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史传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
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文学理论专著。南朝梁刘勰作。十卷。分上、下编，各二十五篇。包括绪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五大部分。绪论包括上编《原道》至《正纬》四篇，是全书理论基础;文体论包括上编《辨骚》至《书记》二十一篇，论述各体文章性质、源流及其写作特点;创作论包括下编《神思》至《物色》二十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及写作技巧等问题;批评论包括下编《时序》至《程器》四篇，论述批评标准及方法，兼评历代文学和著名作家;总序包括最后《序志》一篇，说明写作动机和全书结构。此书以儒家正统文艺观为论文标准，虽含有封建思想杂质，但在文学与时代、艺术形象与艺术思维、文学体裁与风格、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欣赏与批评等方面，俱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并在前人理论遗产基础上，根据当时文学创作实际，总结阐发，建成一完整文学理论体系，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十分深远影响。因用骈文写成，加上征引浩繁，故历来注本较多。著名者有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本)、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本)、今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本)、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本)、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