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为希望辩护

当中国的河流因饱含着女人的眼泪而变得苦涩，因汇入了男人的鲜血而变成红色，在那片迷惘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些饱经苦难的人们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

整个画面一片漆黑而没有一丝强光射入吗？当破败的城市要被重新建设，荒芜的土地被重新播种，兵荒马乱的生活被一个合乎情理的期望照亮的时候，是不是局势发展的进程正有助于和平岁月的早日来临呢？

持久和平的日子可能依然很遥远。的确，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真正持久的法制和秩序，同样值得怀疑。暂时的、靠不住的和解可能会达成，但是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的冲突还将延续几十年。

但是，即便在当前的自我毁灭过程当中，还是有许多事情正在完成，这对明天的中国来说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各派军阀在进行他们几乎持续不断的战役时，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了一种厌倦战争的情绪，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并足以抑制那些在统治国家时实施恶政者的野心和肆无忌惮的贪婪。

即使军阀破坏了自己军队所践踏的地区，他们也仍要在自己的地盘上修路。如果一个派系通过使用摩托化的交通而赢得了战争，其他派系就会牢牢地记住这一教训，开始修建新的公路并从国外订购卡车。

每一个拼命掌控局势的派系都知道宣传的价值，以及试图赢得民众支持的必要性。宣传的作用是逐步教育那些文盲群众并教会他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在许多情况下，群众被误导，其思考也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但重要的是他们正学着思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宣传者唤醒了群众并给他们上了一课，教给他们认识到自己具有的重要性，军事统治者也必须尊重与迎合他们的潜在力量。这种重要性的意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在成长和传播，并将成为民族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这是一件新鲜事，世代以来只有学者们才是重要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为神秘的天子建言献策。

一支50000人的广东军队，北上行军至遥远的河南省，行进过程中仅是一路掠夺吗？这一过程并不全是浪费和破坏。在此之前，广东人说着一种中国中部根本听不懂的语言，带有完全本省的地方性特征，但在行进中了解了其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学习了驻地的种种方言。这有助于打破狭隘的地方主义。

在军国主义扮演破坏性角色的同时，中国不仅在沿海省份，而且在内陆地区，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今天的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中国人的重视，这对于一直有着尊师重教传统的民族而言意味着更多。此外，中国教育正逐年变得更加容易，简化的学习方法正在不断被完善，在大城市里印刷机的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在考虑国内文盲占很大比例的情况下，书的出版数量应该说是惊人的，报纸和其他期刊的出版和发行量也都在增加。

人们对处境的绝望并没有导致一种致命的精神萎靡和彻底顺从；相反，它带来了一种对知识新的渴望，好像中国人有意识地要通过学习找到导致他们现在痛苦的理由和原因一样。

一个人身上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产生出像北京大学教授这样一类的人，虽然他们连续26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却仍然坚持每天在教室里上课。到了晚上，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来购买食物，他们把脸抹黑在吹着凛冽寒风的街道上去拉黄包车。

新疆是中国最偏远的地区之一，文盲率几乎为100%。全疆只有一家书店，一家报纸，每周出版一次的报纸只有53个订阅者。然而，1929年秋天新疆省政府的官员专程前往上海为该省的图书馆购买印刷机和书籍，这次旅行历时三个月，涉及的交通工具包括轿子、四轮车、河道舢板、驼队、铁路，最后还有轮船。

如果上述情形只是个例的话，那是不值得记录的，但它们并非个例而是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典型和特征。

我们能做什么来教育中国的亿万人民呢？很明显，只要内战还在继续中国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可用。

省会设在汉口的湖北省，其教育专员在1928年秋天发表了一项关于教育需求的调查，并公布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他说在这个省有320万名学龄儿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教育。为了给这些孩子提供哪怕是最基本的教育，他们也需要80500所新学校。计划中的教育质量到底如何可能要基于一个官方估计的事实，这80500所学校开放并运营一年需要1046.5万块银圆，平均每个大约招生40名学生的学校每年的经费只有130元。

即便一个省的教育拨款是如此微薄，但依然存在它从哪里来的问题。

南京政府教育部在1930年1月发布的一份正式声明中估计，中国有3700万学龄儿童，他们既不能读也不会写，而且也很少获得学习的机会。

据官方估计，为了给这3700万学龄儿童进行最基础的教育，中国将需要120万名经过培训的教师，即使不花一分钱用于修建学校或租赁校舍，每年的教育费用总共也需要2.6亿银圆。

中国目前有275所师范学校，38277名师范学生，他们正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教师。这些学校中只有位于北京的一所在招收女学生。平均每名学生每年费用仅为168.61银圆，折合下来还不到65美元。

乍一看，这些统计数据似乎令人绝望。但现实是中国在教育大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1906年，中国所有学校总共只有468220名大中小学生，其中只有286名是女性。在1929年，学生的总数增加到了6615772人，其中有417820人是女生。简而言之，在23年的时间里受教育的妇女和女童的数量增加到几乎相当于1906年所有在册男女生人数的总和，而大中小学生总数则增加了14倍。

甚至在***占领北京之前，南京政府就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大会，在此会议上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涵盖了至少四年的义务教育，绘制了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在大学学习研究的宏伟教育蓝图。不幸的是，这个计划与在***指导下由民族主义者制定的许多其他值得称道的计划一样毫无意义，因为内战吞噬了政府的所有收入。

1920年，当时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项教育计划，在不同类型的社区中强制实施义务教育的步骤如下：

1921年 省会城市和开放港口

1922年 县城和城市

1923年 500户以上的乡镇

1924年 300户以上的乡镇

19251926年 200户以上的乡镇

1927年 100户以上的乡镇

1928年 100户以下的村庄

不幸的是这个计划也没有了下文。只有在山西省，教育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29年，山西超过75%的学龄儿童真正进入学校学习，而且25岁以下的成年文盲都被强制要求到成人补习学校学习。这种学习班为期一年，学习汉语、算术和公民课程。江苏省也为推动一项为期10年的教师培训计划做了特别的努力，并批准了一项每英亩收取约0.4元的特殊土地税，每年将筹集超过550万银圆用于支持这项计划。

大众教育或千字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计划在30年内消除2亿的文盲。

千字运动为初学者提供了一套既便宜又方便的教育方法。四本教育读物总共只需要1毛钱，包含有1200个汉字的常用阅读词汇，一般不识字的成年人每天只花一个小时学习就能在四个月内掌握这1200个汉字。这一举措使这些千字学生阅读普通报纸和特别为他们写的大量关于文化和技术主题的书籍成为可能。

这四个月的学习以及它所带来的教育，当然只是一个开始。但即便这样阶段性的学习，也使数百万原本只相信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人脱离了完全愚昧无知的生活状态。

在中国，到处都有示范村，甚至还有一些示范县。示范村和示范县的农民受到各种形式的教育，正在成为周边农村的学习对象。

一个对国家教育事业具有突出贡献的事件是，1929年中国人主办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000卷全部翻译成了简洁流行语言的图书，不仅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部分，而且还有数百卷世界上最好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涉及历史、地理、数学、医学、农业、体育等的综合书籍，甚至还包括一套三十卷的百科全书的万有书库。

这一整套出版物，零售价仅为350大洋，如此便宜的售价以至于那些贫穷和较小的城市也能买得起以作为他们公共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效果立竿见影，在六个月之内几乎有5000套被订购。部分省政府每省都订购了100多套，甚至中国海军的每一艘船上都配备了一套。

教育的普及使中国妇女从无知和屈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她们在那种状态中被囚禁了数个世纪。现在妇女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已经有许多地方正在开展激烈的游行示威，目的是要结束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并废除纳妾制和婢女制。

纳妾是旧的家庭生活制度的自然结果，在这种制度下婚姻是由父母或监护人安排的。儒家的祖先崇拜制度也使纳妾看起来很好、很适宜，因为男人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生儿子，这样父系家族才可能永远不会有断了香火的危险。

在***政权的统治下，离婚变得更加容易，而女性最终也可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继承财产的权利。

迄今为止，虽然还没有任何法律对那些有着多重婚姻或者购买小妾的男性进行过惩罚，但在中国要求通过法律维护权利的妇女组织却在不断地涌现。

当今，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人们对节育制度的利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一些年轻激进的***者鼓吹和实践着自由恋爱。被称为临时组合的现象正日益流行并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这也成为许多中国出版物严肃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

对中国来说，某种形式的节育似乎最终是必需的，它应该会带来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据目前存在的一份不完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成年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9个孩子，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活到5岁以上。

这份统计宣称，这种过度的生育，往往会导致种族的衰败，而且可能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22岁的一个原因，而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为45.3岁，瑞士和挪威人为50岁，普鲁士人为39岁。

缺乏卫生设施、不懂现代医学知识、战争、饥荒、瘟疫这些都在缩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方面起着惊人的作用，但是如果平均寿命延长，根据目前的出生率人口过剩和快速上涨的生活成本将很快使这个国家陷入绝望的贫困。

许多多元化的力量最终会使中国改革进行得更好，但他们今天的力量还不足以保证使不断恶化的状况有任何前期的改善。

民族主义运动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影响得某些地区和某些阶层的人们在精神情感上趋于统一，而且一些外国乐天派已经被引导得相信，中国和土耳其一样将经历一场迅速和彻底的浴火重生。

本书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描写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情形。既有对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天灾人祸等情况的描写，也有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图景、小客栈、外国商人等情况的描写。总之，《美国记者眼中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部了解二十世纪上叶中国社会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