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饥荒与鸦片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饥荒、战争和瘟疫这些改变人口过剩状况的残酷方式，一直在中国发挥着作用，而现在鸦片更是雪上加霜地与这三种导致普遍痛苦的根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这四者都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破坏作用，但从结果来看，除了不能确定中国人口是否真的减少了之外，其他种种对道德和伦理的恶劣影响都已经呈现了出来。
如果选择特定省份和地区的数据，那就很可能得出今天的人口确实比共和国刚成立时少了的观点。但在东北这个相对安定的地区，老百姓强大的生殖能力并没有受到抑制，人口反而有了巨大的增加，这可能会抵消一些动荡地区人口减少的后果。
就像中国的人口在和平、富裕和卫生的条件下会不断膨胀一样，世界上其他地区在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之时将会发生什么呢？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也许要花上一个世纪甚至更长久的时间，才能让沿海省份远离祖先崇拜的制度，从宗教的立场来看，祖先崇拜导致多子大家庭的产生不仅是令人感到满意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少数例外，中国的统计数据只不过是或者精明，或者愚蠢的主观推测而已。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中国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九个孩子的统计结果。今天中国婴儿的死亡人数非常多，即使不包括因饥荒和战争而造成的死亡人数，那里的死亡率也远远高于正常的水平。但是，一旦那里的人们实现了和平安定和健全的管理，却还没有被教导要舍弃过去多子多福的大家庭观念，那么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必将经历一个明显上升的阶段，这应当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严重关切。
由E. P.比克内尔上校领导的美国红十字会，应胡佛总统的要求对1929年夏天中国的饥荒状况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分清楚这里的饥荒究竟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导致的，或者是由于二者令人不快的结合。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不是现在才出现了食品供应短缺，而是数十年来一直如此。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方面是如此落后，她的那些军阀无不忙于垄断或者毁坏由外国资本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建设成果，而在这片广袤面积的土地上，有些地区正周期性地经历着食品短缺，以及由此引发的居民不同寻常比例的营养不良，和成千上万因实实在在地忍饥挨饿而导致的死亡。
这样就发生了下列一些荒谬的情况，当一些职业的鼓动家正忙着向美国人民呼吁应当建立一个旨在为甘肃、陕西、四川、山西等地因饥荒而垂死的民众提供救济的基金时，中国的东北可能正在大量出口种植在温带地区的粮食，华南地区也在通过出口大米而获利。
针对中国的救援议题差不多总是带有争议，而最近在理智的政客和受情绪左右的团体之间所进行的争论不仅观念相左，甚至恶语相向。
一方宣布，世界上其他国家必须为那些受苦受难却又无法自救的人提供无偿的援助。另一方则坚称，向那些事实上并没有遭受食物短缺，而且每年还花费数亿银圆进行内战的国家送钱或者送食品，简直是愚蠢透顶的行为，那里只不过是军阀的内战中断了铁路运输，并使得相当数量的粮食无法运送到缺粮的偏远地区去。
中国人民通常对那些反复出现、几乎是接连不断的饥荒有着一种奇特的超然态度。也许这只是本能的反应，因为据估计即使没有灾荒，中国每年仍然有超过200万的人口死于饥饿。对于这个普通民众只能挣扎地生活在生死线上的国家而言，饥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一位生活在上海的百万富翁，几年前曾担任一个由外国人组织起来、意在缓解甘肃部分地区饥荒的救济委员会的委员，他所秉持的超然态度，可以说是中国人看待这个问题的典型例子。
这个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浏览了获得的统计数据，然后决定呼吁美国民众给予中国人民几百万美元的援助。一位头脑冷静的美国人随后提出，如果能展示中国最大的、最富裕的城市里人们正在做哪些事情来帮助他们的同胞，那么美国的反应就会更加迅速。然后，他转向了中国这位百万富翁并请他牵头来做这件事情。这位富有而文雅的绅士站起来宣布他无能为力，这令在场的所有富于同情心的人们感到震惊。他说：如果救援不到位，这个省也许会有200万人饿死。然而，在这个人口过分稠密的地区，今年新出生的人口将超过正常死亡人数200万人。
饥荒救济委员会的热情瞬间就像被捅破的气球一样被泄尽了，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下再也没有人去呼吁美国的民众募集资金了。
在中国要想读到闹饥荒地区的报告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穿越闹饥荒的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想用这样的方式决定外国是否给予援助也是不明智的。于是只好耸耸肩说：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然而在1928年初春，山东发生了一场饥荒。美国民众被呼吁起来捐款以帮助那里的饥民。在山东的省会济南府，有超过28000名来自受灾地区的饥民成群结队地到这里寻求避难。他们在城市周边的溪谷沟壑里安扎了下来，用编织的稻草搭起了矮小简易的帐篷，尽管寒风凛冽，雨雪交加，人们也只能睡在裸露的地面上。这28000名可怜的难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碗加了盐却没有任何肉类和蔬菜的热小米稀粥。
尽管这28000名衣不蔽体的难民在他们省会的城门外冻得瑟瑟发抖，山东省长还是为庆祝他宽敞的衙门里安装了一套价值50000美元的中央供暖系统，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在那次宴会上，客人们使用的是一套价格为40000美元从比利时特别定制的雕花玻璃餐具。
从整体上看，山东省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食物短缺，那个时候，在距离并不遥远的长江流域，大米的价格反而比十年前还便宜。但是，该省的一部分地区在夏季到来之前滴水未降，而在此前一年里农作物的收成也并不好。山东省的税务稽查人员来到了干旱地区，没有钱的人们只能拿他们储藏的粮食来顶替现金，当他们连足够的余粮也没有时，士兵们就拆毁他们的土房茅舍，并从里边拉走了还算值钱的木头大梁和檩子。整个地区的村庄都被废弃了，没有了屋顶的房子就那样露天矗立着，而从民众那里榨取来的钱财，都被用来购买中央供暖设备和那套雕花的玻璃餐具了。
后来这位省长被***的军队赶出了山东，流亡到了日本。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农民希望他能重新掌权并感叹着那过去的好日子，虽然当年的税收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但和今天的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进行援助就相当于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政。如果这位省长还继续掌权，而且整个情形并没有因国外的援助而得以纾解，那么，绝望而疯狂的人们站出来反对他，是迟早一天都会到来的事情。把募集来的资金作为饥荒救济基金用于恶政当道的地区，并非对饥饿人群的真正怜悯，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把钱补贴给了一群流氓，并使他们得以掌权。每一次危机的临时纾解，仅仅是推迟了中国人民采取行动起来反抗沉重压迫、推翻罪恶剥削日子的到来。
然而，如果任由他们忍受苦难直至忍无可忍最终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可能就会变成红色。
在沿海地区，缓解苦难的成本近乎荒谬的低廉。例如，在北京，救世军通常会在冬季救济约35000人，施舍给人们每人每天一碗稀粥，养活30个人一个月的成本仅需要中国货币53分。这包括谷物、盐和炊事用的燃料，一天每人用来煮粥的定量供应是七盎司的干粮。
但在偏远的饥荒地区，救灾的成本就要高很多。1929年秋，陕西省小麦的价格已由通常的133磅8块大洋涨到了60块大洋。那里又一次因为各派武装你死我活的战争而将铁路切断，并使那里成为孤立无援的地区。
在甘肃省西部的偏远地区，运输成本已经上升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牛、马、骡子都被军队或土匪赶走或者吃掉了。在兰州地区，运输短短80英里1200磅谷物的花费高达70美元。
在这种情况之下，穿越六盘山区的商路被人们哀叹为死亡之路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调查人员的报告中提到：1929年的秋天，这条跨越了9000英尺高度的商路沿途到处都是尸体，那都是想要去有食物的地区乞食，但却死于虚弱和饥饿的人。
在陕西的大都市省会西安府，1929年10月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外国的饥荒救援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只给那些看起来还算强壮的能够挨过整个冬天的人发放食物。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提供给所有的人，救援人员不得不承认，拿宝贵的粮食去帮助那些虚弱、生病或者残疾的人只能是一场徒劳，那些人的生命顶多只能持续几天或者几周。
尽管面对的是如此凄惨的情境，但在比克内尔上校的报告中，红十字委员会还是勇敢地建议，不要给中国的饥荒难民提供任何援助。这个建议是在一篇曾经公开印刷的、关于中国动荡局势异常简明而深刻的摘要结尾处提出来的。这自然招来了所有的曾经年复一年地设想中国将在一个稳定政府的统治之下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多愁善感者与空想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作为结果，比克内尔上校的报告立刻变成了一份最为重要的政治文件，一段时期，给了人们迫使南京当局采取某些切实的努力，去逐步改善现况甚至促使国内冲突得以停止，以便让中国在世界面前多少能够保留些面子的希望。
但遗憾的是在报告公布半年后，中国南京政府几乎没有为自己的饥民做任何事情，而国内的和平前景依然渺茫。未来访问中国的调查委员会也许会发觉，他们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当然，一部分美国人也将会因此而比过去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
不要尝试一次就把中国全部的真相都告诉美国人民，一位极其精明的远东事务评论员建议道，第一，他们不会相信你。第二，他们的胃口实在太虚弱了，根本不适合你奉上的新闻大餐。
红十字会的报告虽然引起了大多数中国媒体和所有政客的不满，但却因及时、大胆的报道，而受到了大多数外国在华媒体的欢迎。南京政权使用了许多不当的措辞谴责美国红十字会，但他们自己又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来驳斥红十字会发现的种种真相。最后认为这份报告是帝国主义者不希望中国***取得成功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这份报告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撕掉了南京政府宣传部门试图掩盖中国真实情况而编造的一切谎言。
一本中国人编辑主办的期刊充满勇气地加以评论道：中国人无法否认美国红十字会报告中所展示的那些不光彩情况，报告中提到了外国的援助之所以没有被批准是由于中国缺乏一个稳定的政府，军阀、盗匪的横行勒索，还有涸泽而渔的赋税。
如果这份报告能够敦促中国政府投入精力，以改善目前的***势并采取有力行动来缓解饥荒，而不是耗费数百万财富，来进行鸡零狗碎只为一己私利的内战。那么，人们所期盼的就不仅是减少多年来对饥荒的恐惧，而且还包括提升全中国人民的士气。
虽然有一些中国报纸谴责该报告是冒失无礼的，但没有谁可以否认所述情况的真实性。上海发行的《中国时报》坦率地承认：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军阀一如既往的暴虐专制，我们的盗匪依然猖獗，没有法律依据但却严苛的税赋依然多如牛毛，我们的民生疲敝和财政枯竭依然如故。总之，国内的情势反复无常、矛盾重重，在刚才列举的事情当中有一件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已经改进过了吗？
在中国一个与饥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是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广泛吸食，这显然与政府的默许态度分不开，甚至可以说就是官方公开纵容甚至鼓励的结果。
吸食毒品不仅让那些瘾君子变得一贫如洗，并因此而降低了数万人的实际需求曲线，而且如此之多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收割鸦片，事实上也减少了农村粮食的总产量，这成为许多地方引发饥荒的直接原因。
正如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样，鸦片泛滥的症结最终也指向了军事独裁的制度。当军阀所课征的税赋，高到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窘迫的农民就开始种植罂粟了。甚至有些地区的土地不得不按照军阀指定的比例种植罂粟，并因此而不得不支付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更高的赋税。
在近现代的中国虽然从来没有真正根除过鸦片，但曾经一度对它的毒害有过比较好的控制。而现如今中国鸦片的生产即使没有超过以往，至少也已经达到这个国家从前的种植规模了。
几年前，很多地区唯利是图的农民，冒险将罂粟与粮食隔一行间一行地交替种植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行政官员来调查并且强令铲除罂粟花，农民仍然能够留下一半的粮食作物。
1930年，许多地区的整座山谷当中都种植着罂粟。在安徽省罂粟的毒害尤为严重。官方围剿的举措在征收了那些种植鸦片的村庄每英亩土地200块大洋的税费后就戛然而止了。只要充当清剿代理人士兵们没有把收获物全部没收走（然后出售），即使如此之高的税赋还是给农民们留下了巨大的利润。
当中国政府在日内瓦或者其他的国际场合，被谴责应当对目前国内大量人口的毒品成瘾负有责任时，尽管其辩护者会大声地以不实之词抗议其他国家，但真相还是会在不经意之间偶然地呈现在官方的报告当中。
例如，1929年9月总部设在汉口的湖北省财政厅在其官方收入报告中显示，湖北当月的税收收入中有三分之二来自鸦片。该省当月总收入大约是300万银圆，其中，酒和烟草的税收为5万，盐税为5万，印花税为6万，鸦片税则将近200万。
1929年9月，当湖北省政府拼命从民众身上压榨资金的时候，汉口24个最大的鸦片交易商经过商议后决定，一年中每月缴纳13万大洋来联合垄断当地的鸦片贸易，以此来换取不受腐败官员敲诈勒索的保证。据当地发行的一份曾冒失地批评官场的中国报纸《武汉报》报道：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商贾之外，仅汉口一地还有714家已知的烟馆在公开地向公众售卖鸦片。
在遥远西部的四川省其鸦片的产量开始急剧增加，这些鸦片要想到达汉口、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其他大城市，必须通过长江上的咽喉水道。1929年9月，上海的中国媒体大胆地披露，这种毒品运输方式事实上产生了巨额的税收收入。
受到点名指责的鸦片清剿局位于长江咽喉水道下游的宜昌市，它是由军事长官所任命的文职官员在士兵的协助下开展工作的。一时之间，士兵和文职官员对四川来的所有货物都进行了严格的搜查，但是，当那些被发现的鸦片，以目前批发价（每石约等于133磅）缴纳了或者现金，或者实物的750块银圆的税款之后，它们被允许继续上路了。那些被鸦片清剿局没收的鸦片也并没有被销毁，而同样是卖到了长江下游地区。
在偏远的贵州省常常会见到满载着鸦片的毛驴车队，这种运输方式事实上受到官方的保护，这可以从长期以来省里的军队一直押运有利可图的毒品车辆以防止土匪抢劫得到证实。在贵州的大多数城市，大烟店都明目张胆地悬挂着醒目的标识，它们知道除了税吏的到访不会有任何官方的干预。
从中国南部的广东地区到靠近东北与西伯利亚边界的松花江河岸，罂粟都是公开种植的，而在中国各地鸦片交易产生的一系列税收，合计起来则必定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种植罂粟的农民需要支付特别的税款；当种子销售之后需要交纳税款；生产加工鸦片的人需要交纳新的官税；批发商必须缴纳重税；经营大烟馆的人需要每月为他经营场所当中的每一杆烟枪支付特殊的税款；最后不幸的瘾君子们通常也会隔三岔五地被处以罚款。
直到1930年初都在担任香港总督的塞西尔克莱蒙蒂先生曾在公共场合宣布：如果中国停止种植鸦片，那么吸食鸦片之风就有望在一年半载的时间内刹住。这番表述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国内罂粟的种植，毒品鸦片的价格就会飙升到很高，只有富人才能继续为吸食鸦片的习惯买单。
对于出生在这个时代遭遇不幸的数亿中国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自己的官员不仅不能把他们从冻饿而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反而制造了种种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难以理解的恶政和内战的状况。然后，为了继续他们毫无意义的争斗，又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而使其堕落。
本书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描写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情形。既有对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天灾人祸等情况的描写，也有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图景、小客栈、外国商人等情况的描写。总之，《美国记者眼中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部了解二十世纪上叶中国社会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