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 柳冕 柳宗元 李翱皇甫湜 李德裕
貞元、元和之間，文風極盛，分道揚鑣，途徑不盡似，派别不盡同也。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曰：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其言足令人想象當時之盛矣。今録其時文學批評之論於後，自韓愈外，凡四家，柳冕、柳宗元、李翱、皇甫湜，附以李德裕之論。
一、柳冕字敬叔，河東人，博學富文辭，累官太常博士，德宗朝罷爲婺州刺史，兼福建觀察使。敬叔之論，好言文章與道之關係，與韓愈同，然有根本不同者，愈之所重在文，而冕之所重在道。故愈推重司馬相如、揚雄之文，而冕則認爲文多用寡，是爲一技，君子不爲。合而觀之，可以知矣。
柳冕之論，首言文章之本，本於教化，教化所發，系於性情。此言于《與盧大夫書》《答鄭使君書》《與徐給事書》等屢言之：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與盧大夫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系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與徐給事書》）
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系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答鄭使君書》）
敬叔所懸之鵠的，在乎文與道合，至於文多道寡，則斥之爲藝，斯爲下矣：
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及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答裴尚書書》）
冕之論文，所重在道，故批評標準以此爲轉移，遂與韓愈之説相左：
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與盧大夫書》）
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反，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與徐給事書》）
敬叔《答楊中丞書》，亦稱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大抵敬叔之論，重道而不重文，重質雅而不重豔麗。皇甫湜爲《韓文公墓銘》，稱其淩紙怪發，鯨鏗春麗，自敬叔觀之，正其所病也。唐代之古文家，其議論之不相同者如此。
柳冕論文亦及氣字。《答楊中丞書》首言學文而不知道，爲有才者之病，繼之即曰：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道。此言與退之所謂氣盛言宜者近似，而敬叔之言較爲深入。
二、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與韓愈齊名。宗元《答韋中立書》，亦以此自許。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其餘不足多也。
宗元《答韋中立書》，稱文者所以明道，與愈説同，《楊評事文集後序》稱文有二道：
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册也。比興之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謡誦也。兹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 [1]
宗元對於古代之文，尤推重西漢，與弟宗直搜討排比，爲《西漢文類》，宗元爲之叙曰：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謡，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
《答韋中立書》于文章之途徑，言之至爲詳贍，宗元文章之所自出，於此可以見之：
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三、李翱字習之，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後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嘗從韓愈學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唐人稱習之退之侄婿，似不肯相下，雖退之强毅，亦不敢屈以從己，弟子之者，惟籍、湜而已。
翱之持論，見於《寄從弟正辭書》，及《答朱載言書》。《寄從弟書》中，力辟輕視文章之論：
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没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爲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
習之此論，分由文章而仁義，與由仁義而文章爲二層，而以性、習分别系之，其言較韓愈爲醇正。宋人謂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其言指此。《答王載言書》，首分别六經之旨與六經之辭言之：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别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綴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
當時之言文章者六説，習之於書中列舉之：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習之於此六者，皆認爲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其所立爲文章之準則者凡三。其言曰：
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併，乃能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能必傳也。
四、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仕至工部郎中。持正之論本於退之，其言文章以奇麗爲尚，與李翱之説異，大指見於《答李生》兩書中：
夫意新則異于常，異于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答李生書》）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于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答李生弟二書》）
持正評論時人，亦多見精彩，評元結詩文，則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結多餘態。《韓文公墓銘》曰：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酬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其他評論，具見《諭業》一篇，文繁不備。
五、李德裕字文饒，敬宗時爲浙西觀察使，武宗時由淮南節度使入相。文饒不以文名家而其持論有特出者。著《文章論》言文氣，其語較韓柳諸家爲深入：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悦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
篇中又論聲律之蔽曰：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其言得之。文饒復有光景常新之説，其言曰：
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
文饒嘗舉其《文箴》云：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要之自其見地論，文饒之言，不可忽視也。
* * *
[1] 1933年講義下云：序中對于唐代文人，獨推重陳子昂，以爲足以稱是選而不怍，次則稱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