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邵雍
初期宋学，对宇宙问题未注意，对修养问题，也未精密地讨论。周敦颐开始把此两问题注意到，讨论到。同时稍后有邵雍，也是能谈宇宙问题的。二程和邵雍是好朋友：
伊川程颐见康节邵雍，指食桌而问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处？康节为之极论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叹曰：生平惟见周茂叔论至此。
宋儒都想排释老，尊儒学，但释老都有他们一套宇宙论。要复兴儒学，不能不探讨到宇宙问题上。而邵雍的宇宙论，又和周敦颐不同。
邵雍字尧夫，学者称康节先生。其先范阳人，宋初居衡漳，雍幼随父迁共城。其先是一刻苦力学人。他
幼即自雄其才，力慕高远，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坚苦刻砺，冬不垆，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有年。
继之是一豪放不羁人。因之
叹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而始还。
又后成为一虚心折节人。
时李之才摄共城令，叩门劳苦之，曰：好学笃志如何？曰：简策之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学乎？先生再拜，愿受业。挺之学图数之学于穆伯长修，伯长刚躁，多怒骂，挺之事之甚谨。先生之事挺之，亦犹挺之之事伯长，虽野店，饭必襕衣与裳连曰襕。始唐代，为士服，表恭谨，坐必拜。
学成则为一旷达和怡人。
蓬筚瓮牖，不蔽风雨，而怡然有以自乐。富弼、司马光、吕公著退居洛中，为市园宅，所居寝息处，名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又为瓮牖，读书燕居其下。旦则焚香独坐，晡时饮酒三四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任意所适。士大夫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遇人无贵贱贤不肖，一接以诚。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甚取异于人。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
这在宋学中是别具风格的。
雍精数学，当时传其能预知，有先见明。他著有《皇极经世》，后世江湖星命之学，都托本于雍。他又著有《观物篇》《渔樵问答》。他说：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
他讲宇宙物质，无尽而有尽。他所谓天地有尽者，并不像近代天文学家所论宇宙之有限抑无限。他只说天是气，地是质，气分阴阳，质分刚柔。于是，阴阳刚柔便尽了天地与万物。若是天地复有外，依然还是气与质，则依然还是阴阳与刚柔。天地指气质言，阴阳刚柔则指德性言。我们只注意在德性，便可包括尽气质。周敦颐从时间讲天地何从始，他则从空间讲天地何所尽。因而注重到天地之德性上，这却是先秦儒家的旧传统。
他又说：
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性。动者性也，静者体也。
气只是一个体，静看便是阴，动看便是阳。静者我们称之为体，动者我们称之为性。宇宙间没有不动的气和物，但习惯上，我们总爱说有一个气或物在动。在于动之中，好像有一不动者是体。其能动及如何动者则是性。故说：
性得体而静，体随性而动。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倡。
阳指其能动，若无体，什么在动呢？故说阳以阴为基。但体终不可见，可见者必然是其体之某种性。故曰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若使某体失去其一切性，则此体终于不可见，故曰阴以阳为倡。如此说来，吾人所见者均乃物之性，而非物之体。均系物之阳，而非物之阴。故他说：
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
有所不遍者是有限，无所不遍者是无限。西方哲学界讨究宇宙形上学，总喜欢侵入到无限。其实无限不可见，所见只属于有限。不可见者我们称之曰无，可见者我们称之曰有。换言之，有限者即是有，无限者即是无。此所谓无，却是常在这里的一种无。有则不能常在，来了会去，生了会灭。这是一种动。在哪里动呢？在常居不去的那个常在这里的无之中动。但他又说：
无不遍而常居者为实，故阳体虚而阴体实也。
有限者要去要灭，不是一个虚吗？无限者常在，不是一个实吗？如是说来，有是虚，无是实。换言之，则性是有而虚，体是无而实。这一说，实在甚新鲜，以前未经人道过。但分析说来是如此，若综合说，则
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二者一而已矣。
所以他又说：
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
又说：
气，一而已，主之者神也。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能出入于有无死生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
此处所谓神，其实仍是性。但可微加分别。他说：神无方而性有质。譬如说犬之性，牛之性，这是有质的。神则只指天地宇宙而总言之，是无方的。他这一番阴阳论，性体论，神气论，可说是蹊径别辟的，但也确有他见地。
从他的宇宙论转到人生论，他说：
天主用，地主体。圣人主用，百姓主体。
这也可说体是阴，用是阳，是性，是神。他说：
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
用则是有限而变动不居的。所以说：
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则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
这因物理也总是有限，总是变动不居，物理因用而始见。若要强通万理，要求物理之无所不通，则是有我之私见，如是将走入一种术，而失却物之真理。
他本此见解，才和周敦颐获得异样的意见。他说：
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
这因他的宇宙论，本着他有限与无限之分别而建立，本着他变与不变之分别而建立，而他偏重在变与有限之一方。换言之，则是偏重在用的一方。故他要主张以润身为本。
这不是他之狭，而实是他之宽。他实为异时异地的别人多留着余地。故他说：
所行之路，不可不宽，宽则少碍。
凡主张无限论，不变论，理无不可通论者，外貌像是宽，其实则是狭。主张有限论，变动论，理有不可通论者，外貌像是狭，其实则是宽。雍临卒，
伊川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先生举两手示之。伊川曰：何谓也？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
此见他心里不喜欢程颐讲学路径太狭了，故临死以此告之。程颐则便是主张格物穷理，一旦豁然贯通者。雍却说物理不能强通，这正是他的路宽。他学问极博杂，极阔大，所得却极谨严，有分寸，处处为异时异地别人留余地。雍之学，实近于庄周。
但他毕竟是儒门中的庄周呀！程颢曾称赞他说：
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或曰：所言何如？曰：内圣外王之道也。
王道无不走宽路。大抵程颢能从这里欣赏他，程颐却不能。因此他临终，还特地告诉程颐这一点。
雍又有《先天卦位图》，当时说：陈抟以《易》传种放，种放传之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雍晁以道《传易堂记》。雍儿子也说过：
先君子《易》学，微妙玄深，其传授本末，则受学于李之才挺之，挺之师穆修伯长，伯长师陈抟图南。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则其所自得。（邵伯温《辨惑》）
其实能有思想人，决然能创辟。如上所举许多话，哪里是陈抟、穆修、李之才所能想见的？必谓宋儒理学渊源自方外，总还是诬说。
雍又有《击壤集》，这是一部道学家的诗，在诗集里别开一新面。王应麟曾把他诗句来说明他的先天学。应麟说：
张文饶曰：处心不可著，著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先天之学止此二语，天之道也。愚谓邵子诗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则心不著矣。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则事不尽矣。（《困学纪闻》）
我们该细读《击壤集》，也可解消我们对于所谓宋代道学先生们一些想象的误解。
成书于1953年。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3年初版，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4月修订出版。该书在材料上多取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内容包括宋学之兴起、宋初诸儒、中期宋学、南渡宋学、金元诸儒、初期明儒、中期明学、晚期明学、明末诸遗老等，扼要地叙述了宋元明七百年间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分五十六目，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之叙述。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臻全盛。然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乃至于王阳明之学术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