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 侯方域 魏禧 [1]
清初作家，一時稱盛，侯方域、魏禧、毛奇齡、陳其年、朱彝尊、王士禛等，先後繼起，牧齋、梅村有聲前代者，尤無論矣。然溯諸人師承所在，多半出自明人，蓋承天啓、崇禎文盛之後，始克臻此，非無故也。今述侯、魏二家之説於此。
方域字朝宗，商丘人，明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號四公子，有稱於世，清人入關後，嘗一應舉，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七，有《壯悔堂集》。朝宗古文才氣奔放，與魏禧齊名，稱侯魏。其論文之説見集中《與任王谷書》：
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盛，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于中流也。
書中又謂行文大旨，全在裁制，其言云：當其閑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横，必至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摶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没，神力變態，轉更夭矯。彭士望《與魏冰叔書》，嘗評之爲最高之論，謂朝宗學《史記》寫生，全在於此。然朝宗之文，文士之文也，其所得在此，其所言亦止於此。魏禧等諸人，則有所謂志士之文，其持論往往突過朝宗。
禧字冰叔，號勺庭，寧都人，與兄際瑞、弟禮，並治古文，號寧都三魏，而冰叔之文最高，人號曰魏叔子。明亡移家翠微峰，士友多往依之，彭士望、林時益等亦至，世所稱爲易堂諸子者也。冰叔于文好《左氏傳》及蘇洵，爲文主識議，淩厲怪傑，康熙十九年卒，年五十七，有文集、《左傳經世》等書行世。彭士望《與冰叔書》，共期以爲志士之文，謂：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即深自矜負，正其巧于容悦，間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固非此不傳也。志士之文，如樂出虚，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其天倪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駡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百折不挫之愚誠，貫徹中際，其行文出没，無纂組雕削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即立韓、歐、班、史於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强其所不同以求必肖，況下此區區者乎？此言深得冰叔論文之蘄向，所謂百折不挫之愚誠，所謂不知非笑之爲非笑，皆志士之文與文人之文不同處。
冰叔論文，以爲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於天下，在於積理而煉識，其説見於《宗子發文集序》及《答施愚山書》，分述於次：
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婦，米鹽淩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醖釀蓄積，沉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宗子發文集序》）
所謂練識者，博學于文而知理之要，練於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非真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矣。（《答施愚山侍讀書》）
《宗子發文集序》謂不關天下國家之故，雖有奇文，亦可無作，此言與顧亭林之説合，至謂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殊見識力。《冰叔日録》又謂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蓋爲子孫則有得于古人真血脈，爲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其意亦可見。至序中所稱理字，與晦庵一派理學家所稱之理字不同，而與蘇門諸人所言明理之説相近。
古今事理，隨物賦形，操識遇物，因人而異，理不必相同，識不容無異也。循是以論，則今人之文，不必與古人同，而古人之法，尤不足以盡賅今人之文。冰叔知之，故于《陸縣圃文叙》，首論文章之法曰：
文章之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爲橢、爲揱、爲眼、爲倨句磬折，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
冰叔以變爲文之法，此其見解獨到處。其《答計甫草書》亦云：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禄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此言尤與彭士望之説合，蓋易堂諸子之公論也。
自來論文之家，每有文隨世降之説，以爲自唐虞而三代、兩漢，而魏晉、南北朝，而唐、宋、元、明，文章每隨世運而遞降。此論在慕古心理較深者，每每易爲所動。冰叔則謂古今文章，大變有二：自唐虞以至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此論前半尚有可議，後半殆成定論，其説見於《論文篇》：
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
冰叔論當時人之文字，語見《宗子發文集序》，大旨謂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又《甘健齋軸園稿序》，有古文七弊之説，《日録》有三不必二不可之論，均録於次：
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紆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樸而不可晦重，可詳復而不可煩碎，可寬博而不可泛衍，可正大而不可方堵，可和柔而不可靡弱，語可以不驚人而不可襲古聖賢之常言，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而不可摇筆伸紙，輒以聖人大儒爲發語之端。（《甘健齋軸園稿序》）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異，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日録》）
計東嘗以汪琬之文質之冰叔，冰叔復書並論侯方域、姜宸英。諸人在當時皆以古文名，故冰叔及之，所謂某公者即指汪，至冰叔謂諸人雖工，不過文人能事，至於根本則又有説，此則自占地位處。《日録》又有論八家文字一節，今不録，略摘《答計甫草書》於次：
韓子曰：及其醇也，然後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間，惜其筆性稍馴，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割棄。然數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論。某公之不能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志最工，法度謹嚴，于碑志最得宜，是以冠于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讎》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不過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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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批：應添出汪琬之説。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侯朝宗 魏禧 汪琬，修訂稿不存。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