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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 王夫之 顧炎武

2025-08-30 18:25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夫之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瞿式耜薦于桂王,授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稱爲船山先生,所著《船山全集》三百餘卷。有《詩譯》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内篇》一卷、《外篇》一卷,其尚論詩文者見於此。或合《詩譯》及《夕堂永日緒論内篇》爲《薑齋詩話》。

船山之論,首言琢字之陋。明孫鑛評點《考工》《檀弓》《公》《穀》諸書,剔出殊異語以爲奇峭,船山直謂諸書亦何奇峭之有,故云文字至琢字而陋甚,以古人文其固陋,具眼人自和哄不得。又云: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説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由琢字更進而論琢句,船山則謂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又云:

聞之論弈者曰:得理爲上,受勢次之,最下者著。文之有警句,猶棋譜中所注妙著也。妙著者求活不得,欲殺無從,投隙以解困戹,拙棋之争勝負者在此。若兩俱善弈,全局皆居勝地,無可用此妙著矣。非謂句不宜工,要當如一片白地光明錦,不容有一疵纇。自始至終,合以成章,意不盡於句中,孰爲警句?孰爲不警之句者?

宋人論詩,好言句眼、詩眼,自山谷以降,二百年間,會心結意者皆在此,船山直以一笑置之,雖論詩不以反江西派得名,而自來論者,未能先之也。江西派論詩要出處,船山則斥之曰: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豈以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出處耶?用意别則悲愉之景,原不相貸,出語時偶然湊合耳。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宋人好以情景立論,見於《瀛奎律髓》者,彰彰可考,船山則謂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至於起承轉合,八句四柱之論,船山則云:

起承轉收以論詩,用教作幕客,作應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爲一首尾也。塾師乃以此作經義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蠚蟲相銜,成青竹蛇而何?兩間萬物之生,無有尻下出頭,枝末生根之理,不謂之不通,其可得乎?

大要船山於宋人之作,少所許可,於詩然,于文亦然。故《夕堂永日緒論》云:

學蘇明允猖狂譎躁,如健訟人强詞奪理。學曾子固如聽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緊話,扳今掉古,牽曳不休,令人不奈。學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轉折煩而精神不屬。

船山論詩,上推於《三百篇》之興觀群怨,此爲其立論一大關鍵。如云:

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於《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坐在人心,流連跌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於《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罝。陶冶風情,别有風旨,不可以典册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

賜名大國虢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而勿删,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耳之不相爲代也久矣。

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群,《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自來詩文立一派别,成一名目,即有若干鈍才,依傍門户,其派之所以得成大名,即在此若干人之影響附會,而此輩之喧争叫呶,亦往往足以舉其全派而傾之。此種風習,至明代而極盛,船山於《夕堂永日緒論》痛言之,上下千年,目光如炬,不憚辭費,迻録於次:

建立門户,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附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嗣是而興者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客、陶公,乃至左太沖、張景陽,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降而蕭梁宫體,降而王、楊、盧、駱,降而大曆十才子,降而温、李、楊、劉,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陽、琅琊、歷下,降而竟陵,所翕然從之者,皆一時和哄漢耳。宫體盛時,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筆縱横,不屑煙花簇湊。唐初比偶,即有陳子昂、張子壽扢揚大雅,繼以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未嘗黨同伐異,畫疆墨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於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幾同觴令。胡元浮豔,又以矯宋爲工。蠻觸之争,要於興觀群怨,絲毫未有當也。

至其論明代作家者,其語如次:

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尚異科,其歸一也。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爲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數公。若劉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劉彦昺之高華,貝廷琚之俊逸,湯義仍之靈警,絶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次則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穀之密贍,高子業之戌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沈酣自得。正以不懸牌開市,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豈與碌碌餘子争市易之場哉?

顧炎武,崑山人,初名絳,字寧人,居亭林鎮,因號亭林,明諸生,魯王時與同里歸莊起兵,官至兵部職方郎中,明亡,周遊四方,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所著《日知録》最爲精詣,其他凡數十種。有《救文格論》《論史家之誤》《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論史家追紀日月之法》《論年號地名姓名》《論古人必以日月繫年》等凡十數條,大旨爲史家而發也。其論文之作,見於《日知録》卷十九。又卷二十一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日知録》卷十九首言文須有益於天下,此爲亭林論文之主旨:

文之不可絶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説,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亭林此言,爲其著眼獨高處。《與人書》曰: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叙》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絶,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亭林此書,與前説同。

卷十九中痛論文人求古之病,文人摹仿之病。其論求古之病曰: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剿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爲不稱。語至切當。其論摹仿之病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與人書》亦云: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脱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亭林此言,與船山之言,可以合參。蓋依傍古人,與依傍門户,其病正一途也。

修辭立其誠一語,爲文學批評中不可磨滅之論。蓋文學之作,多以抒寫情感;使情感而能作僞,則文辭直可投地。《日知録》文辭欺人一節,論之至切。明清之際,士人流品至雜,阮大鋮身爲匪人,《詠懷堂詩集》自比淵明,直可令人失笑,此則情辭之僞,無足置論者也。亭林云: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詞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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