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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张栻

2025-06-03 16:41 宋明理学概述

南渡以后，洛学传统有两大派。一传自杨时，其后有朱熹，称闽学。一传自胡安国、胡宏父子。宏有大弟子张栻，称湖湘之学。栻字敬夫，广汉人，迁衡阳，学者称南轩先生。朱熹与栻交游，切磋益细。惜栻不寿，四十八岁而卒。全祖望说：

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

栻父浚，为宋相。栻少长，见胡宏，宏辞疾不见。告人曰：渠家学佛，我见他则甚？栻闻之，始知拒见之由。再请谒，语甚契，遂从受业。熹交游最密，得力最深者凡三人，然于吕祖谦则病其杂，于陆九渊则言其禅，独于栻最钦敬。尝曰：

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又曰：

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近读其语，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

又述其《行状》，则曰：

公尝有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亦可谓广前圣之所未发，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与？

胡宏《知言》，熹、栻、祖谦曾共研讨，各有评骘，见于《疑义》，故后人谓栻之学从熹转手。实则去短集长，交相师益，不必定说谁跟了谁。今熹集中有《中和说》四篇，前三篇与栻，第四篇《与湖南诸公书》。这四封信，一步步讨论此心之究属已发与未发，以及察识涵养工夫之先后与轻重，实为二程学统中一最要的问题。胡宏已从程颐转变到张载。颐云：进学则在致知，而致知重在能思。宏则偏重在向外思索上。用近代语说之，宏乃更近于一位哲学家。栻姿性近二程，更注意向内身心之修养。但究受师门影响，故先亦主心为已发，主察识当先于涵养。惟栻所谓察识先于涵养之所重，其实已偏重在心地上，不像宏《知言》路径的开展了。熹先学于李侗，为杨时嫡传，主默坐澄心，只偏在涵养。后见栻，栻不喜默坐澄心之说。他常提程颐之主一。他有《与人书》，谓：

来书所谓思虑纷扰之患，此最是合理会处。其要莫若主一。《遗书》论此处甚多，须反覆玩味。据目下底意思用功，譬如汲井，渐汲渐清。如所谓未应事时此事先在，既应之后此事尚存，正缘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须思此事时只思此事，做此事时只做此事，莫教别底交互出来，久久自别。看时似乎浅近，做时极难。某前作《主一箴》，亦有此意。

可见主一与默坐澄心不同。主一始是动亦定，静亦定，不偏在默坐上。他又说：

所谕收敛则失于拘迫，从容则失于悠缓，此学者之通患。于是二者之间，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则非敬也，悠缓则非敬也。但当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则发见必多。而发见之际，察之则必精矣。若谓先识所谓一者，而后可以用力，则用力未笃，所谓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长乎？

可见栻不教人默坐，他所谓常存乎此者，还是个主一，而此一则随时随事而见。朱熹说：

南轩谓动中见静，方识此心。复是静中见动，他要动中见静，却倒说了。

但我们若细玩栻所说，似乎他所谓动中见静，还是在主一，还是一个敬。此实二程遗教，与杨时、罗从彦、李侗一派不同。他只主张孟子之所谓必有事焉，只是主张程颢之所谓鞭辟近里。他《答朱熹书》亦谓：

年来务欲收敛，于本原处用功，觉得应事接物时，差帖帖地。但气习露见处，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放过。

这里所谓本原处用功，也不是指默坐。即在应事接物时，仍可鞭辟收敛，仍自见有本原。他又说：

元晦谓略于省察，向来某与渠书，亦尝论此矣。如三省四勿，皆持养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养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养之功者也。

他之所谓省察，也不指默坐时，而兼指的应事时。似乎栻工夫极缜密，熹开始也误认了他意思，所以说：

熹早从先生李侗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闻张敬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敬夫告余以所闻，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检故书，得当时往还书稿一编，题曰中和旧说。

熹又有《与栻书》，谓：

前此用心之左，向非老兄抽关启键，直发其私，诲谕谆谆，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区区笔墨，盖不足以为谢。

可见熹受栻之影响，不仅确认默坐澄心之偏，亦知专说心为已发亦不切。此后遂专拈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两语为学的。这是经过两人多番往复后所得。总之，湘学与闽学不同。熹先从学于李侗，后获交于栻，然后才对程门遗教，有更精更圆的体认。后人因谓熹先从栻，而后辨其非如王白田《朱子年谱》。又或谓栻早知涵养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涵养，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却平日一段涵养工夫，至晚年而后悟黄宗羲《宋元学案》。这两说，虽各有所据，然学者相互取益，思想上之逐步变化，极细极活，不能刻划求，亦不能死杀说。熹固受栻之影响，栻亦因熹而启悟。如其论已发未发云：

未发已发，体用自殊，不可溟涬无别。要须精晰体用分明，方见贯通一原处。有生之后，岂无未发之时，正要深体。若谓有生之后，皆是已发，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语录》所论，幸精思之。

这一段，仍本《知言》意，心为已发而性则为未发。这已和《知言》论性不同了。熹先曾是认栻此见，后来再说出心统性情；情是已发，性是未发，则心又兼统已发与未发。这些处，可见朱、张两人思想上之交互受益，递转递深愈入愈细之大概。我们却不该在此等处来争其立说之先后，判其成学之高下。人物代表着思想，我们却不必放轻了思想演进来争人物间之门户与是非。这是研讨宋明理学一最该先具的心地。

又熹有《评湘学》云：

湖南病正在无涵养，所以寻常都发出来，不留在家。

又说：

湖南一派，譬如灯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不即好。所以气局小，长汲汲然，张筋弩脉。

这些话也决不指栻言，栻则早已裁归平正了。所以后人说：

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

但从游于栻者甚众，却无一人得其传。大抵程门学统，必然该变了。若专主默坐澄心如闽学，便难免转染到禅学去。若如湘学，胡宏偏在思辨上，却没有张载般以礼作检。栻专用主一工夫，又似推扩不开，不易教学者真能由自己寻向上去。因此湘学终于不振，而闽学则因熹而大耀。

成书于1953年。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3年初版，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4月修订出版。该书在材料上多取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内容包括宋学之兴起、宋初诸儒、中期宋学、南渡宋学、金元诸儒、初期明儒、中期明学、晚期明学、明末诸遗老等，扼要地叙述了宋元明七百年间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分五十六目，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之叙述。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臻全盛。然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乃至于王阳明之学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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