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相
【题解】
本篇是黄宗羲关于相权的专论。宰相一职，在朝廷上总领百官，实为群臣之首。但是作为帝王之下最重要的大臣，宰相的权力对皇权威胁也是最大的。在《原臣》篇中，黄宗羲已经论述了关于臣的职务，指出君臣都是治理天下的人，只是职位高低不同，此篇更说：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如此说来，君主和宰相也只是等级不同而已。
宰相一职，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秦朝时被正式确立官名丞相，起到节制皇权的作用。此后宰相之职权不断发生变化，总体而言，自汉代以后，一直到唐宋，相权日渐式微，最终在明初被废除。伴随宰相地位下降、终至于罢黜的，则是皇权的逐步加强。宰相的设立与发展，乃至最后被废除，都是由历史时势所决定的；宰相权力和地位的不断衰落也是社会演变的趋势使然。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重要考察环节。
明朝初期，沿袭元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分管全国的政治、军事、监察工作。中书省，明太祖承前制而设，置左、右丞相，正一品，总理全国政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大权在握，丞相总理百官，臣下奏章，先由丞相加以综合整理，再分轻重缓急签署意见，报皇帝裁决。在天下大定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加强皇权，对丞相权力过大以及中书省、大都督府的政治体制很不满，认为不利于皇权的集中。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撤销了中书省，废除了宰相，并严令后世不得再设宰相，由皇帝统领六部，原来分散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这样皇权得到了强化，相权被彻底侵夺。
黄宗羲对于宰相一职的被废相当痛心。在他看来，因为宰相是任贤而不世袭的，所以宰相是传贤不传子的公天下禅让制消亡后仅有的一点补救措施，而废除了宰相，则意味着公天下的精神彻底丧失了。对他的这一观点，萨孟武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价说：
照他说，古者天子之位不传子而传贤，到了后来，天子传子，而自宰相以下无不传贤。天子之子不皆贤，可赖宰相传贤以补之，宰相地位不安定，可赖天子传子以补之。即梨洲欲于政府之内，分别两种机关：其一传子，其他传贤。传子者地位安定，传贤者随时更迭。政府既能够新陈代谢，中枢又不至发生动摇。
此言也，似有理由，然在古代，天子有择相之权，没有一个权力机关可以牵制天子。天子既不皆贤，则其所择宰相，谁能保证其必贤。故其结果必如韩非所说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韩非子》第三十八篇《难三》）。这样，虽置宰相，而亦无补于天子之不贤。
萨孟武的意见可以说一针见血地说中了黄宗羲观点的缺陷，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只要宰相任免的决定权由君主掌握，相权就总是从属于皇权的。
但是有宰相终究对皇权有一定的制约，对政府的正常运作起到一定的掌控作用。宰相之职撤销后，朝廷政务复杂，皇帝一人无法处理时，各种弊端就出现了。明成祖时，让翰林儒臣入文渊阁参与政务，称为内阁。内阁之设，是辅助部门，主要是发挥顾问、参谋职责，而所有政务都由皇帝最终裁定。但明宣宗时，出现票拟制度，即阁臣草拟对奏章的处理意见，用小票书写，贴在奏章封面，由皇帝审定，用红笔批示，称作批红。后来皇帝怠政，开始让太监代为批红。这种制度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恶劣影响，为明朝宦官干政创造了条件。后来太监的批红之权越来越大，肆意弄权，使得内阁权力被架空，导致明朝政治越来越黑暗。所以明朝的宦官之祸尤为严重，为史家所诟病。
《明史职官志》言：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针对明朝宦官乱政这一痼疾，黄宗羲认为都是废除宰相一职造成的：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恢复宰相制度，尊崇相权，以之制约君主的权力。具体措施是：设宰相一人，其下设参知政事若干。朝廷政务的处理，通过给事中宰相天子的步骤完成，如果天子精力不济，则由宰相负责，由六部实施。如此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宦官窃取朝政大权了。
朱一新在评《置相》篇时认为：宰相亦贵有其实耳，使徒有相之名，而无其实，则虽有如无。并评曰：
明代虽废丞相，而中叶以后丞相之实仍未废也。谢迁、刘健之徒固进退以礼矣，焦芳、严嵩、魏广微辈倒行逆施，独非大学士乎？此中驾驭，全在主德清明，徒于法制求之，抑末矣。梨洲之言，意固甚盛，然必人皆皋、夔、稷、契而后可。皋、夔、稷、契不世出，而宰相则不可一日悬缺，以待贤奸杂进，知人其难，乃欲使世主寄国命于一二权臣之手，措置安能悉当也？总之，治天下当务实政，不在此等虚文，因时制宜，亦无成迹可泥。君不失道，则置丞相可，罢丞相亦可。不然，无一而可。（《无邪堂答问》）
萨孟武则说：
天子不能一人独治，须设百官以治之，而总百官者则为宰相。关于天子与宰相的关系，梨洲之言实为前人之所未言。然皆不能说破阉宦弄权的根本原因。盖在专制时代，人臣能否取得政权，乃取决于天子；凡事取决于天子者，不能不献媚于天子。天子身居九重之内，朝夕所见者不过宫嫔宦官。宫嫔宦官可用单言片语，移转人主之意，所以献媚于天子者，又不能不谄事宫嫔，勾结宦官。吾人读唐明历史即可知之。何况东汉以后，天子疑人而又疑事，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明夷待访录原法》），所以专制不予消灭，纵令置相，甚至废除宦官之制，天子大权亦必傍落于宫中奴婢。（《中国政治思想史》）
皇权和相权之争，其实就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加强的过程，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发展，相权自然被皇权所挤压，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发展的趋势使然。在此篇中，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之职，是鉴于明代宦官之祸的教训而提出的，表达出通过相权的恢复来制约君权的良好愿望。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①。
【注释】
①高皇帝罢丞相：明初承袭元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等以谋反罪被诛杀，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并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权力，由此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幼名重八，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幼时贫穷，曾入皇觉寺出家。元至正四年（1344），二十五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抗元起义军红巾军。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1368年在应天府称帝，建立大明，年号洪武。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在应天病逝，葬南京明孝陵，庙号太祖，史称明太祖。
【译文】
明代的政治乏善可陈，应该是从高皇帝朱元璋罢免丞相开始的。
原夫作君之意①，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②。盖自外而言之③，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④，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⑤，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⑥，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绖之哀⑦，讲礼乐征伐之治，君臣之义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君长，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而处⑧，使其决裂败坏⑨，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
【注释】
①作君：设立君主。《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②天子一位几句：语出《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公谓上公九命及二王后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从君下至于士也。
③自外而言之：从天下的范围来说。外，此指从天子角度，全天下的范围。
④自内而言之：从诸侯国内部来说。内，此指从一个诸侯国的角度。
⑤伊尹、周公之摄政：伊尹、周公二人都曾摄行政当国，待时机成熟则还政，退居臣位。伊尹在商汤去世后，历相外丙、仲壬、太甲。太甲立三年，暴虐而乱汤法，他遂放逐太甲，并摄国政。三年后，帝太甲悔过自责，乃复迎太甲复位。周公在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他摄政七年，然后归政成王。具体见《史记殷本纪》和《史记周本纪》。摄政，代国君处理国政。欧阳修《春秋论中》：所谓摄者，臣行君事之名也。摄，代理。
⑥河汉：比喻荒诞，不着边际。转指不相信或忽视（某人的话）。《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成玄英疏：犹如上天河汉，迢递清高，寻其源流，略无穷极也。
⑦衰绖（cuī di）：丧服。古代，在丧礼时所穿的丧服，胸前当心处缀有长六寸、广四寸的麻布，名衰，因而此衣名为衰。围在头上的散麻绳为首绖，缠在腰间为腰绖。衰、绖都是丧服的主要部分。借指居丧。
⑧方：却，反而。表示语气转折。
⑨决裂：毁坏，败坏。
【译文】
推究设置君主的本意，是为了治理天下的。天下的事务君主一人不能完全胜任，于是设置百官与君主共同治理天下，所以百官就是君主的分身。孟子说：在天下的范围内，天子是一级职位，公是一级职位，侯是一级职位，伯是一级职位，子男同为一级职位，共分为五个等级。在各诸侯国范围内，君是一级职位，卿是一级职位，大夫是一级职位，上士是一级职位，中士是一级职位，下士是一级职位，共分为六个等级。自天下而言，天子与公的关系就像是公、侯、伯、子、男之间职位依次递减的关系；自诸侯国内而言，国君与卿的关系就像是卿、大夫、士之间职位依次递减的关系，并非到了天子的级别就界限分明地不在等级之内了。以前，伊尹、周公都曾摄政当国，以宰相的身份来代理天子之职，就和大夫代理卿、士代理大夫的道理一样。后世君主骄横、朝臣谄媚，天子的级别才开始不再和卿、大夫、士列于一处，甚至一些见识浅陋的儒生也跟着无视伊尹、周公摄位之事。以至于君主崩逝、其子被立为新国君时，完全忘记了居丧期间应哭泣哀痛，反而忙于处理礼乐征战等政务，君臣之义尚难维持，父子之间的恩情已先完全断绝了。更不幸的是，国家即位的不是成年的君主，国家大权操纵于皇太后手中，做宰相的却为了避嫌而放弃自己的本职，听任朝政败坏，贻笑千古，这难道不是因为把天子之位看得过高造成的吗？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①。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②。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③，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④，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
【注释】
①臣拜，君必答拜：先秦时期的礼仪规定，臣子拜见君主时，君主需要回拜臣子。《礼记曲礼下》：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逸周书克殷》：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答拜，回拜。
②舆：车。
③事：侍奉，服侍。
④讹：差错。
【译文】
在上古时代，君主对待臣子的礼节，臣子拜见君主，君主也需要予以回拜。秦汉以后，这种礼仪被废除了，然而当丞相觐见天子的时候，如果天子坐着，也要站起来；如果天子乘车，也要下车。宰相被废除后，天子就更加不受什么礼法制约了。所以天子就认为百官的设立是用来侍奉我的，如果侍奉得令我满意，就认为他是贤能的；如果侍奉得令我不满意，就认为他是不称职的。既然设置百官的初衷被扭曲了，还能指望设立君主的本意能得到实现吗？古代的天子不传位于其子，而传位给贤能之人。他们把君主之位的去留看作和宰相之位的去留一样。后来，天子传位于子，而宰相之位不传位于子；天子之子并不全部都是贤明的，但还可以依赖贤能的宰相来进行补救，这样天子传位于子也还不失传贤之意。宰相被废除后，天子的儿子如果不贤能的话，那就更没有贤明之人加以辅佐、补救了，这样不就连天子传位于子的世袭之意也失去了吗？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①，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②，犹开府之***也③。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④，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⑤。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⑥，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⑦。
【注释】
①入阁办事：明初罢中书省，废除宰相后，为帮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设殿阁大学士，以顾问参谋的身份帮助皇帝。成祖时拣选解缙、胡广等入文渊阁，参与机务，其权势慢慢愈来愈大。
②批答：皇帝批复官员奏章的文辞，此指票拟。明代内阁负责处理奏章，拟出意见后将意见用小票书写贴在奏章上，供皇帝裁决，称为票拟。
③开府：原指成立府署，辟置僚属。汉代时，只有三公可以开府，汉末董卓等以将军开府，魏晋以后开府的逐渐增多，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名号。唐宋时，成为文散官的最高等级，明清也称督抚为开府。***：从事公文、书信工作的人员。
④内：宫内，禁中，此指皇帝。拟：拟定，起草，撰写。
⑤宫奴：宦官。
⑥科条：法令条文。
⑦次第：逐渐。
【译文】
有人说，后来实行入阁办事，阁臣虽然没有宰相之名，却拥有宰相的实权。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入阁办事的阁臣，职责在于撰拟对奏章的批答意见，相当于府署之内掌管文字事务的***。他们的事权并不重要，而且批答又必定是自君主授意然后再加以拟定，最后由皇帝裁决，这可以说是有宰相的实际权力吗？我认为，拥有宰相实际权力的人，是如今的宦官。大概宰相之大权不能无所寄托，宦官们看见原来由宰相处理的政事无人接管，于是趁机设立法令制度，增加自身职权，于是原来由宰相掌握的生杀大权，就渐渐都归宦官掌握了。
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①，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②，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③，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④。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条举其疵行⑤，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⑥。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⑦，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注释】
①贷：借。其：指宦官。残膏剩馥：残留的油脂和香气。此指剩余的、零碎的权力。
②喜笑怒骂：此指宦官的态度、意图。
③尽其能事则曰法祖：指打着法祖的旗号竭尽所能办事。
④塞：遏制，约束。
⑤黠：狡猾。疵行：过失，缺点。
⑥荒：亡，败亡。
⑦摩切：切磋琢磨，指规劝之意。
【译文】
明朝的阁臣大学士，贤良的从宦官手里借得一点权力；不贤的，借着宦官的嬉笑怒骂的意图而行事，百姓对之口耳相传，国史也将之载入史册，都把这当作是他们的宰相事业。所以说，使宦官拥有宰相的实权，这一过错就是废除宰相造成的。内阁中的贤能者，只能打着效法祖宗的旗号尽其所能办事，其实也并不是因为祖宗之法就值得效仿，而是他们权势职位分量轻，不得不假借祖宗之名来压制皇帝，以遏制宦官的嚣张气焰。但祖宗所做的事、实行的政策并不一定都合理，于是又有狡猾的宦官逐条指出其中的瑕疵，也声称是效法祖宗，这样效法祖宗的理论就失去意义了。如果不废除宰相的话，宰相会以古代圣主贤君的事迹来勉励、劝导君主，君主也会有所顾忌，而不敢不从了。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①。每日便殿议政②，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③。其执事皆用士人④。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⑤，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注释】
①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原是临时差遣性质的，唐代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宰相，有其他官职位于宰相之列、同参国政的，称之为参知政事。宋代在宰相之外，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常设官职，作为宰相的副职，以削弱相权。明代洪武九年（1376）废除。
②便殿：皇帝用于休息的别殿。
③六卿：泛称朝廷重臣。隋、唐后亦用以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谏官：负责指陈得失、劝谏皇帝的官员。
④执事：在左右侍候的人。
⑤六科给事中：明代的给事中已经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在六部设给事中分掌，称为六科给事中，负责拾遗补缺，规谏。六科的长官都给事中，正七品。具体人员设置及品级见《明史职官志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并从七品，后增减员数不常。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
【译文】
宰相只设置一人，参知政事则没有定额。每天在便殿商议朝政之时，天子南面而坐，宰相、六卿、谏官在东西两面按次序依次落座。凡侍从的人员都由读书人担任。所有进呈给天子的奏章，都先由六科给事中统一处理，给事中禀告给宰相，宰相再报告给天子，共同商议处理意见。天子对奏章进行批红。如果天子处理不完，则由宰相处理，然后下发六部具体执行。这样就不需要和从前一样把奏章送到天子案前，再转发内阁票拟，内阁又呈送给天子，最后送交各衙门执行。正是经过了上面的往返多次，大权才旁落至宦官手中。
宰相设政事堂①，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②。唐张说为相③，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注释】
①政事堂：唐宋时宰相的总办公处。唐初始有此名，设在门下省，后迁到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改称中书门下，因宰相名义上即为中书门下省长官之故。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北宋就中书内省设政事堂，简称中书，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号称二府。元丰改制后，遂以尚书省的都堂为宰相办公所在，因也称都堂为政事堂。
②待诏：官名，以待诏命之意。汉代时，征优秀人才在金马门待诏。北齐时设置了文林馆，将文学人士安排在里面，称为待诏。唐玄宗时，设翰林待诏，后改为翰林供奉，明清时期翰林院属官有待诏，从九品，是较为低级的官员。
③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政治家、文学家。张说科举入仕，曾任太子校书、左补阙、右史、内供奉、凤阁舍人、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中书侍郎等，前后三次拜相，封燕国公，深受唐玄宗宠信。卒后追赠太师，谥号文贞。
【译文】
宰相开设政事堂，由新登科的进士掌管，或用翰林院待诏掌管。唐代张说为宰相的时候，在政事堂后面设立了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各司其职，分管不同事务，这就是一个例子。凡是各地上书言政务利弊的人及待诏都在这里聚集，如此就没有什么事不能传达到上面了。
明清之际哲学家黄宗羲所著之启蒙思想名著。凡一卷二十章。“明夷”是《周易》卦名。卦象为䷣,离下坤上,离代表火,坤代表地,火入地中,明伤而昏暗。该卦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句,《周易正义》释为,“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黄宗羲以此为书名,意在自况箕子身处艰难,立志藏晦其明而守正志,著书留待未来圣王,希望明智虽被压抑但不久光明终将冲破黑暗。该书首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揭露,认为君主的设立,本应是为天下兴利除弊,而今君主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君与天下的关系被颠倒了,应该回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官吏的设置是与君主分工合作,共同治理天下,官吏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君臣应是如曳大木者前唱后和的协作关系,如今相反,官吏为君主服务如同奴隶,不为天下万民谋利益。法制本该是“天下之法”,如今却只有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其次提出了一套改革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以限制君权;使学校成为议政机关,有监督弹劾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力,改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为以学校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要求;经济上主张平均授田,减轻赋税,改革币制,促进流通,提出了“工商皆本”,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该书对清末的民主革命影响深远。该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写成,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到100年后的嘉庆年间才有浙江慈溪二老阁初刻本,已佚。现存版本有道光咸丰年间番禺氏刻、光绪中补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同治十三年(1847)虞山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1915年上海时中书局薛凤昌《黎洲遗著汇刊》本,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溪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