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 曾國藩
有清叔季之間，以事業文章著者，無踰曾國藩右。國藩字滌笙，道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再起治兵事，負天下重望，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于任，諡文正，有《曾文正全集》。曾氏治古文於桐城派中衰之後，一以雄肆變其紆緩，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云：曾文正以雄直之氣，宏肆之識，發爲文章，冠絶古今。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塗跡並合。其言可謂得之。
滌笙有《歐陽生文集序》，論桐城派之原委甚悉，至其評論歸、方、姚三家，語見《日記》者如次：
明惟震川，近惟望溪，不受八家牢籠。震川爲人疏通知遠，蓋得力于《尚書》，而爲文根源，全出《史記》；望溪爲人嚴氣正性，蓋得力於《三禮》，而爲文根源出於管、荀，故文章整飾嚴峻。二人皆性情醇古，每出一語，真氣動人，其發于親屬叙述，家常文字，尤質樸懇至，使人生孝弟之心，此真《六經》之裔也。姚惜抱文略不道家常，意在避俗求雄，然惜抱性情蕭疏曠遠，至於質樸淳厚，實不及歸、方，即便效之，亦不能工。惜抱文别創風韻一宗，然却受震川牢籠，其高者可追《史記》，得其風趣，其下者修辭飾雅，僅比元人。蓋惜抱名爲闢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
桐城派席韓、歐之餘習，每並文與道爲一談，至惜抱更舉義理、考證、文章爲學問三事。曾氏於古文及言道二者，知其不可强合，故《覆吴南屏書》云：僕嘗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可説理耳。《與劉霞仙書》言之更切，如云：
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横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説理窟及各語録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奥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悦。
滌笙《家訓》又云：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敻絶群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語與前書所稱之掃蕩舊習，赤地新立者相同。其論古文諸家者，亦多從此著眼，《日記》云：
退之以揚子雲化《史記》，子厚以《老》《莊》《國語》化六朝，介甫以周秦諸子化退之，子固以三《禮》化西漢，老蘇以賈長沙、晁家令化《孟子》《國策》，東坡以《莊子》《孟子》化《國策》。於此可求脱胎之法，即可求變化之法。若拘步一家之文，即能與之並，不能成一家言。朱子之文傑出，尚不免爲子固所掩，況其他乎？八家惟韓、歐、東坡門徑最大，故變化處多。老蘇惟《權書》能化，子厚惟辨諸子、記山水能化，子固惟《目録序》能化，以其與生平文格不相似，而實能深入古人妙處。
曾氏持論，主駢散相通，故庚申三月《日記》云：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覆吴子序書》云：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送周荇農南歸序》言之尤切，其《家訓》亦言之。
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摋一切。（《送周荇農南歸序》）
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晁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奥，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淩駕子長、卿、雲三人，戛戛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
姚氏《古文辭類纂》爲古文家衣缽，曾氏則有《經史百家雜鈔》，併姚氏之十三類爲九，而增叙記、典志二類，此則史家之作也。曾氏又謂纂録古文，不復上及《六經》，名爲尊經，然舍經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又云：姚氏不載史傳，以爲不可勝録，然其書奏議類中録《漢書》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録《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録乎？皆其識見突過前人處。滌笙又有《古文四象》一書，太倉唐先生論其書：目次頗多率略，又古人文之膾炙人口者，如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叙》（陽剛之至美者），歐陽永叔《瀧岡阡表》（陰柔之至美者），皆未入選，意者其未成之書歟！今不贅。滌笙之言陰陽剛柔，本於惜抱，略録其説如次：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説，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志類、叙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别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是意推之。（《日記》）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于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温厚之氣，得于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于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于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聖哲畫象記》）
滌笙《日記》有古文八字訣，所謂雄、直、怪、麗、澹、遠、茹、雅是也。後以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最後定爲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各作十六字贊之，録於次：
雄 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直 黄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换無跡。
怪 奇趣横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 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 衆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
遠 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潔 冗意陳言，纇字盡芟。慎爾褒貶，神人共監。
適 心境兩閑，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姚、曾論文，同主陰陽剛柔之説。惜抱所得，於陰柔尤深，《與王鐵夫書》嘗言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蓋其自言者如此。滌笙《覆吴南屏書》論惜抱之文，爲世所稱誦者，皆義精而詞俊，敻絶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陽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説，又嘗自謝爲才弱矣。曾氏則不然，其所得者於陽剛爲近，故屢言好雄奇瓌瑋之文，而所以求之於行氣、造句、選字、分段落者，言之尤纍纍，略述於次。
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詼詭，則余願償矣。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爲行氣不易之法，爾宜先於韓公倔强處揣摩一番。
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粗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于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于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録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以上《家訓》）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淸。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紓非紓，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辛亥日記》）
《日記》中論《史記》及韓文諸篇，分析評較，皆有條貫，語繁不更録。滌笙又有《十八家詩鈔》，與《經史百家雜鈔》，同爲有名選本。《聖哲畫象記》云：於古今詩家，篤守四人，唐之李、杜，宋之蘇、黄。要之其神感所屬，仍于宋人爲近，故《日記》稱七律專讀黄庭堅，七絶專讀陸游。滌笙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之屬；鈔古今詩，别增一機神之屬。《日記》中釋機神二字，語至永，然《十八家詩鈔》列氣勢、識度、情韻諸目，别增工律之屬，而無趣味、機神之稱，豈其意中變乎？録機神之説於次。
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彖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托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穀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即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絶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