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 吕本中 韓駒
山谷、後山之詩，聲名既起，流傳滋廣，然江西詩派之稱，至吕本中而始大，風靡一代，自兹起也。本中字居仁，曾祖公著，祖希哲，父好問，皆有聲於世。秦檜既相，居仁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議不合，檜風御史劾罷之。有《東萊集》、《紫微詩話》及《吕氏童蒙訓》。《紫微詩話》多述家世舊聞，友朋新作，較之《童蒙訓》，其論詩發明處，翻不能及。《童蒙訓》今所傳者已非原本，其論詩諸條，尚可自《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中輯出，論文諸條，見元人《修辭鑒衡》，不及論詩之精核也。
居仁論詩以《江西宗派圖》最得名，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居仁爲之序，略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録其名字以遺來者。
居仁此圖，自云少時率意而作，語見《艇齋詩話》。胡仔駁之曰：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反覆抑揚，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其後宋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清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録》，對於居仁亦持異論，今不贅。
居仁論詩第一重在悟入，《童蒙訓》云：
作文必要悟入，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于文，魯直之于詩，蓋盡此理矣。
又《與曾幾吉甫論詩第一帖》亦云：
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稍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
山谷教人，凡作詩須要開廣，居仁亦主此説。曾吉甫以詩求正于居仁，居仁報之以《第二帖》云：
其間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去，須於規模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于古矣。試取東坡黄州以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如此則知所以爲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遠，非後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本中此帖論規模大、波瀾闊，與山谷之言合，深得論詩宗旨。《與曾帖》不知作於何時，度在本中中歲以後，故于江西學者有違言。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編》成於紹興二十六年，上去居仁之死不足二十年，中云：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亦失江西之意乎？此言於本中所稱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者，直指其原因所在。蓋宗派既成，稗販依附者麕集，度居仁對此，亦無如之何也。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本中《童蒙訓》述此言後，繼之曰：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居仁之論重在立意，故述徐師川作詩應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之旨。又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鋭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居仁論詩專主活法。方回論居仁《江梅》詩云：後人看居仁詩，專以工求，則不得其門而入，如以活求，則此詩亦可參。深得其意。居仁之説，見《夏均父集序》者如次：
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法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昔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
在江西派諸家中，居仁以句法最得名，其論諸家句法處，語甚卓越。《童蒙訓》云：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爲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余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摇，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句中眼之説起於山谷，前此已述，居仁於此亦有論及：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則字字自響。
潘邠老即大臨，江西派中人，謂響字即致力處；居仁謂致力處即是活處，語皆細微入妙。後人于句眼、響字二語，每生誤解，觀此可恍然悟矣。
居仁論文，極推永叔、子固，深有得于紆徐委曲之趣，又稱蘇之于文，黄之於詩，深得悟入之妙。《童蒙訓》又云：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打猛諢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喑，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上於東坡所長，言之極精，然居仁于古人短處，知之亦甚明，如云：
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
此語與《後山詩話》所稱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一條，互相證明。大抵彼時有此公論，故後山能言之，居仁亦能言之。《四庫總目提要》以《後山詩話》此條，于蘇黄俱有不滿之詞，謂其殊不類師道語，未足爲定論也。
與吕居仁同時，其議論可以互相發明者，有韓駒。駒字子蒼，蜀仙井監人，政和中進士出身，累官至中書舍人，紹興中知江州，卒於撫州，有《陵陽集》。其論詩之説，見范季隨輯《陵陽室中語》。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云吕公强之入派，子蒼殊不樂，此語近是，然克莊謂其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殊未允。子蒼之論，有與當時江西派相同者，如其重視句眼者是。又子蒼云：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其語可與《後山詩話》之説相證。
子蒼論詩有飽參之説，《贈趙伯魚》詩云：學詩當如初參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參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此詩以禪喻詩。《陵陽室中語》亦云：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語此。
子蒼論詩，貴語脈連屬，意境蟬聯。如云：
凡作詩使人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篇，方爲至妙。如老杜莽莽天涯雨，江村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是也。
大概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脈連屬，如有理詞狀。古詩云：唤婢打鴉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可爲標準。
其次則重用字之法，當時詩人于此點，皆兢兢置意，子蒼亦喜言此。《陵陽室中語》云：
僕嘗請益曰：下字之用當如何？公曰：正如弈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著，顧臨時如何耳。僕復請曰：有二字同意而用此字則穩，用彼字則不穩，豈率于平仄聲律乎？公曰：固有二字一意而聲且同，可用此而不可用彼者。《選》詩云亭皋木葉下，雲中辨煙樹，還可作亭皋樹葉下，雲中辨煙木否？至此唯可默曉，未易言傳耳。
《詩人玉屑》録《少陵詩總目》云：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嘗與太史公諸贊並駕，學者宜常諷誦之。子蒼此論，評識可稱至當。 [1]
子蒼論唐宋詩之分别者，如云：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至其對於山谷，似不甚謂然。《陵陽室中語》云：
一日，因坐客論魯直詩，體致新巧，自作格轍。次客舉魯直《題子瞻伯時畫竹石牛》詩云：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鬬殘我竹。如此體制甚新。公徐云：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入没。蓋是李白《獨漉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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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後云：晚年酷愛韋蘇州詩，有書與人，輒令多讀杜陵、韋、柳，其對於樂天詩，亦不輕視。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遠到。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