该共和国管辖区内的铁路矿山特许权。对于丹尼森的条件，***党严词拒绝，还把这些条件告诉了俄国驻华公使。正是通过俄国公使，我们才知道这些内情。不用说，日本当局拒不承认。
但英国公使馆支持袁世凯，既反对清王朝，也反对孙中山。最终，英国政策奏效。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位子一直坐到1915年。袁世凯激烈反日，日本也因此强烈反对他。袁世凯坐上总统宝座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如果西方列强能够一直左右远东，时局发展肯定对日本不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们是怎样利用这一机会的，我们专辟一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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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蒲雷（A.M.Pooley）《日本外交政策》（Japan's Foreign Policy）第18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0年出版。
[2]前引第16页。
[3]前引蒲雷著作第17页。
[4]蒲雷《日本外交政策》第4851页。
[5]该线随后由日本人修筑。
[6]前引蒲雷著作第5758页。
[7]前引蒲雷著作第66页。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