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国的高等教育
跟意大利、希腊一样，中国常被文化人误判。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一座博物馆。留住古代之美非常重要，但没有一个朝前看、有远见的人满足于当一个馆长，其他什么都不干。所以，在欧洲游客眼里，中国的高人雅士鄙陋粗俗，不知美为何物。在华欧洲人，且不说他们有种种利己动机，一般都极端保守。那是因为，他们喜欢所有跟欧洲明显不一样的东西。但这只是外人的态度。这里的外人指的是那些把中国当作一种事物进行观察，而非一个地方生活起居的人。他们只看中国的过去，不看中国的未来。中国的仁人志士自然不以这种观点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祖国博采现代世界精华，而不仅仅是活在过去，让人瞧着好玩有趣，变成牛津大学、黄石公园。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们竭尽全力，推动高等教育，让更多中国人运用、欣赏西方知识，但同时又能摆脱西方谬误缺陷的束缚。中国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做的事情深有意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不让人欢喜的时代发生的最让人憧憬的事情。
传统旧课是首先需要关注的。中国人在幼年时诵习经典，死记硬背，不求文意，年纪稍长再听讲解，明白其中含义。这就是18世纪中国的教育模式。现年30多岁的中国人虽然最终接受的是现代教育，但一开始都是在旧式学校学会读写。目前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占多数。小学教育一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里完成。每个孩子每天都得熟记一部分古文，并在课上大声朗诵。所有孩子齐声诵读的时候，那声音可以说是震耳欲聋（我在北京的时候，就住在这样一座学校附近，所以我说的是个人亲身经历）。用这种方法学会阅读的人不在少数。在大城镇里，就连苦力也常常是这个读法。但中国字不好写，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不多。我估计，能读会写的中国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宣布实施教育改革。随后，建立师范学校，依据现代理念培训教师，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将作出更大成就，变革小学教育，让更多人走进小学堂。从下列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学校、教师、在校生数量都在增加。该数据摘自刁敏谦《觉醒的中国》第4页。
鉴于统计年份发生了辛亥***和内战，我们必须承认，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取得了非常惊人的进步。
中国政府制定计划，希望普及小学教育。但到目前为止，因为国内秩序不稳，又缺乏资金，只能在几个地方实现，规模比较小。如果中国政局能够稳定下来，小学教育将很快得到普及。
当然，传统古文典籍教育不只在小学阶段开设。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古文艰深难懂。即便在宋明新儒学的硕儒看来，也大有研究空间。几百年来，中国一直尊崇这方面的学问。我们能碰到这方面的老学者。人们习惯性地遵从他们的观点见解，即便是谈到政治，也洗耳恭听。不过，他们是老学究，天真稚朴，不谙世事。看见他们，就让人想起查尔斯兰姆在《牛津度假记》一文中描述的人物满腹才学、诚挚可亲，但完全不懂现代世界，比如，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受11世纪哲学家启发。中国该不该推行老学究式的高等教育，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跟欧洲人争论是否应该推行古典教育的情况一模一样。对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同一结论。那就是，完全应该有专家学人修习传统经典，但给一般学识的人开的普通课程应多考虑现代需求，多讲科学、现代语言、当代国际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中国所有改革派教育者都是这种看法。
中国第二类高等教育由传教士开办，现在几乎都在美国人手里。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国教育中所占的地位是通过庚子赔款确立的。按照列强自己的说法，当时，多数国家只要求赔偿实际损失。但美国向中国提出要求，并最终获得一大笔赔款（批评美国做派的人是这么讲的）。他们倒挺大方，把多出的那一部分拿出来支持中国教育，把中国学子送到本土和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这种行为不论从政治上来讲，还是从商业方面来看，都非常合理、管用。中国很多职位都给了受过美国影响的人。这些人笃信，世界诸强之中，中国只有一个真朋友美国。
我们可从三座大学看出美国人一般是怎么做工作的。这三座大学我都有一定了解，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洛克菲勒医院有关联），以及所谓的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坐落在西山脚下，景色怡人，校内有不少建筑，风格为美式，坚固美观[1]，完全靠庚子赔款而建。学校气氛让人感觉这里就是一所小型美国大学。校长是中国人，几乎是美国大学校长的翻版。教师部分是美国人，部分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后者人数越来越多。走进校门，明显感觉这里干净整洁、遵期守时、严谨高效。我不知道教学情况怎么样，但就我看到的一切，我感觉这所大学师资完备、水准不低。美国大学的一大优点是学生必须学习英语。汉语和欧洲语言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如果学生只懂中文，就算读的是最精湛的译文，也还是理解不了欧洲人的思想。因此，学习欧洲几种语言非常有必要。而英语是整个远东地区最熟悉、用处最大的语言。
学生在清华学习数学、科学、哲学。一般来说，这些课程也是各大院校普遍会开的基础课程。优秀学子毕业后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从政。毋庸讳言，他们为中国的进步贡献很大，提高了效率和技术水平，也让中国人更诚实。
洛克菲勒医院就诊楼很大，很显眼，既体现了中式美感，又符合欧洲实用要求。屋顶铺着绿瓦，是典型的中式风格，但墙壁和窗子是欧洲风范。这种融合令人称道，但可能不尽完美。医院里现代科学设备应有尽有，但跟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一样，也有垄断倾向，跟医院没有关系的人用不了这些设备。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多种课程，不只有医学，还有英语文学等。显然，这些课教得都很不错。开设这些课程很有必要，能给中国培养出达到欧洲水平的内外科医生。因为，医学院学生有必要精通欧洲说的几种语言。学习欧洲其他知识也离不开过硬的语言功底。当然，在中国这个卫生不佳、流行病频发的国家，目前急需牢固掌握的是医学科学知识。
所谓的北京大学体现了中国不得不忍受的治外法权。有人是这么跟我讲的，北洋政府已经在北京建了一所大学，师资完备，取名为北京大学。但循道卫理派传教士决定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起给自己办的大学。所以，现有大学不得不更名为国立大学。这件事听起来就好比是一群老派中国人在伦敦定居，准备教儒学，逼着伦敦大学换掉名字一样。但我不愿意提起治外法权这个问题。滥用这种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要想废除这一权利，还得再过几年。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自成一派[2]。北京有一个欧美同学会，非常不错。欧洲人习惯说留学生不好，但这种说法没什么道理。留学生分为几派，各派间偶有争执，尤其是那些只到过日本的留学生跟游学欧美者地位不平等。我的印象是，美国在学生身上留下的印记比其他国家都要鲜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不太英化，而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美国化程度更深。对于希望实现现代化、赶上时代潮流的中国人来讲，摩天大楼、热闹奔忙似乎是浪漫场景，因为这种景象跟中国很不一样。在孔子正宗传人遍地的中国，保守欧洲人看重的旧传统跟中国古风一比，就像是雨后一茬茬长出来的蘑菇。所以，传统、习俗这些东西打动不了中国人。这让人想起英国旅行作家亚历山大金莱克写的《日升之处》，其中有英国乡村绅士和奥斯曼帝国帕夏的一段对话。帕夏用了一个叠句赞美英国，嗡嗡哄哄，全靠蒸汽；呼呼飕飕，全在轮上。而那个英国绅士则不断地说，告诉帕夏，感谢上帝，英国自由农还是英国自由农。
总地来看，虽然美国人在中国承担教育工作，取得了不小成绩，但让外国人指导做事不能恰如其分地满足中国需求。中国人所创造的文明、所传承的民族气秉在很多方面都比白人优异。有一些欧洲人最终发现了这一点，但美国人毫无知觉。美国人一直都是传教士，不是基督教传教士，而是美国主义的传教士。虽然他们常常觉得自己传播的仅仅是基督教义，但其实是美国主义。何谓美国主义？干净生活、干净思想、兴致勃勃，我觉得一个美国人会如是回答。这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整齐取代了艺术，干净取代了美丽，说教取代了哲学，妓女取代了小妾，忙碌无暇取代了传统中国人的安闲沉静。伏尔泰，那个玩世不恭、善于挖苦讽刺的人，阐明生活的真谛是爱和思考。这两项在中国随处可以找得到，但没有一项能跟兴致勃勃相容。因此，美国影响最终会让这两项归于沉寂。如果美国思想文化主导中国，美国人会提倡讲卫生，能挽救很多中国人的生命，但与此同时也会让他们变得不值得别人去挽救。因此，我们不能把美国思想文化看作健康有益，让人无可指摘。
中国有远见、有抱负的教育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建立现代院校，让中国人去管理。在这些院校中，有一部分教师是欧美人，但教育精神不是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那一套。中国人总有这样一种感觉挥之不去：白人管理教育并不是没有私心，他们似乎提前设计好了，要去生产方便好用的工具，服务资本家，让本国的商人、工厂主渗入中国。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但无意识中就是这样做的。现代中国院校明显不同。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这些院校不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温床，而是培育学生自由思考的地方。评判学生思想时，也不是看他们对剥削者有没有用，而是看他们的思维智识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结果让人欣喜。中国的青年才俊有思想，有见地，能够做到公正无私。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开了研讨班。在跟学生讨论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才思敏捷、率真无畏。这种品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对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社，以及其他类似团体组织也是这种印象。中国年轻人对西学求知若渴，但也清楚认识到了西方种种恶行。他们希望做到科学缜密，而不是机械僵化，希望发展工业，而不是崇拜资本主义。他们和中国优秀教师中的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尊重欧洲人的知识，但不动声色不理会欧洲人的傲慢无礼。中国目前完全达到现代水准的教育机构，比如国立北京大学等，从教学育人方面来看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图书馆不够多，英语教学不够细致，心智教育有待加强。但这些缺陷是因为建校时间不长，与学生对人生的深刻人文主义关怀的态度比起来，并不算大事。而且这些缺陷多因资金匮乏而起。因为北洋政府不得不把资金分给那些互相厮杀、掳掠乡里的军阀头子。不过，列强喜欢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这种软弱无能。
学生不仅自己有公益精神，还能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窃取山东。刁敏谦在《觉醒的中国》学生运动一章详细记述了学生们做的事情。而且，学生们并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发力。下文摘自刁敏谦著作第146页。
是学生让举国上下群情激奋，也是他们阻止中国代表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协助商人抵制日本。此后，他们又把精力放在教育启发那些没上过多少学的姐妹兄弟身上。他们办杂志，作演讲，让人们了解国内外真实情况，自己掏钱办学校，还亲自登上讲台，提供免费教育。他们所作的自我牺牲让人无比钦敬。这一办学计划在各地得到热情洋溢的支持。据估计，仅在北京一地，就有5万孩子从中受益。
有一件事让我很是惊奇。我发现，在中国人管理的现代教育体系中，男女完全平等。女性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地位要比剑桥大学高。在中国，女性可参加考试，获得学位，进大学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以培养女教师为办学目标。这所学校理念先进，教育水准高，女孩们富于自由探究精神，恐怕英国很多女校长见了都会震惊不已。
中国正在开展男女同校混合教育运动，重点在小学阶段实施。原因是：学校不够，如果女孩不能跟男孩上同一所学校，就无校可上，只能辍学。我第一次遇见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是在长沙督军筹办的一个宴会上。晚宴演讲环节，杜威夫人告诉督军，湖南省必须采用男女同校混合教育办法。督军打着官腔说，会认真考虑此事，但怕湖南条件还不成熟。不过，有一点明白无疑：教育这件事应该是政治家办的实事。当时，我刚到中国不久，来之前以为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所以听到男女同校这件事感到很吃惊。后来，我才意识到，英国人嘴上说的改革是可以在中国落到实处的。
受传教士或保守白人控制的教育不能让少年中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中国已经扔掉了几千年来盛行在本土的迷信思想，如果把所有进步民族都已经抛弃的欧洲迷信思想再捡起来，将会是一场可悲的闹剧。只有中国仁人志士自己办教育，青年学子才有天地一展身手，发扬复兴精神，自由怀疑、探究，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建立一个崭新的文明，和中华文明鼎盛时期的古文明一样辉煌灿烂。
我在北京的时候，正巧碰到国立学校教师罢教。他们罢教不是为了让政府涨工资，而是发工资，因为有很多个月政府都没给他们开支。他们在一些学生的陪同下，派出代表团和政府交涉，但被军警赶了出来。棍击棒打之下，很多人被送往医院。事情一出，群情愤慨，几乎引发***，北洋政府不得不火速与教师和解。站在现代教师身后的是有气概、有活力、有公益精神的中国人。而控制北洋政府的匪帮身后是日本人的金钱和欧洲人的计谋。美国站在中间位置。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概括：传统旧式教育，连同督军和英日影响力，代表的是保守思想；美国及其商业、教育机构代表的是开明思想；而中国本土现代教育，从实践上而非理论上来说，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再顺便说一句，也只有中国本土现代教育才能代表思想精神自由。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永远受外国人欺压。他们不会为了壮大军事力量就去学西方人的种种恶行，但愿意为增进智慧而去学我们的种种美德。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唯一真正相信智慧比红宝石还珍贵的民族。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观念，西方以为中国人还不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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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完全由中国人办的大学里也能看到精工细作的建筑。比如，国立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堂。
[2]刁敏谦（前引著作第27页）从《留美学生名人录》中摘引了一组数据，对596名中国人学成归来后的就业情况进行分类。有以下几大项：教育行业：38名管理人员，197名教师；政府服务领域：129名任行政职务（其中包括3名议员，4名法官）；95名工程师；35名医生（含牙医）；60人经商；21人从事社会工作和宗教事务。据估计，在美国大学拿到学位的中国人总计1700名，从英国大学毕业的有400人。这两个数字不成比例。原因是：美国在庚子赔款问题上，政策更开明。1916年，有292名中国人赴英留学。刁敏谦在其著作第28页对他们所学专业进行了分类，有以下几大类：医学：50人；法律经济：47人；工程技术：42人；矿山：22人；自然科学（含化学、地质学，两项单独统计）：19人。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