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种种疑问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对于一个刚到中国的欧洲人来讲，如果他乐于接纳、善于思考的话，会发现不少令人迷惑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他在西欧没有遇到过。俄国问题的确与中国问题有重要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不同。此外，有一点可以肯定，俄国问题不像中国问题那样复杂。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是福也好，是祸也罢，但这一时局很可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论是对欧洲、美国，还是对亚洲，人们应该对中国产生的问题有睿智见解。虽然就目前来说，还不好找到确切答案。
由中国现状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分为三类：经济、政治、文化。但每一类都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每一类都与另两类息息相关。我认为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全人类也是如此。如果解决了文化问题，我会多多少少心平气和接受任何一种为解决该问题而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幸的是，讲实用、看实绩的人对文化问题兴味索然。在他们眼中，金钱、权力理应是个人、国家追求的目标。工商界精明务实，艺术家感到孤单无助。这种感觉对写小说的人、关注伦理道德的人来说素有所知，也让收藏家感到自己发扬了美德，是个有德行的人。因为画家贫困潦倒、与世长辞之后，正是这些收藏家买下了他们所有的作品。我们可将中国看作一个艺术家之邦。在这里，艺术家德恶兼具：德主要反映在对他人有用，恶主要体现在殃及自身。中国美德可否留存？或者说，为求生计，中国是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作恶以谋其成，让他人受苦？再进一步来讲，如果中国真的复制了与其有来往的所有外邦定下的那种模型，我们所有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现正遭遇剧变。中国传统文明几乎独立于欧洲发展，其优劣美缺与西方情况迥然不同。所以，我们掂量不出二者孰轻孰重。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与17世纪传教士在天朝帝国发现的文化相比，当下西方文化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这个问题谨慎之士不愿言明。但有一点不言而喻，在某些方面，西方比旧中国要好；在其他方面，西方更差。如果要让中西各邦交流结出累累硕果，我们必须马上打住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自己是某种优越文明的传教士。或者，更糟糕的是，认为我们自己有权利剥削、压迫、欺骗中国人。理由是，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我认为说中国人劣于我们西方人毫无根据可言。而且我认为，大多数欧洲人只要对中国有一定认识，都会和我持相同观点。
在对比异域外邦文化与本国文化时，人们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比国内通常出现的问题更具根本性意义。人们应该这样问自己：哪些东西是我最看重的？我在评判某种类型的社会优于别的类型时，所依据的是什么？哪些目标是我最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的？对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我也找不到哪种论据，能说服和我持不同观点的人。因此，如果能将那些我认同的答案说出来，希望读者也能与我有类似看法，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看来，有几样东西不仅是达成其他事物的手段，而且自有重要价值。这几样东西是：知识、艺术、幸福本能、友谊、情义。就知识而言，我指的不是所有知识。因为有很多知识是干巴巴、毫无生趣的事实，仅仅有些效用。还有一些知识不能产生任何重要价值。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尽管是从科学中得到，且有失全面，我还是认为其自有益处和趣处。一些传记文学、一部分历史也是这样。但就这个话题展开来谈离题太远。我认为艺术是自有其重要价值的事物之一。说到这里，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艺术家着意构思的作品才有价值。当然，精品杰作理应拔得头筹，为世所崇。我指的艺术还包括那些几乎无意而为的作品。这种美我们能在俄国贫苦农民、在中国做苦力的人身上找得到。这是一种创作民歌的冲动，早于清教徒时代就存在于我们中间，在朴素雅致的村舍风格花园里找得见。幸福本能，或者说生之愉悦是最普遍、最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已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大多数人生活的重压下遗失。但在中国，生之愉悦无处不在。这给我们强烈的理由把中华文明向好处看。
在对一个社会作出判断时，我们必须这样来看：不仅看这个社会行了多少善、作了多少恶，还要看这个社会在推动其他社会行善作恶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个社会受用的多少好东西是在别处作恶得到的。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也比我们要好。我们的富裕生活、我们汲汲以求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靠大范围压迫、剥削弱国而得。而中国目前还不很强大，不足以给其他国家造成伤害。他们得到的东西、受用的东西仅仅是靠发扬美德、费心尽力而来。
这些伦理论调虽然是泛泛而谈，但对考虑中国实际问题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工商文明既是形成我们信念的原因，也产生了结果。这些信念是我们在无意识之中对哪些东西具备价值的看法。到了中国，我们西方人才通过中国社会这一视角意识到了自己有这些信念。中国人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也在无意识之中形成了一套跟我们不一样的价值观标准。比如，中国人对进步和效率的观念不感兴趣，只有那些受过西方影响的中国人才会感兴趣。我们重视进步效率，获得了财富权力。中国人不重视进步和效率。在我们打乱中国社会以前，中国人大体上过着安静的生活，生命充满愉悦。我们这两种文明取得的成就迥然不同。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标准，很难对这两种成就进行对比。而且，我们大致应该明确这种标准，才不会低估自己不太熟悉的文明。原因是，我们总是对自己不熟悉的恶行印象比较深，而把已经知道的种种不良视为理所当然。
刮脸
编辫子
磨剪子的
剃头
街头编辫子
街头小贩
中国文化发展很快。而且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快速变化。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最终可归结为：西方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未来，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可能也很有威力。我认为，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但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防止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中国可能完全西化，变得没有任何特点，变成另外一个虽然懂知识、有工业实力，但焦躁不安、穷兵黩武的国家，让地球多遭一份殃。第二种危险是，在与外国侵略势力抗争的过程中，中国可能心态保守，强烈排外，只注重武装备战。日本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国可能也会发生。中国文化的未来与政治、经济问题息息相关。受政治、经济问题影响，会出现种种险情。
中国面临的是两组非常不一样的外邦强国。一组是白人国家，另一组是日本。在考虑白人对整个远东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把日本看作一种西方产品。因此，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应该承担的责任最终都应该算到他们的白人老师头上。但不管怎么说，日本仍与欧美有很大不同。在对中国的打算考虑方面，日本也与欧美有差别。所以，我们必须对以下三种可能进行区分。（1）中国可能受一个或多个白人国家奴役；（2）中国可能受日本奴役；（3）中国可能恢复自由。暂时来看，还有第四种可能，即日本和白人强国联合起来控制中国。但我不认为，从长远来看，日本有能力与英美达成合作关系。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日本必将主导远东，或者向南面走。如果日本国民品格和我想的不一样，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日本人野心勃勃，排外斥邻。我会在谈中日关系时，就这一观点阐明原因。
要理解中国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白人侵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作一了解，再去熟悉中国文化及其固有趋向，接着有必要简明扼要地了解西方强国与中国的军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签订条约之时。虽然中日战争也在这一时期打响，但我们大致可以把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与西方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去看一看如果日本不存在，白人强国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但自中日战争以来，日本一直是在中国事务中发挥主导影响力的外国政权。因此，有必要去了解日本人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在西方打破日本孤立局面之前，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西方对日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英国人对日本人缺乏了解，所以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他们完全不知道，也弄不清楚日本做过的事情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
但仅从政治着眼不足以解释与中国相关的领域正在发生什么。经济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开启工业化进程，其肯定是全世界经济不发达但又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国资源是由中国、日本，还是白人开发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影响中华文明的全局发展，也影响世界力量的平衡、和平前景、俄国命运，还关系到发达国家有没有机会再发展壮大，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
华盛顿会议一半展现、一半又隐藏了那些保证要让中国独立完整的国家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会议的结果是，人们更感觉没有希望找到解决远东问题的答案，尤其是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能在不极力助长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情况下，维持一星半点的独立局面吗？我并不是在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遇到满怀爱国热忱的中国人问起如何避免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别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几十年，而中国人能想几百年。中华民族坚不可摧，能够继续等下去，也等得起。世界上的文明民族靠着封锁壁垒、毒气炸弹、潜水艇、黑人军队，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间相互摧毁，把舞台让给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但这些国家贫穷落后，国力不强。如果中国可以不受鼓动、不参战，压迫中国的这些国家可能会挺到最后，弄得自己精疲力竭，放手让中国追求人文目标，而不是搞所有白人国家乐此不疲的战争、掠夺、毁坏。对于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微弱的希望。对于我们来讲，这也许比心怀绝望要好那么一点。但除非各强国学会节制宽容，否则我看不到任何变好的可能，而且我看到很多强国是在朝坏的方向发展。
我们西方文明建立在种种假设基础之上。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些假设论证了精力过度的合理性。我们实施工业化，穷兵黩武，热衷进步，爱向别人传教，推崇帝国主义，醉心于编排组织、主导把控。这些都根源于渴望过度，想找事来做。推崇效率本身无可厚非。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那种不顾最终目的、罔顾效率的做法已在欧洲名誉扫地。如果西方国家稍微松懈一点、懒惰一点，还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但在美国，效率至上这一信条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日本也一样。布尔什维克人也不例外。一直以来，这些人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俄国美国化。跟中国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俄国为艺术家之邦。但跟中国不一样的是，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治理俄国的人希望不择善恶地把西方的一切引入俄国。放在以前，我可能毫不怀疑这些人自有道理。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国人（人数不多）跟他们一样，也相信西方的推搡挤压相适相宜。现在，我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从人类大视角来看，因懒惰散漫而在中国产生的恶要远远比欧美那种在全世界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产生的恶所造成的破坏小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我们的文明有些地方出了错。到了中国、俄国，在那里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后，我意识到这些国家能让我们知道是哪里出了错。中国人已经发现，而且在好几千年里一直践行着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感到幸福快乐。我们欧洲人不幸福、不快乐。我们的生活方式压力重重，要靠剥削别人、躁动求变、心生不足、产生破坏而得。为这一破坏而服务的效率只能导致毁灭。如果我们的文明还鄙视东方智慧，不能从中学习，就只能走向这一结局。
1920年夏天，伏尔加河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西方人的心态生了多大一场病。而布尔什维克人却强行让一群本质是亚洲人的人民接受这种心态，就像日本和西方在中国做的那样。我们坐船旅行，日复一日，穿越神秘未知的大地。我身边的人快活兴奋，吵吵嚷嚷，满腹浅薄理论，滔滔不绝说这说那，让人以为他们无所不知，没有一个人的命运能逃出他们建立的制度体系。我们中有一个人在与缺陷、恐惧，以及强者的漠然作战，感到体力不济，奄奄一息。他日夜受到侵扰，不得不忍受高声喧闹、打情骂俏，看着身边人以浮俗为乐。围着我们的是一片广漠的静寂。这静寂像死亡一样沉重，像天堂一样神秘莫测。好像没有一个人有闲暇聆听这种静寂。但我不断受到这种静寂的召唤，对那些鼓吹道义者的慷慨陈词，对那些见多识广者的长篇大论，渐渐变得充耳不闻。
一天晚上，夜已沉沉。我们的船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地方，看不到房屋，只有一片广阔的沙岸，岸尽头是一排白杨树，月轮浮现。静寂中，我登上岸，在沙滩上找到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们处于半游牧状态，遇到饥荒，从远地而来。每一家人依偎作一团，全部家当围在身边。有些人睡着了，其他人沉默不语，找来树杈生起一小堆火。火苗跳跃，照亮了胡须满面、饱经风霜的男人，照亮了强壮隐忍、过惯原始生活的女人，也照亮了跟父母一样动作缓慢、神情呆滞的孩子。他们肯定是人类，但我觉得跟猫狗亲近要比跟他们容易得多。我知道，他们会在那里一天天等着，可能会等上好几个星期，等到船来，奔赴远地。那个地方他们听说过，也知道可能未必真有此地，但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比自己起身离开的国家要慷慨淳厚。有些人会中途死去，所有人都会受饥渴煎熬，受午间烈日暴炙，但他们对所遭遇的一切沉默不语。在我看来，典型的俄国人就是这样。这种人不表达内心，因绝望而变得怠惰。然而，代表进步或反动的那一小撮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也对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俄国疆域太过辽阔，敢于发表看法的只有一少部分人，但也淹没在人群中，感觉自己所在的星球在浩瀚星际空间中沉沦。我想，注重理论说教的人会强迫很多人违背与生俱来的本能做出一些事情，加剧生活的苦痛，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不认为，鼓吹工业化、强迫劳动会让人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虽说如此，第二天清晨，我又和船上的人聊了起来，谈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一个真正主权在民的政府有何功绩。和我聊天的那些人没有看见在岸上睡着的流浪人，就算看见了也不会感兴趣，以为他们听不懂宣传教育。但这些流浪人身上那种隐忍的沉默触动了我。在我和船上人轻松聊着知识分子熟悉的那种话题时，一种未曾言说的孤独感在我的心里生长。最终，我开始感觉到，所有政治都受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鼓动，教那些精力旺盛、才智敏捷的人去折磨逆来顺受的人，为的是得到三种好处：装满腰包、赚得权力、造出理论。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我们吃着贫苦农民生产出的食物，受着他们的子孙组成的军队的保护。我在想，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回报。但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时地听到他们哀戚的歌声，巴拉莱卡琴弹奏的音乐萦绕在我的脑际。这些声响和大草原上广漠的静寂融合在一起，让我陷入追问而不得的痛苦之中。在这种痛苦中，西方描绘的希望图景变得苍白黯淡。
怀着这种心情，我出发前往中国，去找寻一种新的希望。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