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现代中国

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中国人口多，潜力大。但从现有国力来看，中国还排在末位。这种局面引发的国际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成为世界政治前沿问题。结果如何，现在还预见不到。但要达成明智的解决方案，就不能忽视几个特定的事实和原则。为什么不能忽视？我将在随后几章给出证据，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稍作陈述。第一，虽然目前中国政治无能，经济发展落后，但中华文明至少和西方一样发达。而且中华文明包含世界急需的要素。如果西方毁坏这些要素，就会害了自己。第二，各强国让中国备受凌辱，陷于种种无能境地。以前，有人找借口说这是因为中国自己行为不端，但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陆海两军不强。第三，目前诸强中，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是美国，最差的是日本。从中国利益，以及从英国自身大利益着眼，英国不再支持日本，站在美国一边是一大进展。迄今为止，美国支持中国成为自由之邦。但只有日本自由受限，中国才能自由。第四，从长远来看，中国摆脱不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主导局面。除非发生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中国壮大军事实力；第二，外国列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掠夺关系，以强凌弱，国际国内都是如此。一个军事强大的中国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在欧美发展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终极的解决方案。

做出这些初步评价后，我想呈上本章主题中国国内现状。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皇帝理治4000年后，于11年前决定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很多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越过中国前3700年的历史，我们来到1644年。那一年，女真这个崇武好战的民族从北而来，入主中国，坐上了龙位，下令中国男子留辫子，女子不缠足。一段时间过后，达成了一种圆滑的妥协办法：男子仍留辫子，女子照旧缠足。于是，社会接受了新的荒唐，保留了陈规陋俗。这一妥协特色说明英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没过多久，清朝皇帝完全汉化。但满族人在穿戴、礼仪上与他们征服的文明开化民族有显著区别，而且中原人对他们怀有敌意。18401900年，中国同外国多次交战，遭受重创，义和团运动更让他们感到耻辱至极，皇族荣耀扫地，有思想、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师从欧洲迫在眉睫。太平天国运动从18491864年持续了15年。记述中国风土人物、父亲曾任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作家辛博森认为，在这15年中，1.5亿中国人殒命[1]，惨烈之状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清王朝能否消灭太平军怀有质疑。最终，大清在英***官乔治戈登的帮助下剿灭了太平军，但已元气大伤。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1900年，义和团运动招致列强报复。中国有识之士眼界全开，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现代政府取代皇家。但事情在中国进展缓慢。义和团运动11年后，才爆发了一场***。

男子留辫子

满汉妇人

缠足的中国女子

汉族妇人

满族妇人

1911年，辛亥***爆发。这场***不太激烈，***精神跟英国1688年光荣***差不多。***主要推动者孙中山目前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得到南方***党人支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北洋军效忠清王朝，势力强大，很有可能打败***者。不过，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跟***者讲和，承认***，条件是，由自己担任第一任总统，取代孙中山。袁世凯当然得到了公使馆的支持，被称为强人。也就是说，他信奉铁血手段，不会听信民主自由一说而偏离方向。在中国，北方一直都比南方好战，开明自由程度比南方低。袁世凯编练北洋军，为中国创造了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与此同时，袁世凯野心勃勃、老奸巨猾，能让外交使团相信他有能力、有手段。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混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在定策划谋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民国立宪会议制定《临时约法》后，由正式选举的国会接替。1913年4月，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制定永久宪法。袁世凯很快就总统权力与国会发生争执。原因是，国会希望限制总统权力。国会中多数反对袁世凯，但袁世凯拥兵自重。在这种情况下，不出所料，宪制很快被推翻。袁世凯从财务上独立于国会（按规定，国会有财政权）。办法是，从外国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宪法。南方暴动，但随即遭到袁世凯***。此后，袁世凯一步步成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委任副官担任各省督军，把北洋军调往南方。袁世凯的政权本来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一件事而垮台。1915年，袁图谋称帝，遭到反叛。1916年，袁世凯死亡，据说是因为心脏病。

自此之后，中国一片混乱。袁世凯委任的督军拒不听命于中央政府，手下部队滋扰驻地居民。内战此起彼伏，但并不是因为规章不明发生争斗，而是各军阀为地盘问题争吵不休。南北方仍在对峙。

各省或几省区督军独断专制，不把北京放在眼里。他们横征暴敛，四处搜刮民财，截留税收。只有外国人征收、管理的盐税等收入，他们不敢碰。督军名义上是北京任命，但实际上只要讨得省里当兵的欢心就行。中央政府几乎破产，常常发不起兵饷。当兵的为讨生活，只能四处劫掠，督军觉得合适也会分赃给他们。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个督军头子聚到一起商量分赃。他们对总统、总理不讲什么客气，而在外国列强眼中，总统、总理还是中国正式代表。最终，这个倒霉运、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不得不从穷得叮当响的国库里给三位大人拨钱。据各家新闻报刊说，数目达到900万美元，这才把他们打发出北京城。满洲督军张作霖拿得最多。普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拿这一部分是要派遣远征军，平息蒙古叛乱。但目前没有人认为他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奉天，哪儿都没去[2]。

但在中国最南端，存在着一个不同类型的政府，可能值得让人敬重。广州一直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中心。1920年秋，这里推翻了北洋驻军的暴虐统治，建立了高效进步的政府，推举孙中山为总统。目前，这个政府下辖广东（省会是广州）和广西两省。有一段时间，该政府似乎要将整个南方地区纳入管辖范围，但因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在湖南得胜而受到限制。广州军政府的敌人宣称，他们会再接再厉，统一全中国[3]。从各方面来看，广州军政府应该得到所有进步人士的支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撰文，指出该政府有什么功绩，在中国香港，英国又遇到了何等激烈的反对。反对部分源于普遍遵守的原则英国人不喜欢激进改革；部分是因为路易斯卡塞尔少校代表英国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卡塞尔协议。这种类型的协议在中国非常普遍。协议原本可以让英国在广东的铁路矿山中处于实际垄断地位。原先的广东政府跟英国签署了这一协议，只等正式批准就能生效。但政府一换，批准也就成了泡影。新政府与美国人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美国芝加哥商人乔治香克与新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与卡塞尔协议有些相像。但美国政府没有站到香克一边，英国政府却认同卡塞尔协议。英国丢掉了这份非常宝贵但又非常不厚道的特许权。说其不厚道，原因很简单。我们跟美国人不一样，我们钟情陈旧腐坏，不喜欢生机活力、诚实清白。此外，我了解到，香克协议失效了。原因是香克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当然让人痛心。中国每一个朋友都应抱有这样的希望：混乱无序终将结束。但夸大混乱这种恶行是错误的，与欧洲诸恶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拿中国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而应该与整个欧洲大陆作比。在1921年11月11日的《泰晤士报》上，我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悲观消沉：中国险情　十数政权相争。说其悲观消沉，是因为欧洲政权不止十数个，且仇恨嫌隙程度之深，远甚于中国。欧洲军队数目比中国多得多，而且装备精良，配有毁灭性武器。自康边停战协定实施以来，欧洲烧起的战事远超同时期的中国。如果游遍中国，会发现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中国战争少有血腥残忍，士兵是拿钱雇来打仗的，对战事因何而起不感兴趣。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老百姓一般比欧洲人过得幸福快乐。

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要推进政治改革的话，必须采用联邦制，赋予各省很大自由权。中国自上古时就划省建制，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省份很有感情。辛亥***以后制定的宪法多少有点像是英国宪法，只不过是以总统代替国王罢了。但要建立一个非联邦制，就要让人口同质化，不能涉及太多地方情绪，从英国对爱尔兰事务的处理上可见一斑。在我看来，中国很多进步人士现在都青睐联邦制，只想让中央政府管理军队、海关和外交事务。但想消除现有的军事无政府状态非常困难。中央政府不能解散军队，因为财力有限，兵饷无措。有必要从国外借足款子，发齐兵饷，遣散士兵，并为之创造新就业岗位。但让人怀疑的是，有哪个或哪几个列强肯借这样一笔款子，还不用中国牺牲掉最后的那一点独立？所以，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摆脱困难，不用借助太多外援。

有一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督军中有人可能势力极大，结交宪政派，以巩固影响力。在中国，公众舆论很有分量。为照顾某一方利益，手中握有兵权的人可能会发起行动，走上爱国路线。就目前来看，有两位督军势力很强。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吴佩孚。他们两个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作霖在满洲无人能敌，得到日本人大力扶持，是中国最反动力量的代表。吴佩孚有开明自由作风，带兵很有一套。不久前，他名义上遵照北洋政府的吩咐，在长江和湖南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给广州军政府一击。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怎样与广州军政府握手言和，因为广州军政府与张作霖是一条战线。但在中国其他地区，吴佩孚可能会执掌政权，并通过制宪方式，使之永久化（见附录）。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得到一个喘息空间，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除通商口岸，以及少数几个富矿区外，中国经济仍然完全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北京有近100万住户，居住面积很大。因为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层，外面围着一个院子。但北京没有电车、火车、公交车。就我眼中所见，整个城区只有两三座工厂立着烟囱。老百姓靠乞讨偷盗、做贸易、去政府当差、做手艺活维生。中国的手工艺品精雕细琢，活计不像守着机器生产那样单调乏味，但很花工夫，挣得又少。

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稻米、茶叶主要在南方出产，小麦等其他谷物是北方主粮[4]。南方雨水丰沛，北方只够润田。1920年秋天，我来到中国，看到北方大片地区正在闹旱灾，饥馑盛行，堪比1921年俄国饥荒。当时，布尔什维克漠不关心，外国人毫不犹豫，提供救济。至于中国人，他们心态消极，认为闹饥荒是命里该有这一劫，就连那些饿死的人也是这种看法。

多数土地为地主所有。地主又把田产分给儿子。这样一分，每个人到手的那块地只够自己和家眷维持家用。一旦遇到降水量少的年份，就会出现饿殍遍野的景象。暂时看来，不受饥荒之苦当然是有可能的。办法如下：采用科学种田法；植树造林，防涝防旱。多修铁路、建好公路能开辟市场，提高交易效率，可能会让一代农民得到极大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如果高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惯常水平，家庭人口那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就不可能根治贫困。不少人撰文，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5]。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改善生活的办法只会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到手的土地更少，最终跟长辈一样穷。只有加强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能根除弊端。当然，普及教育只有在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有充足税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除了要解决这些困难外，中国现在还缺乏高素质的教师，满足不了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

除战争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商业，另一个是知识。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装备精、武力强。如果英国人没有打败中国人，中国永远不会开放港口，从事对外贸易，也不会开放思想，接受欧洲观念。但中西交流以兵戎相见起始的这一背景已经淡化。中国各阶层已不太仇视外国人。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观点：白人是中国之祸。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有一种情况除外：有人思想保守，不讲道理，怀有偏见。中国人喜欢做贸易，有强烈求知欲，这两点都很吸引西方人。跟中国人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就能交上朋友。私下交好是这样，政治结盟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人不仅可以在商业方面丰富西方人的口袋，还可以在思想方面丰富我们的脑袋。

在通商口岸城市，欧美人住在租界。这里街阔灯亮，房子修成欧式，店铺里英美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人一般住在城里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街道狭窄，店铺花哨，气味混杂，呈现出典型的中国景象。人们常常会感觉自己突然从一扇门走进了另一扇门。旧城中有一种凌乱欢快的美；而欧洲人有洁癖，端着那种周日必去教会的正经八百的架子。两厢一对比，给人一种奇怪复杂的印象，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欧洲人住的那一面，人们感到安全、宽敞、清洁。在中国人住的那一块，虽不失浪漫色彩，但拥挤不堪，疾病流行。虽然我喜欢中国，但经过这么一转换，总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幸福快乐。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减贫祛病后，我还是认为中国式生活能让中国人更幸福，而英国式生活却不能让英国人更幸福。不过，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是这样，但对女人就不是了。

白人生活在上海、天津。第一眼看见上海，人们不禁会想，出门旅行有什么用。因为，这里跟自己熟悉的景象没什么两样。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是欧洲影响力中心。而通商口岸几乎遍布中国，不只海岸城市有。汉口是重要通商口岸，但位于中国正中心位置。长江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地。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又把中国分成东西两半。这两条分界线在汉口相遇。在中国历史上，汉口一直是战略要地。北京到汉口通有铁路，原来是法国、比利时共有，现在还给了中国政府。武昌位于长江南岸，与汉口隔江相望，即将铺设铁路通往广州。但目前只有半程铁路到长沙。长沙也是通商口岸。修完武广铁路，再改善码头设施后，将大大提高广州的重要性，弱化香港的地位。

通商口岸主要开展商贸业务。但在长江下游以及一些矿区，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中国盛产棉花，多以手工办法加工，但也有一些棉厂采用现代方法生产。如果雇主看重的是低薪、低劳动力成本的话，那么兰开夏郡的产纱区就将前途堪忧了。因为，中国南方产棉，可就地取材，气候潮湿，愿意干苦力的人多的是。他们肯吃苦，不介意长时间劳作，所得薪水在英国工人眼中根本不够糊口。虽说如此，兰开夏郡不必害怕中国苦力薪水过低。中国要想竞争过英国，必须改进加工办法，开展培训教育，让中国工人拿到工资后能过上好日子。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工业发展之初，工作环境肮脏恶劣，工厂主冷酷残忍。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了解一些不那么骇人的方法发展本国工业，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办法。

1909年，汉口在建的水厂

1909年3月，汉口的外国租界

工业教育

北京一所制作政府制服的现代工厂

技能培训

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特殊，跟其他国家情况不同。世袭贵族从中国消失已有两千年之久。上千年来，治理中国的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所以，受过教育的人有那种执政任事贵族才有的威信与声望。虽然旧式传统教育迅速消亡，高等教育开始讲授现代科目，教育带来的威望依然存在，社会舆论仍然受到有学术资历的人的影响，但督军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包括张作霖在内的很多督军，原先都是土匪山贼[6]，愚昧无知。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建立的政权脆弱不稳。少年中国的影响要比那些不尊学重教的国家大得多。在这里，我所说的少年中国，指的是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或者在国内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人。这样的影响也许最有望改变中国时局。因为，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快速增加。他们见多识广，志存高远，令人钦敬。再过十年，他们很有可能让中国复兴。当然，前提条件是，在这十年里，各强国不再采取激烈行动。

了解少年中国学派的观念和潜能非常重要。我大部分时间是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待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谈谈他们有的一些思想心态。在我看来，中国明显可以分出两代人。老一辈中国人历尽艰险，走出儒家传统偏见，备尝孤独寂寞。新一辈中国人发现新式学府就在眼前。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现代视角的人往来其间，乐意给他们以体恤关爱，鼓励他们与家族抗争，告诉他们争执分歧不可避免。老一辈人从30岁到50岁不等。他们经过内心的挣扎，与外部世界交过战。他们与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的理性主义者，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一代人很像。他们必须历经艰难险阻，把思想从青少年时代被灌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新科学、新伦理。试想一下，不让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信仰阴影一说，强迫他敬重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该是多么神奇。这么一想，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老一辈人得花几百年才能变成欧洲人。他们中有些人感觉这样做有点疲惫，体力有些不继，也失去了创造创新能力。但他们已经取得了思想***的成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应该对他们的疲倦神情感到吃惊。

我们绝不能作这样的假设：一个有才能的中国人完全靠模仿才通晓了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不那么优秀的中国人身上，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但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国人绝不是这样。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虽然吸收了欧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态度。他们保留了率真坦诚，相信道德的力量，并以这种信念去打动别人。工业***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如果别人劝说他们接受某些重要观点，他们会用讲道理的方式传播这种观点，而不是买下报纸头版头条，做广告、造噱头，或者在铁路沿线广告牌上写上某某见解不凡。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大有分别。他们从来不会把观点当成肥皂一样的商品去兜售。而且，他们不欣赏刻薄残忍，不喜欢无所事事吹打热闹。他们扔掉了从小到大学习的偏见固执，还没有树立新的观念，但他们有真正开放的思维，能够实事求是，就事论事。

然而，年轻一辈比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些东西。他们经历过的困境比较少，因此更自信、更有活力。他们和上一辈人一样率直诚恳，但有更大决心发挥社会作用。也许青年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更有青春活力。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没费多大力气，就吸收了这些思想。所以他们不必经历一番精神冲突，就学到了知识。而且，他们一开始是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了西方知识，所以没有感觉到学习有多费劲。即便是那些最幼小的学子虽然出身反动守旧家庭，但也不用对家庭言听计从，不像上代人那样碰那么多钉子。而且他们不仅从书本理论中，也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中国尊老敬老传统有点过了头。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相信，经历过一些事情，通达人情世故后，他们有能力把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引到应该走的方向。

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明德重于格物。当然，这种观点源于儒家传统，在前工业化社会并不算错，卢梭或约翰逊博士也不会不认同。再扩大一点来说，边沁主义者以前的所有人都会赞成这种观念。但现在，我们西方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效率压倒一切，道德用意空洞无物。战舰可能就是这种看法的生动体现。我们在写起、说起一架飞机抛掷一枚炸弹，释放新发明毒气，毁掉一座城镇的时候，带着一种震颤。我们以为自己因为恐怖骇人而震颤，但实际上是陶醉于找到了科学技能。科学是我们敬奉的神祇，我们会作《圣经约伯记》中的祷词：他必杀我，我没有指望。听着这样的祷词，科学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缺陷，他们的缺陷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诚意，什么都不缺了。我想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聘请的林业顾问、美国人佘佛西曾于1919年1月在英国公使馆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从国民视角看中国林业》[7]。在这次演讲中，佘佛西证明（不懂林业的人也能作出明断），中国大部分抛荒地区都适合植树造林，完全没有必要进口木材用作铁路枕木等，而且在河流发源的山脉坡地上种植树木，可避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但即便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国人，也一般对植树造林不感兴趣。原因是，植树造林跟修德关系不大。树木一般围绕坟墓而植，因为孔子说过树就应该种在那里。如果儒学不兴，就连坟周围的树木都会被砍光。但是怀有国家大义的中国学生学的是西方大学教的政治学理论，瞧不起林木用途这种不起眼的问题。学完议会两院之间有什么关系后，他们回到中国，发现一些督军把两院全部解散，这些人治国理政的方式西方人编写的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提过。我们的政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现实，但我们的林业理论普遍适用。而中国学生最想学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与之类似，关于工业流程的实践研究可能也非常有用，但中国人更喜欢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这种学科只能在工业已经得到发展的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场。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幸好近来已开始有明显改善。

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中国人，就连那些最富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也希望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找道德箴言，取代孔子提倡的德。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准则在哪儿都是一样。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国的道德准则都会造成同等伤害；只要起到应该起的作用，这些准则都一样有益处。如果说中西道德准则真有区别的话，那么只有一点区别，即西方道德准则更坏。因为我们有更大精力，作的恶也更多。我们能教会中国人的不是道德准则，也不是理治箴言，而是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学习西方知识，但不要去学西方的机器规矩观。

关于机器规矩观，我说的可能有点模糊。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论、基督教青年会中，有别于中国人所有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非常邪恶。这是一种习惯，把人类当作原材料，比照着西方人的科学操纵法塑造成任何一种形状，去迎合我们的喜好。在持有这种观念的人的眼中，物质的本质由意志培养而得，无须洞察就能看透。这是一种狂热的道德信念，认为我们西方人的职责就是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被帝国主义这一信条所惑，但却被布尔什维克论和基督教青年会所误。从这两种观点中，他们得到了两方面信念。第一，阶级斗争和***专政。第二，冷水浴和哑铃有奇效。在西方，有这两方面信念的人对潜在皈依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心怀蔑视。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对某种信条的传播。这两种观念都相信政府、反对自然。我称之为机器规矩的这种观念跟人类宗教一样古老，不过是有了机器装置后，才呈现出新的形式，变得更加恶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反对这种观念。他的弟子庄子写了一篇寓言[8]，也表达了批评意见。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庄子马蹄》

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庄子是其主要门徒。虽然儒家取代道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学说，但这篇寓言蕴含的精神穿透中国人生活，深入内里，让中国人更加温文尔雅，包容宽厚，善悟善察，而西方人则更戾虐残暴。中国人看外国人就好比是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看这些动物是否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看到动物的怪癖行为而发笑。跟基督教青年会不一样，中国人没有兴致改变外国人的习惯，更没有我们西方人那种想给猴子穿上硬撅撅的衬衫、塞到裤子里、放到动物园观看的兴致。而且，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彼此也包容宽厚。中国变成***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砍掉皇帝的头，而是保留了皇帝的称号，留着他的宫殿，每年还给他400万美元（约合60万英镑）开销。目前，中国皇帝手下还有官吏、太监，仪礼如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或影响力。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出来，他们试着去了解你，而不是去改变你，对你横加干涉。他这样做也许带着讥讽或赞扬，但说话人不管是哪种口气，都善解人意，话里含着淡淡的幽默。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让我看了不少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各样的鸟：秃鹫俯冲盘旋，意在捕雀；鹰栖枝头，双爪紧握；禽鸟单足立于冰雪之上，意态萧索。所有这些画都透着体恤之意，可以感觉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也是这样。这种情愫可能恰恰就是尼采的反面。不幸的是，中国人的这种品质在沙场上派不上用场，遭到外邦竭力压制。但这种品质无比珍贵，西方世界难觅踪影。再加上中国人有细腻精妙的美感，这让中华民族可亲可爱。我们西方人正恣意而为，残酷暴虐，对中华民族造成伤害。我们摧毁那些雅致可爱的东西，来换取野蛮暴发户想要的粗滥快感。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曾翻译过唐朝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五》，译名为《商人》[9]。这首诗表达得可能比我的观点还要准确，透视到了中国人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

市人矜巧智，

于道若童蒙。

倾夺相夸侈，

不知身所终。

曷见玄真子，

观世玉壶中。

窅然遗天地，

乘化入无穷。

我真希望，西方文化使徒能对玄真子有些许敬重。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所以有必要寻找别的办法，解决远东问题。

* * *

[1]《中日两国真相》第14页，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21年出版。另外，程锡庚所著《现代中国》第13页写着：2000万人遇害。请比较英国前驻清外交官E.T.C.沃纳所著《中国人的中国》（China of the Chinese）第24页。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切数字可考。但我想，2000万比1.5亿更接近真相。

[2]1922年1月，张作霖到北京组建了一个政府，更显奴颜婢膝之态。吴佩孚下令其解散。一场冲突在即。参见附录。

[3]这要怪孙中山。有人说，他与张作霖结盟。据说，广州军政府里的精干良才要数孙中山的同仁陈炯明将军。1922年4月24日，《泰晤士报》报道说，陈已被免职。这些说法看来没有多少依据可言。见附录。

[4]大豆日益成为重要产品，尤其是在满洲地区。

[5]关于中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有些作者对生育率是否真的很高持怀疑态度。我朋友丁文江给了我一本私人印刷的小册子。从中我了解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伦诺克斯博士对4000个家庭做了细致研究，发现每个家庭平均有2.1个孩子，婴儿死亡率为184.1。小册子中引用的其他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周边生育率在30到50之间。如果没有数据，一定要慎重看待对中国人口问题所作的总结。（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主要内容可用两个前提、三个定理来概括。两个前提：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三个定理：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以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编者注）

[6]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只是重复他们的说法而已。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看法相反，他认为张作霖是风雅儒生。对比濮兰德所著《中国、日本和朝鲜》（China, Japan and Korea）第104页，以及科尔曼（Coleman）的《揭开远东的面纱》（The Far East Unveiled）第143页和146页。可以看出，濮兰德对张作霖的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诺思克利夫子爵曾经采访过张作霖，文章刊登在近日发行的《泰晤士报》上。张作霖自称有文学造诣。子爵当然无法对此作出评判。

[7]刊载于1918年《北京导报》。（边沁主义者应指追随由边沁发展出的理论之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编者注）

[8]《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第66页，翟林奈（Lionel Giles）译，约翰默里出版社。理雅各译本请参见《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卷《道家经典》第一卷，第277页。

[9]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170首中国诗歌》（170 Chinese Poems），第95页。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