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和西方列强
要看明白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必须了解19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些事实。几千年间，中国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帝国。中国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中国人勤奋刻苦，彬彬有礼。在中国，我们所理解的贵族制于公元前就走到终点。善作古文者入仕治国。中西交流时作时辍，多着眼于宗教。在公元纪年之初几百年里，中国从印度引入佛教，一些学者前往印度，掌握这一新宗教理论。但到了后来，蛮族入侵，抵印学佛几不可能。基督教景教教派于7世纪传入中国，影响不小，但再次湮灭不传（1625年，景教石碑在长安发现。至此，人们才对景教有所了解）。17世纪到18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深得朝廷信任。这些人懂天文，修订中国历法，改变了紊乱状况[1]。他们制作的地球仪和观象仪至今还在北京城墙上，供人观瞻。但时间一长，各修会间争执不断，遭到中日两国全面驱逐。
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伯爵来华，要求扩大通商，派外交代表长驻中国。此时，乾隆当政。乾隆是清王朝最杰出的君主。他通文善墨，支持艺术发展（中国各地都有乾隆手书）。白克浩司与濮兰德合著的《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中收有他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答复[2]。我本想全文引录，但摘录部分已经足够。敕谕开头如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乾隆继续耐心解释为什么不能满足乔治三世的要求，态度措辞好像是在对付一个无理纠缠的孩子。乾隆认为，不必派驻大使，理由如下：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乾隆认为，英国人觊觎中国物产，但英国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拿得出手跟中国交换。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
因此允许在广州继续开展有限贸易。
乾隆本不必向马戛尔尼伯爵加恩，但朕未忘尔地孤远，独处海之一隅，然朕亦未忽视尔国对天朝之无知。结尾处，乾隆敕谕：谨遵此命，勿有疏失。
我想说的是，只有当人们不再觉得乾隆这份敕谕荒谬可笑时，才会理解中国。罗马人自诩为寰宇之主，帝国之外疆土对他们无足轻重。乾隆治下疆域比罗马要广，人口很可能也更多。中华帝国与罗马同时崛起，但不仅没有衰亡，还通过战争、同化的方式让所有敌人束手就擒。中国邻邦除日本外，都相对处于荒蛮状态。而日本是靠亦步亦趋模仿中国，才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亚历山大叹息没有新世界让他征服。他压根就没听说过还有中国这个地方。而在他叹息时，距离孔子辞世已有150年之久。所以，跟亚历山大一比，乾隆对世界的看法还不算荒诞不经。此外，他对贸易的看法也不能算错。臣民幸福安乐之物中国样样不缺，西方强迫中国通商不过是为了一己之利，而能与中国交换的东西仅仅是聊胜于无。
乐器表演者
高跷舞
吸食鸦片
吸食鸦片
中国的不幸在于，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在艺术文学、礼仪风俗方面，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本来就在任何方面都比不过天朝帝国。北京有家博物馆，除了陈列中国精工细制的艺术品之外，旁边还摆着路易十四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希望能打动皇帝，记住他这个太阳王的辉煌耀眼。跟旁边的中国东西一比，路易十四的礼物显得花哨俗气、粗糙简陋。英国的确诞生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洛克与休谟，以及所有让文学艺术熠熠生辉的人物，但这并不能表示我们就比中国人高明多少。让我们傲然于世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继承他们科学衣钵的人。他们之所以让我们傲然于世，是因为他们让我们在杀戮艺术方面更游刃有余。英国人杀死中国人要比中国人杀掉英国人更容易。所以，我们的文明比中国高明，乾隆荒谬可笑。英国人打败拿破仑后，立即着手证明这一命题为真。
中英第一仗于1840年打响。原因是，中国政府极力叫停鸦片进口。战争以割让香港岛，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供英国、法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做贸易而终结。18561860年，英法联军与中国开战，毁掉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3]。该建筑内藏珍品，艺术价值相当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远在法国兰斯大教堂之上。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起因是，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遇害。这两个人的死成全了他们。因为他们要是活着，没几个中国人会跟他们信教。但他们一死，倒是给全世界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基督伦理课。德国人占据胶州湾，建了一个海军基地，在山东拿到了铁路采矿权。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些权利应该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转让给日本。山东实际上成了日本的财产。不过，美国在华盛顿坚持认为山东应该还给中国。但这两个传教士给西方文明做出的贡献并不止于中国。德国国会不断拿他们的死做文章，对《德国大海军法案》展开第一次辩论。法案认为，德国有了战舰，就能在中国受到重视。德国建好战舰后，英德关系恶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义和团运动也是因此而起。据说，义和团最开始针对的就是住在山东的德国人。不过，其他列强处处都在学德国。俄国人在旅顺建了海军基地，英国人占了威海卫，还在长江上划定了势力范围。种种学法，不一而足。美国淡然处之，说要保证中国完整，实施门户开放政策。
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中，能让所有欧洲人都记住的不多，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一件。在我们欧洲人展示了洗劫北京城的厚德大义后，我们又要了一大笔赔款，把北京使馆区变成了一座围城。直到今天，这个区域仍然有一道墙围着，里面驻满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部队。墙外是一片空地，中国人不得建作别用。使馆区受公使团管辖，中国当局对走进门内的任何人没有管理权。每当有政权贪污巨款、卖国投奸被推下台时，为这些政权卖命的人就到日本或其他公使馆避难，罪即可免。在这片神圣的使馆区周围，美国人建了一个大无线电站，据说能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至此，乾隆对西洋人的鄙薄合情合理。
但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庚子赔款也办了一件好事。美国人发现，在支出所有损害赔偿金后，还剩下一大笔。于是，他们还给了中国，让花在高等教育上，投往两个地方。一部分拨给受美国控制的中国大学，另一部分送学业优异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中国从中受益不小，美国从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最好教育的那一部分）的友谊里得到的好处也不可计量。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英国几乎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要去效仿一二。
要想弄清楚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有必要意识到，中国因战乱不断，为条约所迫，丧失了财政独立。此前，中国在欧洲外交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后来，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把以前签好的条约当作一纸废书。因为，这里面载明了各强国的特权，每一国都有特权。
时局如此，关税税率是最鲜明的体现[4]。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规定对通商口岸进口的所有货物征收5%的关税，出口税率不超过5%。这一条约构成了中国整个关税体系的基础。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物税率为货物协定价格的5%。税则本应每十年修改一次，但实际上只改过两次，一次是1902年，一次是1918年[5]。而且改的也不过是货物协定价格，5%的税率仍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年深日久，物价上涨，实际税率远低于5%。中国由此蒙受巨大关税损失。实际上，改税率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同英国之外的12个国家都签有最惠国条款，要修改税率得13个国家一致同意才行。
西方列强认为门户开放对中国是一剂万能灵药。但我们不要忘记，门户开放不能让中国恢复独立自主。就关税而言，受益的是其他主权国家[6]。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了关税制度，但这一条约却不像其他通商条约那样设有时间限制，规定任一方可废止该条约。低税率对列强有利，他们想把自己的商品卖到中国来，当然不愿意作任何变更。过去英国实施自由贸易，还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强加给中国的政策跟我们本国政策一模一样。但其他12个国家却找不出这种借口。而且，1921年，英国通过了《产业保护法案》，抛弃了自由贸易，就更找不出什么借口了。
美国步兵
英国步兵
德国海军
美国公使馆
日本公使馆
进口税率很低，为收入计，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所有出口货物征收最高税率5%。这一举措当然限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中国急需获得收入，因此中国当局认为出口税必不可少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中国还有一种关税体制，主要是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沿袭而来，即在重要关卡，或称子口，设立国内关税壁垒。目前，中国国内贸易仍采用这一体制，但将洋货转口运销到内地的商人可以不用交国内关税，只纳2.5%的子口半税。这种规定自然对洋货有利，倒霉的是国货。国内关税制度当然不好，但沿袭已久，而且有人认为收入必不可少，就把这个制度留了下来。中国提出要废除国内关税，条件是统一增加进出口关税税率，得到了英国、日本和美国同意。还有10个国家，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但不是所有的都同意。最终，国内关税这一体制仍起作用。这不全是中国政府的错。还应补充一点，国内关税由省政府机构收取。一般来说，他们会截留一部分，养私军，打内战。目前来看，中央政府不够强势，管不住公款私用。
海关管理职权只有部分在中国人手里。条约规定，海关最高职务头衔叫总税务司。只要中英贸易额超过其他所有条约国，就必须由英国人担任这一职务，所有下属官员都由他任命。1918年（我手中有的最新数据就到这一年），7500人受雇于中国海关，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赫德爵士。各方一致认为，赫德尽职尽责，工作出色。暂时来看，当前海关制度可圈可点处不少。中国人有权任命总税务司，因此可以挑选对中国抱有同情的人就职。中国官吏一贯贪腐怠惰，有必要让外国人管理，以便建立现代官僚制度。只要外籍官吏对中国政府而非外国尽责，就可以起到教育作用，为建立中国高效政体铺平道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白人国家获得知识思想和实际工作两方面培训，但又不沦为奴隶。要解决这一问题，早期海关所采用的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7]。
就现有海关形势来看，中国受到严重侵犯，丧失独立地位。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关税已由条约永久订立。从关税而得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作各种名目的贷款、赔款抵押物，所以不能只从中国利益这一视角看待海关。此外，在当时无政府状态下，海关管理部门可以操控中国政治，既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某个事实存在的政权（中国北方还没有合法政府）。目前，南方截留住了海关收入，还制造入不敷出的假象。外国公使本来就不喜欢变革，是中国国内改革的一大障碍。这意味着，大刀阔斧推动进步的政权根本无望拿到海关收入，所以也就没有财政资源重建国家。
盐税方面情况也差不多。盐税也成了各种外国贷款的抵押品。而且，为了让外国列强认可这样的抵押品，中国当局同意在关键职位任用外国人。跟海关情况一样，中国政府任命了外国人担任盐务稽核所会办。
关税和盐税成为中国获得各种贷款的抵押品，再加上外籍人士担任管理职位，列强有各种机会插手中国内政，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管？这种情况可以从1922年1月份《泰晤士报》刊登的三则电报看个明白。
1922年1月14日，《泰晤士报》刊发了驻北京记者电报：
有一点想来奇怪：中国完全可以清偿债务。靠外国人大笔一挥，中国人就能得到一大笔收入。但没有这一笔勾画，中国肯定破产。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虽然内战不断，政局混乱，海关收入仍不断增长，去年破了纪录，增长到100万英镑。华盛顿会议同意提高关税。这笔收入足以让中国在短短几年内还清内外欠款。到时候，中国政府就能自由支配那笔丰厚的盐税。困难不在于给钱，而在于找到一个政府托管这笔钱。但现在还看不到任何办法，能解决这个困难。
我妄加猜想，《泰晤士报》可能以为，如果清王朝复辟，就能解决这个困难。
至于那笔丰厚的盐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发了两封电报，时间分别是1月12日和23日，说明如果人为造成北洋政府破产，西方人能从中得到什么。1月10日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长江边的镇江盐务稽核所机构规模很大。所内发生的情况可充分描述中国现状。驻扎在当地的中国舰队效忠于中央政府（装备精良的那一部分早在很久以前就投靠了广州军政府），派了一队战舰到稽核所，通知北京，如果不能立即支付300万美元（合40万英镑）的欠薪，他们就会通过武力方式，从盐业收入中扣除上述款项，同时立即中止长江段盐运。相关公使馆已向北洋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警告北洋政府有必要立即疏通盐运，保证外籍盐运使执行公务。
第二封电报同样饶有兴味。内容如下：
盐税干涉问题严重。我在10日电报中所说的中国那队战舰仍堵在镇江附近，导致盐运受阻。与此同时，吴佩孚（开明军首）代理人突然闯入，就任汉口盐运使，极力为主子创收。为此，英国、法国、日本公使再次致函北洋政府，告知，如果这种不规范的活动还在发生，他们不得不单独采取行动。价值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以盐业收入作为抵押，因此插手由外国管理的盐务有违借款协议。中国各地政府有的独立于北洋政府，有的是附属机构。各地督军（军事长官）截留盐税，实际上导致外籍盐运使控制的盐务总收入减少。但因为还有不少余额，抗议又无济于事，各方认为不妨缄口默许。然而，驻扎海军干涉长江盐务段却是另外一回事。从华盛顿达成的友好决议来看，这种局面饶有兴味。根据这一决议，将来列强似乎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考虑到梁士诒内阁遭到普遍反对，当前盐税谈判受到干预，以盐业收入盈余作为担保的9000万美元（合1100万英镑）贷款已经取消。如何解决1月28日的新年清算问题，至今仍未找到答案。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游戏：列强人为制造中国破产，导致中国政局混乱，再去惩罚中国人。华盛顿会议又要出面干预，不让列强再干涉中国，真是可悲可叹！
我们不用去否认这样一种事实：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诚实能干的官吏。这种无能根植于中国伦理道德之中。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强调对家庭而非对社会公众尽职尽责。人们认为官员花钱供养亲属合情合理。要想让官员诚实，只能放弃孝道。中国要进步，必须打破家族体系。身在少年中国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抱有这样一种希望：20年后，中国官员能像欧洲官员那样诚实。这不能算是一种奢望。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开展中西友好交流往来。如果西方人固执己见，在中国人心中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像印度、日本发生的情况那样，中国人就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凡是中国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都是中国比欧洲强。虽然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比欧洲人理解得要准确，但也不尽然都为真。西方人本来能在中国做点好事。但如果中国人开始以为自己处处都比别人强，西方人就很难在中国做出什么好事来。
我在本章已简要阐述过基督教强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不用和日本联手，能够单独采取行动。但在现代中国，如何应对日本侵略是最为紧迫的问题。在审视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纲挈领，了解一下现代日本是如何崛起的。日本是中西方融合的奇特产物。我不希望中国最终也会发生这种融合。但把话题转向日本之前，我想简要描述一下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不说明这一点，就看不明白日本在中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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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1年，康熙帝下诏，表明他对各种宗教的看法。关于罗马天主教，他认为，西洋教义美化天主，同属异端。但因精通数学，姑且用之，兵民应了之于心。（同前引翟理斯著作第252页）
[2]《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第322页及后页。
[3]现在对游客开放的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敕令建成。
[4]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克拉伦登出版社1919年出版）第七章对这一问题见解深刻。
[5]华盛顿会议曾决定作过一次修改。
[6]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子上，强盗控制了镇议会，他们很可能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但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政策有多好。与列强周旋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7]1921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头条是顾维钧写的一篇文章。身在华盛顿的作者建议，必须让中国恢复关税方面的财政自主权。顾维钧先生在文中并没有提到海关管理问题。但《泰晤士报》猜测，顾维钧希望中国人执掌海关，因为海关贪腐机会多、回报丰厚。我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他们把管理和关税弄混了，顾维钧先生讨论的只是关税问题。但《泰晤士报》既没有刊登我的来信，也没有登出类似不同意见。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存心误解顾维钧？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