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附李東陽 [1]
明代文壇派别之紛雜，與兩宋相類似。自弘、正後，迄于隆、萬，其時主持壇坫者，則有前後七子，一呼百應，奔走天下，譽之者謂爲盛唐復生，漢魏不遠，而詆之者呼爲贗體，爲古人影子。此中諸人亦有異同，何、李有隙末之歎，李、謝有反唇之稽，則派别之中，復有派别矣。當後七子鼎盛時，震川伏處荒江，不爲所懾，專力古文，孤芳自賞，其論與唐、茅諸人相出入，則又有古文家之論焉。萬曆間崑劇興盛，而王伯良、吕勤之，皆於時成書，亦足以備一派之説。自是而後，竟陵、公安之派大張，論詩論文，漸入歧途，迨乎雲間燃王、李之死灰，虞山發茶陵之舊説，則滿族入關，明社亦屋矣。今總其大凡，略述於次。
前七子之説盛於弘治、正德間，而爲之卵翼者，則有李東陽。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八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西涯一人而已，有《懷麓堂集》《懷麓堂詩話》。西涯于詩，大抵祖滄浪之説，故云：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於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功，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殢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説，未嘗有失。又嘗舉詩有别材之説，而曰論詩者無以易此。
西涯論詩在虚字上用功夫，如云：
詩用實字易，用虚字難。盛唐人善用虚，其開合呼唤，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余所獨得者。 [2]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進士，官至户部郎中，有《空同子集》，與何景明、邊貢、徐禎卿，稱爲弘正四傑。四人又與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稱爲前七子。王士禛云：明弘治間，李、何崛起中州，吴有昌谷爲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曆同風。
空同雖以復古爲幟，然對於詩人本原，識之不可謂不真，其言見於《詩集自序》，而得之于王叔武：
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里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
《潛虬山人記》亦空同作，其論大抵歸於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兹矣，故曰無詩。其他如《缶音序》亦曰：黄、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座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空同之薄視宋人，要爲明代之常言，其批評論之較爲重要者，在其與何景明往復諸書中見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進士，正德間官至陝西提學副使，號大復山人，有《大復集》。大復初與空同相得甚歡，名成後互相詆諆，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大復自述其詩源淵漢魏、初盛唐者，見於《海叟集序》，如云：
景明學詩，自爲舉子歷宦，於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也。蓋詩雖盛于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如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
在此序中，大復對於李、杜歌行，尚認爲可法，至《明月篇序》，則更進一步對於少陵歌詩，加以批評：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沈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沈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 [3]
兩人往復論詩之書，今《空同集》存兩篇，《大復集》存一篇，度當時必更有多篇，今已删佚。空同始則以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大復，以救其俊亮之偏。大復覆書首言二家之别曰：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仿形跡。《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意，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詞，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爲柔澹，重濁剜切以爲沈著，艱詰晦澀以爲含蓄，野俚輳集以爲典厚，豈惟謬于諸義，亦並其俊語亮節而失之矣。
大復《與空同論詩書》又謂：今爲詩不推其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跡，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己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 ，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僕，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其他以古人影子，以摇鞞鐸譏空同者，尚不一。至於書中論詩文不易之法者，則其言尤爲突兀：
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比空同嘗稱陸、謝矣，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
大復菲薄陶、謝、昌黎，以爲詩文古法，自兹而亡，雖自申一家之説，不求共曉，然以辭斷意屬、聯類比物爲法，淺薄已甚，故空同詰之曰：
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著雄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
空同又言不泥法而法常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其言似矣。然其與周祚書，又稱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則影子之譏，不爲無據。牧齋《列朝詩集》評爲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訛種，蓋有所見。 [4]
徐禎卿字昌穀，吴縣人，弘治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少與祝允明、唐寅、文璧齊名，號吴中四才子，登第後與李、何遊，詩境一變，名亦相亞，年三十三卒，有《迪功集》、《談藝録》。漁洋《論詩絶句》曰：文章煙月語原卑，一見空同迥自奇，天馬行空脱羈靮，更憐《談藝》是吾師。即指是書。其書述詩理，語簡言賅，誠爲吾國文學批評中有數之傑作，固非空同、大復之論可得比擬也，略舉數節於次：
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閑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户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詞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
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雝，公宴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誇而乏雅；華疏彩繪，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遊，中無植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勖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遥，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横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和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爲病焉。
昌穀之論，大意謂漢詩爲堂奥，魏詩爲門户，其論别漢、魏七子者，語亦精整，然古人篇什，半就遺佚，摘瑕舉疵，不無少過。其言云：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峭，割曳綴懸，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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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本節題作李東陽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1937年修訂本目録改作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附李東陽，修訂稿不存，但《大綱》已據改篇題。
[2] 1933年講義下云：其次則重音律，《懷麓堂詩話》中屢見之，如云：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爲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宫》《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趫健，以别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西涯之論又謂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與後代神韻之説，有可以冥合者。又論律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指摘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之句，以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其言亦有見地。至於逐字逐句摹仿古人，尤斥爲無以發人之情性，乃門下之李空同，反以此自憲，誠西涯所不及料也。
[3] 1932年講義下云：大復評摘少陵歌詩，一、調失流轉。二、風人之義或缺。此兩項中，或因或果，故名爲二者，實則一途。至以詩歌變體評之，認其歌行反在四子之下，此則獨抒己見，足以引起後人之疑猜。然就其主張言，詩必本諸性情而後爲風，而後爲上，與空同所謂真者相同，二人之言如出一轍。
[4] 1932年講義下云：李、何之争，中分壇坫，學士文人左右袒護，然二人持論，往往不能自圓其説。艾南英《答夏彝仲論文書》曰：古人往復辯難之書，有兩是而可以俱存者，如朱子於陸子靜之無極太極，於陳同甫之王伯，柳子於劉禹錫之《天論》，是也。有兩非是而不足存者，則近日李、何之論文，如夢中人對人説夢是也。其言或不無過當，亦何、李有以自取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