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　謝榛　王世貞 [1]

嘉靖、隆慶之間，後七子之焰復熾。後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吴國倫。諸人之中，攀龍之名最著，世貞之才最高，然其初實皆以謝榛爲魁。

榛字茂秦，臨清人，自號四溟山人，刻意爲歌詩，有聞於世。嘉靖間游京師，攀龍等方結社，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茂秦曰：選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攀龍贈詩曰：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爾長。世情摇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塵動渺茫。其後諸人交惡，擯不與伍，然茂秦詩名自若，論詩之作，有《四溟詩話》。

茂秦之論，在於合初盛唐之長以爲一，故云：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藴乎内，著乎外，其隱見異同，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鵰，清逸如九皋鳴鶴，明浄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絶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若易牙以五味調和，則爲全味矣。

明人習氣諱言宋、元，故攀龍選《詩删》，唐後即數有明，至於二代，等諸自鄶以下。茂秦亦云：《瀛奎律髓》不可讀。間有宋詩，純駁於心，發語或唐或宋，不成一家，終不可治。又曰：詩不可太切，太切則流于宋矣。此皆見其擯斥宋人之意。 [2]

茂秦之論，著力處盡在一字一句之間，較之宋人，所見尤小，王世貞評其詩如大官舊庖，爲小邑設宴者，非虚語也。其言如云：

歡紅爲韻不雅，子美老農何有罄交歡，娟娟花蕊紅之類。愁青爲韻便佳，杜子美澄江銷客愁，石壁斷老青之類。凡用韻審其可否，句法瀏亮，可以詠歌矣。

由論字更進一步則更爲前人改詩，如云：

凡練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許渾《原上居》詩：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遥。此上一字欠工，因易爲羈愁秦樹老，舊夢楚山遥。釋無可《送裴明府》詩：山春南去櫂，楚野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因易爲江春南去櫂，關夜北歸鴻。劉長卿《别張南史》詩：流水朝還暮，行人東復西。此上二字欠工，因易爲旅思朝還暮，生涯東復西。周朴《塞上行》詩：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欠工，因易爲巷冷幾家月，人孤千里心。諸作完其造物，以俟後之賞鑒者。

茂秦對於律詩，尤著意落脚字。論杜牧之《開元水閣寺》詩云：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聲，韻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此言嚴去上之分，其論是矣。李天生云：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其論蓋發源於此。然茂秦改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爲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則與全詩之寫晚景者違忤，宜乎爲《四庫全書提要》所譏也。《藝苑卮言》云：謝山人謂澄江浄如練，澄浄二字意重，欲改秋江浄如練。余不敢以爲然，蓋江澄乃浄耳。後此漁洋《論詩絶句》云：何因點竄澄江練，笑殺談詩謝茂秦！亦譏之也。大抵茂秦之論，其細碎可笑，有句無章者類此。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後官至刑部尚書，移疾歸。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晚年始漸造平淡，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等。錢牧齋云：元美始與李于鱗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以號令一世。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氣勢，足以翕張賢豪，吹嘘才俊，於是天下咸望走其門，若玉帛職貢之會，莫敢後至，登壇設墠，近古未有。其聲勢可知矣。今述元美之説於次，又牧齋别著其晚年定論，附見歸有光之説後。

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創爲不讀唐以後書之説，前後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李攀龍之于文，自許秦漢，詩則並唐人之古詩而斥之曰：唐無古詩而自有其古詩。元美《李于鱗先生傳》記其論云：

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于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句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于古之作者而已。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于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

要之前後七子之論，所謂詩亡舉大曆以下，文亡舉東京以下者，大抵相同。明人論文，自宋濂以降至王、唐、茅歸，推尊八家，此一派也；前後七子進而高論秦漢，此又一派也。就秦漢諸家中，于鱗、元美之所推崇，與昌黎《答劉正夫書》所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亦略有異同。今録元美論文之説於次：

莊生之爲辭，洸洋猋忽，權譎萬變。列氏時出入而稍加裁。至漢而《淮南子》出，其言不盡繇一人，其所著載，兼括道術事情，最號總雜而文最雄。乃左氏則采輯《魯史》而自屬以己法，以爲《春秋》翼，蓋天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又衰，浸淫而爲六代，彼六代者見以爲舍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漓而益就衰。昌黎、河東氏之所謂振，振六代之衰，欲以追四子而猶未逮也。宋則廬陵、臨川、南豐、眉山者，稍又變之，彼見以爲舍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益就下。（《古四大家摘言序》）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説也。《新唐書》，贗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爲《新唐書》之簡，不若爲《南北史》之繁；與其爲《宋史》之繁，不若爲《遼史》之簡。 [3]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虚。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以上《藝苑卮言》）

元美之論，謂八家不足以追秦漢，歐、蘇之虚不若韓、柳之實，持論甚高，雖七子之文不足以起其意，至其所論，不可謂無所見也。元美于李、何諸人，知之甚審，故贈李于鱗序謂仲默沾沾，氣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修麗靡弱，不習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詞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李于鱗先生傳》亦謂于鱗之文，駭與尊賞者相半，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其後元美之弟敬美《與兄書》，亦稱其諸小論稍質于歐、蘇而微弱于韓、柳。蓋前後七子，本不以文見長也。然元美于王慎中、唐順之一派之依附道學揭橥古文者，則攻擊備至。《贈李于鱗序》云：

某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論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文大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士於文當根極道理，亡所蹈，奈何屈曲逐事變模寫相役也。吾笑不答。於乎！古之爲詞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詞，今之爲詞者，詞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由秦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勝窮也？代不乏司馬氏，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胡至今竟泯泯哉？蔡子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録中語，喋喋而沾沾，繁固奚當也？

元美論詩，推重盛唐。《徐汝思詩集序》云：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力沈而雄，其言融而無跡，故曰盛唐其則也。今之操觚者，日嘵嘵然假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力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而闊視曰：吾何以盛唐爲哉？至少陵氏，直土苴耳。汝思往與餘論詩，固甚恨之。序中所謂盛唐，兼包少陵而言，與嚴羽、高棅之指不盡同。故《藝苑卮言》極推少陵，如云：

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間爲之可也，不足多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4]

元美於宋人之詩，頗稱東坡、放翁，對於山谷，排斥特甚。山谷於詩，特重少陵夔州以後之作，而元美著眼，則重大曆以前，其見地迥異故也。《藝苑卮言》云：

詩格變自蘇、黄，固也。黄意不滿蘇，直欲淩駕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粗，楊萬里、劉改之俱勿如也。

明人詩文，前後數變，元美有《答王貢士文禄書》略論之。至其評論大復、空同、于鱗、茂秦諸人之語，見《藝苑卮言》，録於次：

國初諸公承元習，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稍有則矣，旨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矣，其失靡而浮。晉江諸公又變之爲歐、曾，近實矣，其失衍而卑。故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辟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新建肇基，晉江、毗陵藻棁；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泛瀾，如是而已。（《答王貢士文禄書》）

詩：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渠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鳷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謝茂秦如大官舊庖，爲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

文：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瑰寶，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瑰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以上《藝苑卮言》） [5]

元美於空同、于鱗之病，皆能深知灼見。《藝苑卮言》云：獻吉之于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語雜：易則沈思者病之，雜則顓古者卑之。 [6] 于鱗詩文最爲後人所不滿者，在其摹仿剿襲。元美《與張助甫書》，言之至切，如云：于鱗節奏上下，瞽師之按樂，亡勿諧者，其自得微少。優孟之爲孫叔敖，不如其自爲優孟也。至其對於同時唐宋派古文家之文，則云：王道思如京市中甲第，堂構華焕，巷空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可多憾。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語皆加以貶斥。

《藝苑卮言》附録有《論詞曲》一卷 [7] ，論詞無精采，其論别南北曲者如次：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8]

元美于北曲推《西厢》壓卷，同時松江何元朗極稱鄭德輝，以爲在《西厢》上，元美駁之云：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 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爲出《西厢》之上。《 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没賓白，全剽《西厢》；《王粲登樓》，事實可笑，毋亦厭常喜新之病歟？

何元朗論南劇以爲《拜月亭》在《琵琶記》上，元美以爲不然，後沈德符《顧曲雜言》又右元朗。録元美之説於後：

則誠所以冠絶諸劇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譏本也。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腐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 [9]

* * *

[1] 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謝榛李攀龍王世貞，修訂稿不存。1933年本講義自批：應補李于鱗，《選唐詩序》（全）及其論元美及五唐諸家處。另引李攀龍《送王元美序》，均録存於附録二。

[2] 1933年講義批語將此節删去，《大綱》仍保留。

[3] 1932年講義下云：元美之論，自詡甚高，若法吏坐於堂上而斷堂下人之曲直，然其不近人情之處亦可見。以庸陋二字蔽唐宋兩代之文，唐宋不能承也。《新唐書》刊削浮詞，易招太簡之譏。然南北史摭拾諸書，自致繁重，不以此見長。至於遼代，書籍記載，流入中原者有禁，史傳簡闊，正病于文獻之不足徵，豈以是見貴哉？

[4] 1932年講義下云：元美評李長吉，謂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其語至允。又謂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怪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評盧仝、鄭嵎，頗持雅正之論。歌行推盧、駱，何大復《明月篇序》之遺意也。

[5] 1932年講義此下云：元美論文推空同、于鱗爲瑰寶，後世乃以贋體名之。蓋生於後代，遠摹古昔，非特不周於用而已也，至元美對于同時古文家之文，則云：王道思如京市中甲第，堂構華焕，巷徑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語皆如此貶斥。

[6] 1932年講義下又引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修有六朝之學而非其才。後云：有明一代，于鱗實爲笨伯，雖微吾長夜，自負不凡，而才同襪綫，貽譏良深。元美阿其所好，至云：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乃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良可駭矣。録其分評于鱗諸體者于次，能見泰山而不能自見其睫，立論往往有所蔽者，常如此矣。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横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絶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纒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艱，獻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7] 1932年講義于第四十三章述臧晉叔曲論後云：《藝苑卮言》初行時，中有論曲二卷，其後另行，然元美之才本不以論曲見長。晉叔《元曲選序》中抨之者不一，後此王驥德《曲律》亦謂元美談詩談文，具有可采，而談曲便不中窾。蓋人各有能不能，無足諱也。

[8] 1932年講義批：此説本魏良輔《曲律》，《元曲選》序力攻之。

[9] 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後增王世懋胡應麟一章，修訂稿不存。講義批語多録二家所論，今輯于書末附録二。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