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的工业
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但潜力很大。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工业将飞速发展。中国的未来维系于两个方面。第一，工业发展方式；第二，任何单一要素。中国遭遇的种种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工业形势有关。因此，我先对这一形势进行简单描述，再讨论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铁路矿山是一个国家工业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先来谈铁路，再来说矿山，随后再讲讲其他方面。
刚有铁路时，清政府和牛津、剑桥大学一样抵制新生事物，极力反对修铁路[1]。1875年，外国人修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短程铁路，清政府大为震惊，毁掉了这条路线。1881年，第一条可供永久使用的铁路进入建设阶段，但一直等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结束后才基本修成。甲午战争后，列强以为中国分崩离析，纷纷争夺租界，划定势力范围。比利时修通北京到汉口要线。美国获得汉口广州铁路段特许权；不过，这条铁路只修到长沙，就没再修下去。俄国建了满洲铁路，把北京跟西伯利亚铁路、欧洲连在了一起。德国修通了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法国在南方修了一条铁路线。英国希望获得长江流域铁路垄断权。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归外国人。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洲人意识到，对中国人要多加小心，要不然他们忍无可忍，发起怒来不得了。此后，新筑铁路所有权留给了中国政府，但外国人有很大管理权，因此，中国政府的所有权没有多大价值。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中国必须有铁路，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铁路管理权抓在自己手中。1908年，津浦线、沪杭线获批，外国可以贷款援建，但中国政府完全行使管理权。与此同时，中国收回京汉线，自主建成北京张家口线，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在中国大干线中，除了满洲铁路（东清铁路）和胶济铁路受外国控制以外，其他线路差不多都是中国人在管理。关于满洲铁路，如果中国不能发展强大，打败日本，就再也收不回这条铁路了。而且，整个满洲地区目前基本上已经让日本控制住。但关于胶济铁路，因为华盛顿会议达成协议，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中国将在五年内赎回。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可以收回沦丧区以外的所有重要铁路线管理权。这一时局振奋人心，显然要归功于中国人睿智清醒。
京张干路起点
京张铁路修成时修路人员在验道专车前的合影。左侧为工程技术人员，右侧是铁路工人。
承德府火车站
上海吴淞铁路
西直门铁路停车场
一列火车穿过北京的城墙
辛博森极力强调中国人应将所有铁路收归国有。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近日，他在华盛顿会议上帮助中国争取胶济铁路，并让铁路成为与会人员重点关注事项。他在1919年初写道[2]：
控制中国、建立新共和国的那把钥匙就是铁路。1911年辛亥***爆发，中国人借鉴西方思想建立民权政府，解除了外国蚕食清帝国的危险。但外国人手中还有一把更微妙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铁路。俄国人有满洲铁路。这个新招让日本人学了过去。借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之便，日本人不仅得到了满洲铁路经过的那一部分富裕发达的省份，还将一个新技巧付诸实施。这个技巧将经济侵略、警察控制、军队卫戍融合在一起。利用这个技巧，日本人开发了一块高度发达的铁路区，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外国人聚居区，以图日后颠覆中国政权。日本人还坏在，他们把这种新技巧从满洲转到山东，最终还将扩大到中国腹地，也会扩大到直隶、内蒙古。到那时，北京就会被团团围住。如果没有人出面阻止，日本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日本。方法很简单：让列强承认，中国领土上所有铁路都是中国主权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必须由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局直接管理；站长、乘务员、警察必须是中国公民；设定标准，限制外国技术援助；从现在起，外国人仅享有筑路特许权，竣工一段，交接一段，承接单位是全国铁路总局。
如果胶济铁路协议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五年后将完成改革。我十分同意辛博森的看法，这一改革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作好这样的准备：日本会想尽各种办法不履约，比如，煽动中国内战；让日本特务假扮中国人，杀害日本雇员，等等。因此，在中国实际控制胶济铁路之前，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中国能不能收回来。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不会经营铁路。京张铁路跟外国人修得一样好。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铁路段管得都很好，让人赞叹。我从刁敏谦的著作中摘引1919年的数据[3]：国有铁路：在营6,027千米；在建383千米。私有兼省有：773千米。特许权铁路：3,780千米。总计：10,963千米，即6,810英里。（特许权铁路主要分布在满洲和山东。中国已失掉满洲铁路段，有可能会收复胶济铁路。因此，特许权铁路问题不是大问题。但满洲铁路到了外国人手里后，外国势力利用铁路为非作歹。）关于财务状况，刁敏谦给出了1918年国家主干线数据：
此后几年情况不太喜人。我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数字。
我没发现有哪方面的证据说明中国人不会管理铁路。相反，中国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列强各自筑道产生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各遵其制，标准不一；载货列车不能从一线转到另一线。但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还是多建铁路，以便开发西部，连通广州、汉口。这其中应该会有丰厚利润。
也许，矿山跟铁路同等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让外国控制矿石资源，各种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弹药也供应不上，还要仰仗外国恩惠。目前中国矿业形势远不如人意。1919年初，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立德对中国矿业资源作出如下判断：
中国得天独厚，煤炭储量极为丰富，铁矿供应充裕。这两种资源都是现代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1917年，中国进口1400万吨煤。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虽然煤储量惊人，但开采得很少。据估计，中国目前年产煤2000万吨，但比美国煤储量大。1918年，美国产煤6.5亿吨。在铁矿方面，据估计中国有4亿吨适合冶炼，另有3亿吨可用土法加工。有人估计，1917年中国生铁产量为50万吨。中国钢铁产业发展迅速。预计几年后，生铁、成品钢年产量将达几百万吨。此外，中国富产锑、锡。过去几年间，中国在开采冶炼这两种矿石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中国应珍视、守护矿产财富，增进国民福祉[4]。
根据《1919年中国年鉴》，1914年中国煤总产量为6,315,735吨，铁矿石总产量为468,938吨[5]。对比安立德提供的1917年数据煤2000万吨，生铁（非铁矿石）50万吨，明显可以看出这三年进步很大。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的速度可望保持下去。但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快速发展，而是国家发展。日本矿产资源贫乏，迫切希望从中国攫取丰富矿藏，拿的越多越好。这对日本很重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这些人不可能迁到日本在中国大陆占领的地块。第二，钢铁是帝国主义必需品。
中国人为上海的江南造船所而深感自豪。该所由北洋政府管理，可筑造现代船舶，已为美国政府建造4艘万吨轮。程锡庚[6]说：
所用材料主要取自中国，但钢材要从欧美进口（中国能生产的钢材量非常有限。而且，之前和日本签过合同，有一部分要出口到日本，留给国内用的非常少）。
鉴于中国铁矿资源丰富，我们必须把铁矿一事解释清楚。这对于想要了解现代政治的人非常有用。
《1919年中国年鉴》[7]（跟《惠克特年鉴》一样，很少涉及政治）列出了中国五大铁矿，并附有说明介绍。第一大矿是大冶矿，隶属于汉冶萍煤铁有限责任公司。读者可能会记得，二十一条要求第三号就有这个公司。《中国年鉴》估计，该矿共计已开采出5000万吨矿石，主要来自两个矿山。其中一家产铁率为65%，另一家是58%～63%。1916年产量为603,732吨（此后产量大增）。年鉴接着写道，日本注资该公司。根据1915年中日所签协议（是在日本修改二十一条要求，并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实施该要求后签的），中国政府承诺不会把该公司转为国有，也不得强迫该公司从日本以外的资源借款。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汉冶萍有一名日籍会计，一名日籍技术顾问。生铁、铁矿石达到额定值后，必须卖给日本帝国铁厂，价格必须远低于市场价，只能留一小部分公开出售[8]。
《中国年鉴》列出的第二个铁矿是铜陵铜官山矿。说明如下：铜陵位于长江沿岸，下游约55英里处是安徽芜湖。1904年英国公司伦敦与中国辛迪加获得该矿开采特许权。1910年，交还中国，作价52,000英镑。接手的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专为开发该矿而成立。也就是说，这些矿回到了中国人手里。我不知道产能大概是多少，从售出价格来看，应该不大。汉冶萍公司资本是2000万美元，远远高于52,000英镑。《中国年鉴》提到了5家铁矿，只有这一家在年鉴出版时不在日本人手里。
下一个是安徽的桃冲铁矿。特许权曾授给中日工业发展公司，将由东方钢铁制造公司开采。据说，该矿山储量为6000万吨，纯铁含量为65%。计划年产生铁17万吨。钢厂年产钢锭10万吨，铸锻厂年加工75,000吨。
第四家矿位于山东金岭镇。通过铁路与衡山煤矿合作。我估计，这家矿将和铁路一道由中国赎回。
《中国年鉴》上提到的第五家也是最后一家是本溪矿。满洲南部九个矿区中最有潜力的一家。1915年5月25日，中日政府交换照会，日本获许在满洲南部勘探、开采矿山。本溪矿脉从辽阳附近延伸到本溪周边，规模与大冶矿相当。这家矿也是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实施二十一条要求得到的。年鉴又写道，日本海军一直从本溪矿采购矿石。1915年，大阪铁厂定购本溪铁15,000吨。同年，大阪军械厂接受本溪铁矿投标。
从上述情况可知，就铁来说，中国已经让日本占得优势地位。再想把日本人赶走，势必要费很大周折。尽管如此，中国也必须自力更生大规模发展钢铁产业。如其不然，中国独立之势不保，中华文明不继，彰显中国价值的任何东西都将不存。必须注意到，日本觊觎中国铁矿，主要是为了剥削奴役中国。据我所知，孔子对铁矿只字未提[9]。这也难怪老派中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保护铁矿有多重要。现在他们清醒了，意识到了局势严峻，但恐怕已经太迟了。随后我会就中国人还能做什么谈下我的看法。现在让我们继续调查事实。
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中国人会一直以农业为主业。茶叶、丝绸、棉花、谷物、大豆等数中国产得最好。在棉花生产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印度位列第一，美国排名第二。当然，中国在农业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中国要想获得独立，工业是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章以工业为主题。
刁敏谦在书中写道：据官方估计，1916年底，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有56万，矿工有406,000名。此后，官方未发表全国数据，但从事这两个行业的人可能各有100万。[10]不用说，这些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到手的工资很低。刁敏谦特别提到，在某些现代化程度高的棉纺厂，工人每天可以拿到1545美分[11]，让人称赏。毫无疑问，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会得到传播，劳工骚乱事件也会增多。如果把刁敏谦看作现代中国统治阶层，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将会非常不开明。刁敏谦的观念看法跟美国资本家一样。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他受了美国人的影响，也受到了英国保守思想的影响（刁在伦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我在中国遇到的很多年轻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许可以怀抱这样的希望：传统中国人不喜欢强硬固执、凶狠残暴，这种态度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对工人温和一点，好过美日两国政府。
中国有一定空间做大做强棉纺产业。目前，中国有不少棉纺厂达到现代水准，但还应积极进取，把棉纺行业打造得像兰开夏郡的一样强。
造船业在上海开局良好。如果中国能自主建好钢铁产业，造船业很可能会迅速发展。
1919年，中国土产出口总额差一点不到2亿英镑（合6.3亿两白银），进口总额稍微多一点。但我们最好用白银来看这些数据。因为用英镑计算有汇率波动，导致结果不准。白银不是硬币，而是一定重量的银子，价值随银价高低涨落而波动。《中国年鉴》显示，1902年中国商品进出口额分别是3.25亿两白银、2.14亿两白银；1911年，分别是4.82亿两、3.77亿两；1917年为5.77亿两、4.62亿两；1920年是7.62亿两、5.41亿两。对应英镑记数分别是：1911年6400万、5000万；1917年，1.24亿、9990万。因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跟中国人口比起来，仍然比较小，但增长得很快。这让欧洲人吃惊不小：中国发生了***、内战，经济生活却没受到多大影响！
中国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必须修铁路、开矿山。从对铁路、矿山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原则。铁路方面，国有化明显可行。虽然实施这一战略可能意味着新建线路推迟通车，但仍应优先考虑。那些不在中国政府手中的铁路最终将受外国人控制。他们将因此获得权力，掌控中国，钳制中国自由。我们希望中国执政者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即采取行动。
关于矿山，中国人应该抓紧自主采矿。因为列强贪心不足，资源不开发，就是在诱惑他们。外国人一开矿，可能就会奴役中国。因此，以后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把矿山出售给外国人，或让外国人在矿山持有任何股份，或以矿山为抵押向外国人借款的行为均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治外法权存在，让外国人接受上述立法措施可能不那么容易，而且领事法庭也不愿承认其效力。但从日本治外法权一例可以看出，有没有效力要看国家强不强大。如果列强害怕中国，就会承认中国法律合法；如果不怕，就不会承认。鉴于中国需要快速发展采矿业，现在就将所有矿山收归国有可能不太明智。比较好的办法是：采取各种鼓励措施，扶持纯粹由中国人经营的民办企业发展，并让地质采矿专家协助他们。但中国政府应该保留以下权利：（1）公平估价后，买断任一矿业；（2）如私人矿主未能听从专家意见加工矿物，则由政府完成。政府应广泛行使这些权力。而且一旦到了矿业事关国家安全的地步，就必须把矿山收归国有。除非像大冶矿那种情况，因为签有外交协议，导致国有化进程受阻。有一点显而易见：只要时机成熟，就应尽快收回大冶矿。但什么时候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现在还不好说。当然，在这之前，中国必须稳定政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实施不了强有力的手段措施，挡不住外国侵略。关于这一点，以及与中国工业发展有关的其他全局性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回顾。
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说，中国人不擅长管理大型股份公司，满足不了现代产业需求。大家都知道，尽管中国政治腐败，但中国人在做买卖方面出了名的诚实。不过，那些把买卖做大的中国企业一般是家族企业，早晚会因为任人唯亲搞不下去。欧洲人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的不多，不好说什么。但我相信，现代教育很快会改变这种局面。因为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儒学和家庭伦理道德分不开。但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接受了商道培训，吴淞等地开了几家商学院，而且少年中国充满爱国激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愿意为推动工业发展奉献自我。毫无疑问，不管是看气质，还是追溯传统，中国人都更适合干贸易，不太适合做实业。但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迅速引入新技能、新观念。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政治环境不是那么恶劣，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工业将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必须由中国人主导，不能是外邦异族。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这个问题是中国重获独立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关于这个大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论及。
北京的商铺
店铺招牌林立
药铺
大连一处客运码头
奉天四平街道
奉天驿站
汉口的商业街
武昌的商业街
汉口埠头
上海税关栈桥
上海路旁的书摊
九江的陶瓷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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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铁路史，参见刁敏谦著作第183页及后页。
[2]《1918年的中国》（China in 1918），《北京导报》刊载，第4546页。
[3]引自第十一章。
[4]《1918年的中国》第26页。铁矿数字可能有误。据估计，仅湖北大冶一处就蕴藏7亿吨铁矿石。前引科尔曼著作第51页。
[5]第63页。《1922年中国年鉴》列明煤产量为1950万吨。
[6]《现代中国》第265页。
[7]第7475页。
[8]前引科尔曼著作第十四章。
[9]如果要说《圣经新约福音书》对这一话题只字不提，似乎不太确切。美国有一位著名神学家对《马太福音6:19》中的劝诫作了注解。耶稣是这么劝诫的，你们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蛀，会锈蚀，也有盗贼钻进来偷窃。该神学家指出，洛克菲勒的油井没有遭到虫蛀，没有出现锈蚀，一般也不会有盗贼钻进来偷窃，偷走一根铁轨。耶稣谴责的不是财宝本身，而是囤积财宝，贪婪吝啬。参见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宗教之利》（The Profits of Religion）第175页，1918年出版。
[10]第237页。
[11]第218页。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