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 第三章
俄军撤离波罗底诺后，驻扎于菲利附近的地区。叶尔莫洛夫策马视察了阵地后，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上打仗是不行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让他再说一遍。当他说完后，库图佐夫把手伸给了他。
“把手伸给我，”他说。他把那只手翻看了一下，摸了摸脉，说道：“你不舒服，亲爱的。想想你说些什么。”
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关六俄里处下了马车，在路边一张长凳上坐下。一大群将军们聚在他四周。莫斯科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在其中。这群精英分成了小组，互相议论阵地的利弊，部队的状态，各种不同的方案，莫斯科的现状，总之是关于军事问题。大家觉得，虽然没有被赋予讨论的使命，也没有这样的名目，但这就是一次军事会议。谈话始终保持在这些共同的问题范围内。要是有人透露或打听私下传闻，声音就低了下来，随之又立即转到共同问题上。没有戏谑，没有笑声，连笑容也不曾出现在这些人中间。大家努力保持高贵的身份，各小组虽在分开议论，又都努力保持与总司令的近距离（他坐的长凳成了各组的中心点），声音总要使他能够听得到。总司令在倾听，并时而询问他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但未参与谈话，也不表示意见。他大部分时间听一个小组的谈话，然后神情沮丧地——仿佛他们谈的完全不是他想了解的那样，——转过身去。一些人议论选定的阵地，但不就事论事，反而评论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在证明，早就铸成了大错，本来应在前天发动战斗；另一些人谈的是萨拉曼卡之战，身着西班牙军装刚刚到来的法国人克罗萨叙述颇为详尽（这名法国人同在俄军服役的一些德国亲王一道，分析了萨拉戈萨城之被围。①曾经预料过也会那样保卫莫斯科的）。第四圈人中，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谈他决心与莫斯科义勇队一道捐躯于城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惋惜他当时处于情况不明之中，如果他先就知道是这样，情况就会不同……。第五圈人阐述了他们战略设想的深刻性之后，讲了部队今后应向何方运动。第六圈人则言不及义。库图佐夫的面容越来越焦虑消沉。从这些人的所有谈话中，库图佐夫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是没有任何兵力上的可能性的，照其意义充分讲来就是如此，即是说，其不可能的程度很大，假如哪个昏聩的总司令下达了作战命令，也只会出现一场混乱，而战斗仍不会发生；不会发生，是因为高级军官不仅承认据守之不可能，而且在谈话中只讨论无疑要放弃这场防守战之后的事态。军官们如何能率领士卒奔赴他们认为不可能打一仗的沙场呢？下级军官，以至士兵（他们也议论纷纷）同样认为据守不可能，因此不能明知失败而去硬拼。若谓贝尼格森坚持过防守战，其他人还加以讨论过，则此刻这一问题本身已无意义，其意义只在于作驳难和陰谋的藉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①一八○八年法军围攻西班牙萨拉戈萨城，该城防守数月才被法军攻陷。
选好阵地的贝尼格森，热烈地表现了一番爱俄国的爱国精神（对此，库图佐夫只得皱眉头）之后，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明白如昼地看到了他的目的：如果保卫战失败——把过失推给库图佐夫，是他不战而回师麻雀山，但假如成功呢——则记在自己帐上，要是不采纳建议么——则可为自己开脱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这一陰谋现在已不能使老人有所触动。一个可怕的问题抓住了他，怎样解开它的答案，他还未听到过谁说出来。这个问题现在仅仅是：“难道放拿破仑到莫斯科的是我吗，是我什么时候放他进来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当我向普拉托夫下令撤退的时候，或是前天晚上我要打个盹、命令贝尼格森处理军务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吗？……但是在什么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呢？莫斯科该放弃，军队该后撤，所以必须这样下令。”下达这道可怕的命令，好像与拒绝就任总司令是一回事。可是不一样，他爱掌权，也习惯于掌权（驻扎于土耳其时，作为僚属，他对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受到的尊敬艳羡不置）；他相信他肩负拯救俄罗斯的使命，谨此之故，才违背皇上的旨意，顺从民心，他被遴选为总司令一职。他相信，唯独他一人能在此危难之际充当元戎之任，全世界也唯有他一人能无所畏惧，承认不败之拿破仑为己之敌手；但是，一想到他必须下达的那一道命令，便不寒而栗。应该决定些事情呢，应该制止他周围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谈话了。
他召拢几个为首的将军。
“Ma tête，fut－elle bonne ou mauvaise，n'a qu'a s'aider d'elle－même．”①说过之后，他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乘马车去菲利，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①法语：我的脑袋不管是好是坏，也只有依靠它了。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